沒有名字的身體(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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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我們學校的樣子:很大的校園,一半以上的麵積是菜地和樹林。菜是油菜和蠶豆,樹是梧桐和水杉。春天油菜花開的時候,滿校園金黃,蜜蜂會嗡嗡地飛進我們的教室,引出女孩子聲聲尖叫。五月蠶豆花開,紫色的小花甜津津的,大概學校裏每一個學生都嚐過那花朵的滋味。校園餘下的一半麵積,四分之一蓋滿了教室,四分之一是教師及學生的宿舍。灰磚灰瓦的平房一排挨著一排連綿起伏,很是壯觀。校園的周遭是河,有水泥橋和木橋分別連通學校的前門後門。冬天河水很淺,冰麵結結實實,我們上學的時候就不從橋上走,直接從冰麵上滑過去,很刺激。夏天水大了,偷著下水戲耍的人很多,學校三令五申不準遊泳,沒用,直到有一天淹死了一個剛進初一的小孩子,大家才怕起來,再沒人敢下河了,擔心死鬼在水下麵拽他。

十三歲的那年我開始發育,個子長得跟我母親平齊,胸前鼓出兩個尖尖的小包,把手放上去,能夠摸到裏麵硬硬的腫塊。我以為我得病了,生了腫瘤,很是慌張,支支吾吾地告訴了我母親。母親伸手摸一摸我,什麼也沒說,隻告訴我:“沒事。”第二天她上街買回兩個小號的乳罩,白色府綢布的,讓我戴上。我不知道怎麼戴,拿著乳罩發愣。母親二話不說,一把抓住我的衣服,從頭頂扯下,然後替我戴上乳罩,扣好背後的鈕扣。

那天上學的時候,我又偷著把乳罩取下來了。乳罩絲毫沒有減輕我的羞恥心,反而讓我的胸部明顯地挺了起來,把我衣服的前襟都頂出了一個弧度。我無臉見人。後來我沒有辦法,自己動手,用碎布頭粗針大腳地縫了兩個乳罩,前麵是平的,完全地束縛住了我剛剛發育的胸部。我母親看見了,什麼也沒有說。大概她少女時代也有過同樣的經曆。

我的頭發變得烏黑濃密,天熱的時候,因為發根裏透不進風,很容易發餿,走在太陽下,我自己都能夠聞到那股熱烘烘的酸味。母親摁住我的腦袋,死命地給我洗頭發,洗得不耐煩起來,索性操剪刀給我剪了個短短的“運動頭”。她剪完了對著我左看右看,好像不夠滿意,又押著我到街邊的理發店,讓一個看上去和氣的老師傅給我再修一修。“打薄!不要舍不得下手,她的頭發太多了。”母親說。她監督著老師傅擺弄我的頭發,嘴裏反複念叨這句話。

很多年中,“把頭發打薄”成了母親對我的發型的惟一要求。因為聽母親說得太多了,我有了很深的自卑感,在別人盯著我看的時候會臉紅,總以為人家是看我頭發的,而頭發太過濃密是蠢笨的標誌。

現在我的頭發已經日漸稀疏。去理發店修整頭發,年輕的理發師會撥弄我的頭頂,提醒我說,要保養啊。我有時候會想,如果有一天頭發掉光了,我是戴發套好呢,還是去醫院植發好呢?我有點拿不定主意。

我的個子瘦高,胸部扁平,兩肩微微地有一點佝僂,剪著男孩一樣的運動短發,緊抿著嘴角,目光嚴肅地在校園裏走來走去。沒有人注意我,也沒有人對我有絲毫的興趣。

直到有一天,發生了那件令我無地自容的事情。

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第一次來了例假。

我來了例假。我出血了。我的褲子已經濕了一片,黏糊糊的,冰涼涼的,甚至沉甸甸的。我知道我是來了例假,我的母親在此之前曾經不止一次地詢問過我,告誡過我。我沒有想到例假會對我這樣無情,像戰爭一樣襲擊了我,把我弄得措手不及。

我靠在教室外麵的山牆上,後背緊貼著牆麵,不敢動彈。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上課鈴已經響過了,同學們都走進教室了,剩下我一個人麵對操場站著,孤獨而且絕望。我感覺血還在往下流,順著腿根,螞蟻一樣地爬行,癢絲絲的。我的腰骨和小腹都在隱隱疼痛,酸脹,像是墜上了沉重的鉛砣。我在想,我怎樣才能讓自己死掉,因為人死了就可以不對自己負責,那時候,別人怎麼嘲笑我羞辱我,我都可以置之不理了。

陽光很好。油菜花金黃一片。成群的蜜蜂在花叢中盤旋起落。幾隻粉蝶夾雜其中,像飄來飄去的紙片。從教室前後窗裏傳出來此起彼伏的讀書聲。我聽出我的語文老師的聲音了,他在領誦一首毛主席詩詞,用他的帶濃重鄉音的普通話,讀得抑揚頓挫,非常賣力,也因此聽上去非常滑稽。他是個瘦高瘦高的老頭兒,我想像他駝著個背,一手抓著課本,一手別在背後,按住翹起的衣服後擺,在教室裏來回走動,頭一點一點的樣子,心裏忽然湧出一些淡淡的惆悵,好像我以後再也見不著他了似的。

這時候,他看見了我。他穿著一身藏青色中山服,黑色布鞋,胸口的衣兜裏別著鋼筆,肘彎中夾了幾本書,從辦公室的廊下繞出來,大概準備走回宿舍去的,突然間看見了壁虎一樣緊貼在山牆上的我,遲疑一下,改變了方向,穿過油菜地裏的小路,向我走過來。

他一定覺得奇怪,正是上課時間,這個小女孩怎麼會孤零零地站在這裏,滿臉惶惑,一副受苦受難的模樣。也許他以為我是犯了錯誤,被老師罰站在教室外麵反省。或者我自己做賊心虛,不敢走進教室。總之,我的孤獨無助的形象肯定不同尋常,他是老師,不能不走過來關心一下,問個究竟。

他那時還不認識我,因為他是高中的化學老師。可我認識他。我知道他是從北京的名牌大學畢業之後分配過來的,之前在海邊的一個農場勞動過兩年。他新婚不久,妻子也在我們學校工作,當打印員,專門打印講義和試卷。他會拉手風琴,笑起來的時候眉眼燦爛,牙齒潔白,左邊臉上還有一個很深的酒窩。其實也不是真的酒窩,是小時候跌跟頭磕了腮幫子,留下這個凹坑。他喜歡用五顏六色的粉筆寫下整黑板的化學公式,使聽他課的學生能夠記憶深刻。值日生在上完他的課後總是遲遲不擦黑板,原因就是那些公式寫得太漂亮了,它們像盛開在教室裏的花朵,怎麼看心裏都是舒服。

我認識他。關於他的細枝末節經常在女同學當中傳來傳去,引出一些沒來由的興奮。高年級的女生甚至會三五成群守在他走過的路上,故意拿一道化學題問他,然後等他走遠之後,瞄著他的背影,瘋瘋傻傻地笑。我實在不知道她們笑些什麼,但是大家都那麼注意他,我就不可能對他沒有印象。

他走過來的時候我很慌張。我往山牆上貼得更緊,恨不得頃刻間變成一道水流,被牆縫“嗤”地一聲吸收進去,無影無蹤。我的麵孔繃得十分嚴肅,眉頭皺著,目光中全是警惕和戒備。我在想,如果他發現了我褲子上的血跡之後,我要不要往牆上一頭撞死。就這樣,歪著身子,往前麵猛跨兩步,再衝回來,腦袋對著牆,“咚”一下子,完事大吉。

我把所有的動作細節都想好了。應該說我是個有條不紊、思路清晰的人。

他停在我麵前,看了我一會兒,忽然笑起來:“你猜你像個什麼?小刺蝟。你要是身上有刺,肯定是一根一根張開來的。這麼緊張,為什麼?”

我把嘴巴抿得死緊,不說話。我期盼他問不出話來,就走過去,不再管這個閑事。

“啞巴?聾啞人?”他故意逗我,還彎下身,看我的嘴。

我笑不出來。我天生就不喜歡笑,現在更不可能笑。

他輕輕地“哦”了一聲,大概感覺事情有一點複雜。歪著頭想了一下之後,他問我:“哪個班的?要不要我叫你的班主任來?”

我瞪著他,拚命搖頭。

“要不然先到我的辦公室去?你看你站在這兒多不好,等一會兒下了課,南來北往的老師同學都會看見你,他們會奇怪,你也會難為情。”

他為我描述了一個可怕的場麵,我一想到不久之後被眾人圍觀的場景,真是絕望到了崩潰。我的兩條腿開始發軟,身子飄浮起來,不由自主地順著牆壁往下出溜。他上前一步,及時攬住了我。這時候他盯住我的身後,眉毛揚了一揚,顯出驚訝的樣子,因為我的身體離開牆壁之後,牆上留下了一處隱隱的血痕。

他開始明白了。

他明白了之後,動手把他自己的上衣脫下來,裹在我身上。他的衣服一直拖到我的腿根下麵,恰好遮住了那塊羞人的血跡。然後他拍拍我的背,柔聲招呼說:“跟我走,我愛人在家,她會幫你。”

我乖乖地跟著他走了,像他腳邊的一條小狗,一道輕得沒有分量的影子,一粒粘在他身上的灰塵,一抹趴在他肩頭的陽光。我裹緊了他的衣服,輕輕鬆鬆地走,定定心心地走,安安逸逸地走。在那一刻,他是我的主宰,我的神靈,我的父親,我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給了他,沒有一絲羞慚和疑惑。

“你那時候這麼瘦。”有一次我們愛過之後躺在床上,他用手在我的身體上比劃了一下。“你的目光那麼嚴肅,身架輪廓卻完全是小孩子的,看上去很不吻合。你跟在我後麵走,腳步子細細碎碎,也是小孩子走路的那種動靜。我沒有回頭,但是我聽得出來。我心裏在笑,還有點感動,有些不同尋常的念頭,好像我從此對你有了責任。”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已經是九十年代,距我們相識相愛,差不多過去了二十多個年頭。

我沒有說話,往他身邊更緊地貼了貼,臉埋在他的頸窩裏,額頭頂著他的下巴。我聞到他皮膚的溫暖,就像春天走過油菜花地時,從陽光曬熱的土地上升起來的暖意,有飽滿的水氣,也有青澀的莊稼味。

床頭手機響了。他歉意地對我一笑,拿了手機,到衛生間去接電話。他不喜歡當我的麵聽下級彙報工作,或者作一些布置和指示。他離開床邊時隨手披了一件睡衣,從後麵看上去,腰背依然挺拔,歲月沒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跡。

我靜靜地在床上躺著,聽見洗衣機在廚房裏自動工作的聲音,先是電機轉速漸緩漸停,片刻之後“哢噠”一聲響,跟著水流嘩嘩地衝出,泄進下水道,洗衣機的肚子裏發出咕咕的歡鳴,好像一個人排泄順暢之後的手舞足蹈。

如果一切安靜,我在床上甚至能夠聽到冰箱壓縮機工作時的輕微轟鳴,嗡嗡的,綿長而均衡的,對耳膜不造成壓迫,反而讓人的心裏平靜和安適,無端生出一些對寂靜生活的感激。

我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地就這麼躺著,耳朵靈醒,心也很靈醒,心裏想到很多久遠的事情,有一道看不見的水流在我的心裏緩緩漫溢,偶爾湯泱起來,我整個的身體就跟著飄浮了,搖蕩了。

對他的妻子,我並不陌生。事實上我跟她不止一次打過交道。我的記憶裏,七十年代初期好像沒有統一的中學教材,我們書包裏的課本大部分是講義,有上麵發下來的鉛印的,也有我們學校老師自己編寫,然後用油墨印出來的。我是我們班裏的學習委員,他妻子是油印室的職工,每學期開學的日子,我會從她的手上領取講義,然後抱著回教室,發給每一個學生。

她長得異常嬌小,我十三歲那年,起碼比她高出半個腦袋。她有一張飽滿光潔的娃娃臉,臉上的皮膚粉白紅潤,鼻梁扁平,鼻頭卻有趣地翹了起來,嘴巴總是微微嘟著,嘴唇鮮嫩潮濕,半開半合,看去欲念十足,好像小孩子時刻盼望從大人手裏得到糖果那樣。隻是在她笑起來的時候,才能從她眼睛周遭看到細細的皺紋,知道她實際上並不年輕了。

她很認真,每次我去領取講義,她都不厭其煩地詢問我的班級和老師的名字,確信無誤之後,拿鑰匙打開櫥櫃,把我需要的講義抱出來,當我的麵再一次點數。她的手同樣很小,但是皮膚粗糙,手心手背滿是裂紋,指甲坑坑窪窪,灰白無光,跟她孩子樣的嬌嫩麵容相比,差異太大。有一次她發現我盯住她的手看,臉紅了一紅,說:“手上有油墨,每天都要用刷子蘸了汽油刷,就刷成這樣。”然後她把手藏到桌子下麵,指揮我:“這些講義,你自己點一遍。”

她不喜歡別人看到她糟糕的一麵,而且掩飾得這麼直接和笨拙,這使得她身上的孩子氣更濃。那時候我就知道了,她是一個脆弱和容易受到傷害的人。

那一天,她很樂意地從她丈夫手中接管了狼狽不堪的我。她把我領到她的臥室,用木盆對了熱水,讓我先脫掉褲子,洗一洗。我害羞,臉紅得發燙,僵直地站著,一動也不敢動。她就責備我:“怎麼不聽話呢?你在我麵前有什麼好怕的?”她認為我還是個小孩子,孩子在大人麵前不存在隱私,她叫我脫,我就應該脫,爽爽氣氣地裸露身體,然後由她指導著完成整個的清潔程序。

我最終還是照她說的辦了。因為緊張和難為情,我的兩條光腿上起了一層密密的雞皮疙瘩,膝蓋都僵屈得變了形。

洗去汙血,在她的幫助下,我使用了她提供給我的一切用物,最後穿上她的一條幹淨褲子。她的褲子我穿著太短,褲腳吊在腳踝上,褲筒晃晃蕩蕩的,走起路來像個演雜耍的小醜。她先是捂著嘴笑,然後放開聲音哈哈大笑,一直笑到撲在床上。我繃住臉,緊閉著嘴,不明白她為什麼要笑成這樣。她這麼笑的時候,我心裏其實非常別扭。

很多年之後,有一天,我忽然在辦公室裏接到她的電話。

她的聲音沒有太多變化,仍然是那樣細聲細氣,甚至嬌聲奶氣,完全就是個喜歡撒嬌的小女孩兒。“我昨天翻你老師的電話本,看見上麵有你的名字。你還記得我嗎?你聽出我是誰了嗎?”

我當然知道了她是誰。我有一點心跳,也有一點心虛,畢竟她是他名分上的妻子。

“原來我們都在一個城市住著!可是你一次都沒有來看過我。”她撒嬌一樣地抱怨。“星期天過來玩玩好嗎?星期天我們都在家裏,我讓你老師別出門。快二十年不見了啊,我真是想看看你現在是什麼樣子呢。”

我不能不去。我如果堅持不去,不知道她心裏會怎麼想。

我去的那天,買了一點禮物,是一個化妝品的禮盒。他出來開了門,臉上有欣喜的笑容,是發自內心的高興。他把那個禮盒接過去,放在沙發前的茶幾上,動作和神情也是水到渠成的自然。

那時候他已經是省化工廳的廳長,一個擁有碩士頭銜的高級領導幹部。

她從樓上走下來,穿著家常的睡衣褲,一隻手扶著欄杆,走得很慢,幾乎是一步一步挪動,比老人還要龍鍾。我知道她一直生病,但是沒有想到她的外形會有這麼大的改變。她胖得像個發麵團,是虛胖,暄暄的,糟糟的,腐白的皮膚一點光澤都沒有。我明白了她為什麼會客時也穿著睡衣褲,她隻能穿這個,商店裏肯定買不到適合她的其它衣服。她的那張臉還是娃娃臉,鼻頭圓圓的,嘴唇半張半合的,隻是臉盤比以前大了不止一圈。她的五官、皺紋、膚色和看上去天真的神情奇怪地組合在一起,讓人的心裏感覺怪誕,甚至有一點輕微的震撼。

她拉住了我的手,喘氣,笑,笑聲雖然斷斷續續,但是清脆。她仰頭看我,說我成熟了反而比以前漂亮了,以前太拘謹,老氣橫秋,不容易讓人喜歡。接著她抱怨她的身體,說她已經病退很久了,是腎髒的毛病。她吃力地彎下腰,撈起一隻褲管,用食指在腳踝處按了按,讓我看那個按下去很深的坑。她腿上的確浮腫得厲害。

然後她轉過頭看他,用一種嬌憨的口氣責怪說:“你怎麼不說話啊?”

他輕輕笑了笑,走過去為我的茶杯續上水。他走過我身邊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心跳,也許臉上還有紅暈,也不知道她看出來沒有。

她對我使用了不容分辯的口氣,就像二十年前她讓我在她麵前脫掉褲子時一樣的口氣:“你留下來吃飯,我讓阿姨去買菜。”

她搖搖晃晃挪到廚房,跟阿姨商量菜單,吩咐對方要買哪些東西。她的腦子很好,一樣一樣叮囑得很清楚,一點兒都不拖泥帶水。然後,等阿姨挎著籃子出門之後,她孩子氣地慫恿我們:“我們玩一會兒吧,打撲克牌好嗎?”

她拿出一副嶄新的牌,我們坐下來,玩“爭上遊”。她把牌分成均等的四份,放一份在旁邊,這樣就減少了猜出對方手中牌的概率。她玩牌玩得很好,也是真正的開心,不時還尖聲地叫,耍一點小賴皮。相反,我和他卻都有點心神不定,我的目光尤其忐忑。

阿姨做他們家的飯比較費事,每個菜都隻能夠先放一點鹽或是醬油,熟了之後盛出一小碗來,餘下的部分再加工到正常口味。那一小碗淡菜是給她吃的,她的腎病需要少鹽。

她幽幽地告訴我:“我吃了好幾年沒滋沒味的飯菜。”她把菜碗送到我麵前,堅持要我嚐一嚐。我實在不知道她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讓我對她的處境心生憐憫,然後出於人道主義的想法離開她丈夫呢?我這麼懷疑。當然這也很可能是我的做賊心虛。

那次拜訪之後的不久,好像就是三四個月的時間吧,他給我打來電話,隻說了一句話:“她去世了。”我一時無言,抓著話筒,聽見他在那邊的輕輕呼吸聲。我感覺他當時心裏有些難過,雖然她病了那麼久,去世也是早晚的事。

我始終不能確定,她是否清楚我和她丈夫之間的關係。

他心裏對此有一個什麼樣的了解呢?他從來沒有對我說過。

好像應該從這裏插進來說一說我的家庭。對於一個人一生的故事,家庭的影響至關重要。

我的母親是一個藥劑師。我童年留下來的第一個關於母親工作的印象,是她坐在縣醫院藥房的窗口,隔了玻璃和鐵柵欄,收進皺巴巴的處方箋,飛快地瞄一眼,扭身從背後的藥架子上取下一兩隻藥盒,有時候連盒子推出窗口,有時候要拆開包裝,從瓶子裏倒出一小堆藥片,拿白紙包成一個三角的小包,再推出去。

她那隻伸出藥房窗口的手,蒼白到近乎透明,手背上凸出的青筋像一條條纖細的蚯蚓,同樣透明的淺粉色指甲修剪得整整齊齊,指肚兒是尖尖的,有著異乎尋常的精巧和敏銳。

成年之後每次去醫院看病拿藥,我喜歡凝視那些醫生和護士的手。那些手,或者溫厚,或者精瘦,或者綿軟,或者靈動,但是無一例外都是潔淨的,細膩的,白皙和高貴的。

漿洗幹淨的白色帽子和口罩,使我母親原本平常的麵容中多了一些凜然不可侵犯的嚴肅。因為瘦,她的眼睛大得有點空落,形狀像杏核,尾端微微地吊上去。不是人們常說的那種“丹鳳眼”,丹鳳眼比較細長,帶著媚態,看人的時候容易產生親和力,討人喜歡。我母親的眼睛過於漂亮,就顯得厲害,不容接近,甚至是拒人於千裏之外的冰冷和戒備。

五十歲之後母親的麵容有了變化,她開始發胖,眼睛周圍的皮膚鬆弛下來,遮蓋了一部分麵積,眼眶的輪廓就變得小了一些,家常和通俗了一些。她的眼神也逐漸柔和,看人的時候目光還會漾開,透出一種心滿意足的笑意。這樣,母親終於成了平常意義上的母親,一個兒孫滿堂、衣食不愁的年老的女人。

我的哥哥,他完全承襲了母親家族的遺傳基因,有著同樣纖細的身材,蒼白的麵容,杏核形狀的漂亮眼睛。他是一個剛愎自用的人,從小就是。也許因為他聰明,讀書成績總是優秀。又或者是因為他的容貌太像母親,母親從他身上看到了另一個自己,因而對他寵愛有加,百依百順。我小時候見得最多的是母親謙恭地站在哥哥麵前,頭微仰著,陶醉一樣地看他,口中不住聲地問:“行不行啊?你說行不行啊?”我哥哥皺皺眉頭,轉身就走,甩下一句硬邦邦的話:“煩死了。”

我哥哥有一件黑色粗呢的衣服,是母親用我父親的一件舊大衣改製而成。我記得那衣服改成了立領,兩個很大的貼袋,同樣黑色的有機玻璃扣子。哥哥穿上這件衣服,再圍上一條舊舊的米色圍巾,蒼白,羸弱,又帶了一種說不出來的高貴,像極了電影裏三十年代的青年大學生。我母親手扶門框,腦袋歪過來,枕在手背上,目不轉睛地看著哥哥遠去的背影,輕輕地歎上一口氣。母親的那種神情,不是對兒子的,而是對她愛慕和崇拜的情人的,我總有這種奇怪的感覺。

我哥哥還有一雙白色球鞋,鞋底和鞋麵白得發青,是那個年代縣城裏很少有人穿用的。哥哥穿上那雙白鞋,形象立刻又有了變化,是一個頑皮可愛、活力十足的翩翩美少年的模樣。可惜縣城裏那時候都是土路,哥哥的白鞋隻要沾地,片刻工夫就成了灰鞋。哥哥就從他的腳上脫下來,責令我去河邊刷洗幹淨。當然再不可能洗到原先那樣的白了,所以洗好曬幹之後還要上一層白色鞋粉,很麻煩。我哥哥是個絕無感恩之心的人,每次從我手中接過擦洗幹淨的白鞋,他總要裏裏外外仔細地看,指出這兒還有一塊黃斑,那兒還有一片墨漬。他厭惡地瞥我一眼,說:“你能夠做好什麼呢?”

我恨這雙鞋。我恨我哥哥頤指氣使的口氣。有一個星期天,趁家裏沒人的時候,我在屋後的麥地裏挖了一個坑,把白鞋埋進去了。第二天哥哥去學校,死活找不到他的鞋,急得哭起來。我母親幫他找,甚至爬上梯子到房頂上看。我們鄰居的孩子惡作劇的時候喜歡把東西往房頂上扔。當然他們不可能在房頂上找到任何東西。

我摟著妹妹,靜悄悄地站在牆角。看著哥哥和母親忙亂一團的樣子,心裏好笑,有一點近乎惡毒的快感。

夏天收割麥子的時候,那雙鞋被盤結的麥根從地裏帶了出來,但是鞋幫已經腐爛,根本看不出鞋本來的顏色是白是黑。我哥哥走過去,用拇指和食指把爛鞋拎起來,舉著,看了又看。他心裏很是懷疑,但又實在無法確定這是不是他的那雙寶貝白鞋。我從後窗口看著他,他也回頭看我,我們彼此的目光短兵相接。最後他無計可施,悻悻地把鞋扔了,拍一拍手上的泥土,走回家來。

在很長時間裏,父親隻是我們這個家裏的一個符號。

他是一個優秀的外科醫生,縣城裏人人尊敬的人。能在他的手裏開刀治病是一種榮幸。經常有鄰縣的小車開過來,從我們家門口直接請走父親,一兩天,最多兩三天,再用小車送回到家裏。這時候,鄰居的孩子們圍上來看汽車,東摸西摸,一臉興奮。母親出門幾步,目送汽車絕塵而去,掠一掠耳邊的短發,嗬斥我們回屋寫作業,聲音嚴厲,神情卻是驕傲的,矜持的,鄙睨一切的。

父親的模樣總是疲倦,因為那一台接一台的手術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他回到家裏,坐在藤椅上,含笑地看著我們,一聲不響,仿佛疲倦得說不出話來。有時候,碰到沒有把握的疑難病症,他回家就翻書,指揮著我,把書櫥裏那些厚厚的、硬麵皮的醫書搬出來,坐在桌旁,一本接一本地翻,偶爾會捂住嘴,輕輕地咳嗽幾聲。

我喜歡聽父親的咳嗽聲,文靜,溫和,優雅,有書卷氣,讓人心裏隱隱地生出感動,覺得平安和熨帖。

父親不管家務。他的工資由母親代拿。他能夠說得出工資的十位數,卻記不起來個位數,更別提小數點後麵的數字了。但是在七十年代,小數點後麵的數字也很重要,有時候它就是一家人一天的夥食費用。

父親的特殊癖好是剪指甲。他給我哥哥剪,給我和妹妹剪,甚至給我母親剪。他看不得我們當中哪一個人的指甲長出來一點點,有一點點他都要剪掉,否則他坐立不安。他有一把專門修剪指甲的不鏽鋼小剪刀,刀口磨得飛快,收藏在他的書桌抽屜裏。平時不允許我們去碰。有一次我哥哥偷出來修剪蝴蝶標本的翅膀,用完之後忘了擦幹淨,刀鋒上沾了一點蝶翅粉末。父親發現了,把剪刀扔在哥哥腳下,責令他拿酒精棉花擦二十遍,還讓我監督。我當然樂意做這樣的事,端把椅子在哥哥對麵坐著,眼都不眨地看著他一遍遍地擦剪刀,還掐指頭數著,絲毫不予通融。我哥哥恨得咬牙切齒。

父親和母親一樣,身上都有一種去不掉的酒精藥水味。我想這是在醫院工作的人群的一種特殊標誌。聖潔中帶著神秘的氣味,因為它的背後隱藏著生命的秘密,肉體的秘密,愛情和欲望的秘密。

我妹妹生於“大躍進”之後的困難時期。因為營養嚴重不足的緣故吧,生下來的時候隻有四斤八兩,三根筋挑著一個頭,渾身的皮膚皺成一團抹布,我母親說她當時連多看孩子一眼的興趣都沒有。

體弱多病的妹妹在月子裏就開始折騰人,沒日沒夜地嚎哭,如果不抱她,她能夠哭得臉發青,嘴發紫,身子挺起來閉過氣去。我母親因此患了神經衰弱症,臉色越發蒼白,眼睛越發空落,有時候還會無緣無故地暈眩,躺倒。父親的身體也跟著走下坡路,早晨起床的時候常常會按著額頭兩邊的太陽穴,抱怨他頭疼。那一年我和哥哥都還小,非但幫不上母親的忙,相反還需要人照料。家裏麵簡直亂成一團,狼狽不堪。

母親是個聰明人,懂得“丟卒保車”的道理,當機立斷將妹妹托給了鄉下的奶媽,請那個好心的女人帶回家喂養。

六歲,妹妹要上小學了,母親才把她接回城裏。我還記得我放學回家第一次見到妹妹的情景:她長得矮小細瘦,臉色黃黃的,眼神怯生生的,頭上紮了好幾根小辮,頭頂一根,耳朵兩邊兩根,腦後還有豬尾巴似的一根。所有的小辮都纏上了粗粗的紅頭繩,猛一看像是頭上爬滿了可怖的蛇蟲百腳,叫人心裏起膩。她身上的衣服是家紡的紫花布,又長又肥,下擺一直拖到大腿,跟電影裏三十年代童養媳的裝扮毫無差別。

我父親看到妹妹的第一眼,就哭了。他覺得是他自己失職,才使妹妹弄成了這副模樣。他跟母親要了錢,小心翼翼牽著妹妹的手走進商店,替她買了一身墨綠色燈心絨的衣褲。我印象中那是父親第一次替家人買東西。父親挺會買,那身衣褲很洋氣,衣領飾有花邊,胸口還有繡上去的動物圖案。但是妹妹穿著新衣服一點也不好看,新衣服襯得她整個人更加拘謹和鄉氣。此後的好幾年中,她都不能和家庭和學校和同學融為一體,她看上去就是個鄉下的孩子。

“鄉巴佬兒!”我哥哥經常對著我妹妹惡狠狠地叫嚷。當然是父親不在身邊的時候。父親在,他不敢,他知道父親會維護妹妹。

鄉巴佬兒。這是一頂沉甸甸的帽子。我認為六歲的妹妹並不能明白這個稱呼的含義,但是她分明能夠感覺這個稱呼對她的壓迫,那種牛糞一樣巴在她的頭上、使她不能抬頭做人的羞恥。

她患上了輕微的自閉症。她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地坐在屋角,用一條肮髒的手帕疊小老鼠,不抬頭,也不跟任何人說一句話。

學校老師來家訪,對我母親說:“你的小女兒,她是不是有什麼病?”

母親變了臉色。不,她的小女兒沒有病,她很健康,甚至聰明,她就是內向,羞澀。

老師說:“要讓她說話。她不說話,誰也不知道她心裏想什麼。”

母親矜持地回答:“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那天傍晚父親回家後,母親卻憂心忡忡問他說:“我們的小女兒不會有什麼病吧?”

父親驚訝地瞥她一眼:“你說什麼呀?”

母親羞愧地閉住嘴,不再說什麼了。

前年春節,在母親家裏,吃過年夜飯,妹妹幫母親收拾桌子,撣塵,拖地。一不留神,拖把的後柄捅到了站在她身後的哥哥的腰上。哥哥當時沒有太多的疼痛,片刻之後,他拿出撲克牌準備陪母親“鬥地主”的時候,忽然彎下腰,手捂著肚子,臉色煞白,額頭冒汗。

家人慌忙送他去醫院,一查,脾髒破裂。

春節全家都沒有過好。妹妹像個罪犯似的,整日守在哥哥床頭,喂飯喂水,眼淚汪汪。

我哥哥那時候已經變得謙恭卑微了,三十年的歲月磨去了他身上所有的傲慢和驕橫,他的頭頂微禿,鬢邊花白,昔日漂亮的眼睛膽怯地隱藏在層層眼皮之中,看上去不像母親的兒子,像她的兄弟。

我哥哥扭過頭,不看妹妹的眼睛,自言自語:“這是報應。”

妹妹不承認,她哭,像小時候一樣,淚如泉湧。她化過妝的眼睛花花遝遝,可笑而又無助。她伸手要摸一摸哥哥的臉,表示對他的歉意。哥哥把臉側過去,躲開了。他嘟囔著說,他不配,千萬別對他這麼好。

“千萬不要。你讓我羞愧。”

我哥哥在三十年後懂得了懺悔,承認他少年時代的殘忍。

妹妹的眼淚更加洶湧。她說她聽不得哥哥說這種話,不習慣。她寧願他還是從前那個頤指氣使的哥哥,目中無人的哥哥。“多願意從頭再活一遍啊。”她輕輕歎息。

盡管從前的日子不盡如意,人們還是願意溫習和重複它。這很奇怪。

十三歲。我比我的哥哥小兩歲,比妹妹大三歲。

哥哥在成年之前一直是漂亮的,出類拔萃的。他俊秀的容貌吸引了不知道多少個女孩子的目光,讓她們心神搖蕩,茶飯不思。但是哥哥對她們視而不見。他把所有的時間和心思用在了袁小圓身上。在整個少年時代,他們親熱得就像一對情侶。之後,哥哥工作了,結婚了,他迅速地老去,比絕大多數的男人都不經老,皮膚鬆弛得不可收拾,過於女性化的麵孔呈現出奇怪的失衡,好像放置一個冬天之後幹癟得不成樣子的紅元帥蘋果。他糟透了。與其這樣,不如沒有從前的輝煌。

我妹妹恰恰相反,她在十六歲的那一年如花蕾開放,一掃從前的鄉氣和凡俗,變成一個羞答答的有古典氣質的美麗少女。她下巴尖尖的,鼻子翹翹的,眉眼彎彎的,皮膚是那種荷花般嬌嫩的粉紅,纖薄得讓人不敢對著她大聲說話,好像呼氣太重都能夠吹破她的臉。我母親沒事總喜歡琢磨她,捧著她的臉左看右看,百思不得其解。造物主是不是一個淘氣的小老頭兒,時不時要拿人開一個玩笑呢?

隻有我,上帝對我很嚴肅,我小時候不算特別醜陋,長大了也沒有特別漂亮。我始終平常,尤其在十三歲的時候,我平常得像滄海中的一顆水滴。

記得有一次我和他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因為角度和光線的原因,他恰好從電視屏幕上看到了我映上去的若隱若現的麵孔,一張在高山大海的畫麵之間如海市蜃樓般虛幻的臉。他看了一會兒,忽然笑起來,抬手輕輕扳過我的臉,對我說:“知道你臉上有什麼地方不同尋常嗎?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太嚴肅了,嚴肅得令人驚訝,叫人一看就不能忘記,像釘子一樣釘在人心裏。”

我站起來,衝到衛生間的鏡子前,很近很近地貼上去,端詳我自己的眼睛。我看見一種深深的黑暗,從我的瞳仁中鑽進去,一直往後伸展,像深不可測的時間隧道。我的過去和將來都蜷縮在隧道中,無人能知,也無從把握。

一九七一年,“文革”還沒有結束。深秋,從省城到鄉鎮掀起了一個莫名其妙的運動,要挖出一個無中生有的“反革命集團”。據說這是一個很龐大的組織,在人群中盤根錯節,一串一串,埋伏得相當隱秘。先被“挖”出的人,要集中關押,每人交待出十個以上的發展對象,自己才能脫身。省人民醫院有一個父親的老同學,實在無可交待,便亂說一氣,把父親的名字也列上了名單。

一個秋雨襲來的下午,父親從手術台上被抓走了。他手裏的病人剛開了膛,切了一半的胃,血糊邋遢地躺著,臨時換一個醫生清創縫合,搞得手術室成了一口爬著螞蟻的熱鍋。

我母親聲色俱厲地囑咐我們:“誰也不許在外麵提爸爸的事!有人問,就說他出差了。”她想了想,又補充聲明:“他不會有問題的。前幾年打派仗鬧得那麼凶,他都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他是逍遙派,憑本事吃飯。”

我們相信母親的話,對父親的處境並不擔憂。

元旦前的一個中午,父親突然提著簡單的行李卷兒走進家門。他長發遮耳,胡子拉碴,麵色灰白,眼窩深陷,完全就是一個在地洞裏窩藏多年的囚犯的模樣。

母親一開始欣喜若狂,張羅著給他煮麵條,打雞蛋,蒸香腸,忙得顛顛的。過了一會兒,她忽然意識到什麼,從爐子邊直起腰:“怎麼這麼快就出來了呢?我聽說中學裏有個老師,關進去兩個月了,家裏人還沒有見到一麵。”她盯住父親的臉,“你不會是……”

父親低著頭,不敢看她的眼睛。

“你承認了?承認你加入組織了?你還交待了別人?”母親逼問。

父親囁嚅著:“我受不了。”他更深地低下頭去,“那不是人過的日子……”

母親手裏的麵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煮熟的麵條在地上散成白花花的一堆。母親愣了一會兒,用雙手捂住臉,哭起來,肩膀一聳一聳,很傷心。

我那時候還無法體會母親心裏複雜的情緒,隻覺得那一刻世界是黑黑的一片,我有一種滅頂的絕望,透不過氣來的壓抑。我一句話沒說,轉身出門。

那時候我沒有逃學的概念,心裏再難過,學總是要上的。我低著頭往學校裏走,一邊走一邊獨自落淚。反正我是個孩子,沒有人注意我在這世上有什麼快樂或悲傷。

他那天剛好從學校出來,騎著一輛自行車,車把上掛著一個布兜,要辦什麼事去。迎麵看見我,他跳下來,十分吃驚地問:“怎麼回事啊?你哭什麼啊?”

他這麼一問,我哭得更厲害,喉嚨裏一個勁地抽氣,眼淚像斷線的珠子一樣往下落。

他笑起來,拍拍我的肩:“你看你啊,比林黛玉還要能哭啊!說給我聽聽,有什麼非哭不可的事?”

那一刻,我實在很想對一個人說說我心裏的傷痛。如果換了另外一個人過來關心我,我同樣也會說。我完全忘記了母親叮囑我們的話。

他聽完我說的一切,臉上有一種顯而易見的同情和難過。他是真的為我難過。一個“反革命集團成員”的女兒,今後的人生道路上要經受多少屈辱和磨難,他肯定比我更清楚。但是他沒有對我說這些,隻輕輕歎口氣說:“下午別去上學了,我替你請個假。眼睛哭成這個樣,同學看見了多不好。”

他讓我坐上他的自行車,送我回家。我當時眼睛腫得很厲害,鼻塞頭暈,看什麼都是模模糊糊的。我就閉著眼睛在他車後坐著,任憑他走大街穿小巷帶著我走。風呼呼地往我身上吹過來,兩邊耳朵和臉頰吹得生疼,但是額頭上的一小片皮膚很溫暖,因為那地方貼著他的後背,他替我把風遮住了。

他送我到家,沒說別的,隻告訴我母親一句話:“孩子心裏很難過。”

隻這一句話,母親便清楚他已經知道了一切。他走了之後,母親對我說了我終身難忘的一句話。母親說:“要哭也不能到外麵哭。”

我從此學會了把眼淚咽在肚子裏。我比以前更加沉默,形單影隻,備感孤獨。我一個人行走在校園裏,目光嚴肅,雙唇緊閉,驕傲而自卑。世上的一切離我很遙遠,大字報小字報,學工學農,入團當幹部,男生女生拉幫結夥你好他不好,統統跟我沒關係。我無愛無恨,無喜無悲,無欲無求,像一個木頭鑿出來的小偶人。

直到有一天,他拉著我參加了學校的文藝宣傳隊。

他拉我參加宣傳隊,理由是我的音色好,普通話講得好,宣傳隊正在排演一個小歌劇,除我之外沒有第二個合適的人選。

其實,他一直在關注著我,怕我情緒太低落,生命太灰暗,孤獨成了習慣,成年之後會永遠找不到幸福感。

很多年後回憶起那一段,他笑著對我說:“我一個教化學的老師,學校怎麼就會挑我負責宣傳隊?我又怎麼就答應了?我是喜歡嬉鬧瘋玩的人嗎?”

他當然不是。然而人生就是這樣,千變萬化,充滿不可知數,你永遠都不知道明天早晨一覺醒來睜開眼,等待你的將會是什麼。

那個小歌劇,有一個當年很時髦的名字:《鐵樹開花》。內容是歌頌解放軍醫療隊的。醫療隊來到偏僻的小山村,為山民送醫送藥,發現村子裏有一個家境貧寒的聾啞女孩。醫療隊的隊長決心用針灸方法讓聾啞人說話。他在自己身上紮針試驗,幾番昏迷,最終聾啞女孩說話了,千年鐵樹開花了。

我在劇中就是演那個聾啞女孩,渴望張口說話的山村少女。四十分鍾的舞台時間,前麵三十五分鍾我隻有動作和眼神,點頭或搖頭,萬分激動的時候就做擦眼淚的動作。我在最後五分鍾才被賦予了正常人的身體功能,字正腔圓地說話和歌唱。

學校的音樂老師當導演,他跟我談劇情的時候說:“這五分鍾是你的華彩時刻,你必須做到一張口就聲驚四座。”

我閉著嘴,目光嚴肅地聽他講解,其實心裏很懷疑:聾啞人第一次開口說話,就能夠把大段台詞說得清楚和流暢嗎?

我在參加了排練之後才知道,我哥哥的好朋友袁小圓是劇作者。那一年,哥哥和袁小圓讀高中二年級。

十六歲的男孩子,如果早熟,如果自戀,如果像我哥哥和袁小圓這樣驕傲和優秀,毫無疑問他們會是校園裏令人注目的一道風景。我至今忘不了他們肩並肩走在梧桐樹下的樣子。他們的個頭一般高矮,穿一樣的白襯衣、白球鞋、藍褲子。我哥哥的皮膚更加白晳和細膩一些,唇紅齒白,眉眼飛揚,像個處處受寵的幸運女孩。袁小圓的皮膚黝黑,卻絕不粗糙,相反有一層細細的瓷一樣的光澤,這使他的麵容顯出貴族式的沉靜和矜持。

我哥哥是理科成績好。袁小圓則更全麵,理科文科都同樣出色。高二年級的老師每次改試卷,先看袁小圓的,再看我哥哥的,如果有哪道題目他們兩個都錯了,那就不用往下看,肯定全班皆錯。

彩排的那天,袁小圓被邀請過來看他的劇。他坐在台下第一排,故意做出漫不經心的放鬆,兩隻手撐著板凳的兩端,肩膀扛起來,頭側過去,不停地小聲跟我哥哥說話,時而用眼睛的餘光往台上瞟一眼,好像演員的表演跟他完全沒有關係似的。他那時候喜歡我們宣傳隊裏一個漂亮的女孩子,演醫療隊護士的那個。他表現出的這種漫不經心,應該是做給那個女孩子看的。

可是我誤會了,我以為他不滿意我。他對著我的哥哥評頭論足,肯定是責備和嫌棄我。他們兩個人從來都是對我不屑一顧的。我恨我的愚鈍和呆板。我的眉眼像僵死的雕版畫,我的舉手投足慌亂而笨拙,甚至我穿的那件打了補丁的山村女孩子的衣服,它那麼短小和緊繃,我在台上的時候不能不夾緊雙肩,縮著胸脯,以免一不小心露出我肚臍周圍的一部分身體。

我告訴他說,我不能演了,我個子太高,那件戲服不適合我。

他盯住我的眼睛,溫和地詢問我:僅僅是這個理由嗎?

我點頭,偏過臉,不敢看他。一想到台下袁小圓不屑的神情和姿態,委屈的淚水就湧到眼眶裏,隨時都會奪眶而出。

他坐下來,耐心地跟我講道理:“你認為貧苦的山村小姑娘有條件穿上很合身的衣服嗎?戲服短小才符合劇情,因為她家裏沒錢給她做新衣服,那衣服是她幾年之前就穿上了身的,也許是她的姐姐或者她的某個親戚穿舊了送給她的。”說到這裏,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忽然想起什麼:“我明白了,不是戲服的問題。你是不是對你的舞台形象沒有自信?”

我站在窗口,看見冬天的陽光灰黃沉靜,冬青樹的葉子上落著厚厚的灰塵,像長途跋涉之後坐下來休息的疲倦旅人。有一隻麻雀在蠶豆地裏跳來跳去,翻找它喜愛的食物,也許是一條蚯蚓,也許隻是一截草根。土地幹燥得厲害,麻雀的嘴巴一甩,就有輕微的粉塵飄起來。我幾乎可以嗅到泥土被太陽曬過之後芳香的氣味。

他準確地猜中了我心裏最致命的悲傷。在這之前,沒有人用這樣溫暖和關切的口吻跟我說話。

正式演出的那天晚上,他親自動手給我化妝。他仔細端詳了我的臉龐,然後告訴我,我的麵部輪廓很有可塑性。我跟宣傳隊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比起來,不夠精致,不夠明豔,正因為如此,我比她們更有被修正被改造的餘地。

他把油彩均勻地抹在掌心,然後塗上我的臉。他的鼻尖離我很近,呼吸噴到了我的臉上,正好在額頭的部位,額頭感到氣流的旋轉和飄拂。他手上的油彩剛沾到我皮膚上的時候,是冰涼的,黏滯的,有一點化不開的晦澀。很快,油彩開始有了溫度,變得滑膩和滋潤,散發出令人恍惚的甜香。

我們的周圍嘈雜而混亂。小樂隊的成員吱吱呀呀地調弦弄琴,音調忽高忽低,讓耳朵備受折磨。有人在清點道具,大聲詢問一盞油燈的下落。那個被袁小圓喜歡的女孩子,勾好了眉眼,卻發現腮紅沒有了,不知道被誰拿去先用了,她就噘了嘴,在一旁生氣。男生們早已經三下五除二地把自己收拾停當,聚在一起大聲地說笑打鬧,一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化妝箱,油彩盒滾落滿地,引起女孩子們一片的驚叫和責備。

他專注地伺弄我的臉,像莊稼把式全心全意伺弄地裏的莊稼。燈光照著他眯縫的眼睛,我看見映在他眼中的斑斕色彩,那是我嶄新的麵孔,被他修正和改造過的麵孔。我的額頭和鼻梁是粉白色的,白得光潤而純淨,沒有絲毫凹陷、鼓凸和瑕疵。從顴骨開始,有一抹桃紅慢慢地暈開,一絲絲地往周圍皮膚滲透,像雨後天邊的彩霞一樣,逐漸淡至無痕。我的眉毛修長濃黑,眉型平直,末梢處微微地挑高,給我的麵容平添了嬌美和活潑。眼影是磚紅色,嫵媚中透出幽深,跟我過於嚴肅的目光恰好相襯,眼睛就變得楚楚動人,眼波轉動時甚至還能夠看出一種無言的憂傷,一種隱忍和期望。

他用手指輕輕地托起我的下巴,看了又看,然後出一口長氣。

我記得他指尖在我臉上滑過的時候,皮膚之間輕微摩擦的聲音。

一九七七年的初秋,我們都聽到了大學恢複招生的消息,開始複習迎考。

袁小圓和我在一個公社插隊,兩個村子靠得很近。我哥哥在工廠裏請了病假,經常帶著複習資料下鄉,和袁小圓關著屋門做習題。公社裏的知青們都說,袁小圓的目標是北大,我哥哥一心要進清華,他們兩個最起碼有九成半的勝算。

有一天我路過袁小圓的村子,看見他的屋門敞著,他和我哥哥正蹲在地上做題,地上寫了白花花的一片粉筆字。兩個人腦袋挨著腦袋,眉頭緊蹙,嘴巴裏念念有詞,好像在背誦公式,又好像在小聲爭執。

我有點好奇,想過去看看他們複習到什麼地步了。我的影子遮住他們腳前那塊地麵的時候,他們同時吃驚地抬起頭來。然後,哥哥瞪著我,滿臉都寫著戒備、警惕、不歡迎。袁小圓做得更出格,他飛快地移動腳掌,用鞋底擦去了地上的一部分字跡。

我的臉驀然漲紅,一句話沒說,轉身逃離。

春節之前,錄取通知書發到了每個人的手上。我如願以償地考上了第一誌願。我哥哥被地區師專錄取。袁小圓藏著他的通知書,不給任何一個人看到。他很快就走了,像是從人間悄悄蒸發了似的。據說他考到了四川山區的某個大學裏,似乎是學機械之類的。

我有整整二十年的時間沒有再見過他。我哥哥也從來不提他的名字,鬧不清他們之間是否還有聯係。

去年我到麗江旅遊。

有三天時間,我和我的同伴們愉快地在那個小城裏轉悠。我們坐在小溪邊的露天咖啡座裏喝茶,從背背兜的納西族女人手裏買粑粑吃,買燒玉米吃,買炒蠶豆吃。石板鋪地的街道幹淨得能夠看清一絲一絲深色石紋,細格子的桌布和花邊遮陽傘非常洋氣,滿眼的外國旅遊者使古樸的小鎮洋溢著異國風情。溪水就在我們身後的渠道裏流淌,帶著湍急的粼粼聲,有雪水清涼甘甜的氣味。晚上,沿溪邊紅紅的燈籠依次亮起時,溪頭便有人開始放荷花燈,粉色的燈盞摩肩接踵地順流而下,燭火一朵一朵小小的,幽幽的,像水中一長排亮晶晶的眼睛。清風徐來,納西古樂的聲音自天而降,杯中的普洱茶水變得澄澈透明,舌尖存餘的茶香久久不散。

就在麗江古鎮,木氏土司府前纖塵不染的廣場附近,我遇到了二十多年沒有見麵的袁小圓。

他先認出了我。他本來已經從我的旁邊走了過去,忽然又回頭,試探地喊了一聲我的名字。我愣住了。我先記起了他的麵孔,然後腦子裏才跳出他的名字。我說:“是你嗎?”我不太能夠接受這樣倉促的奇遇。

他沒有過多的變化。真的沒有。有些人的容貌好像是一生一世固定了的,十年之前是皮膚黝黑,眉眼彎彎,牙齒雪白,十年之後,三十年之後,依然如此。歲月從他們身邊過去時,惡作劇地拐一個彎,把他們撇到一旁,於是他們的容顏和年齡就不能同步,出現了一種荒唐的停頓。

袁小圓穿著一件絳色的真絲夾克,下麵是晃晃蕩蕩的滌綸西褲,元寶口的咖啡色皮鞋。這種顏色和麵料的夾克十年之前曾經流行過,可見他現在對時尚缺乏了解。他笑著,露出雪白的牙齒,依然是動人心魂的。眉眼之間的傲氣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謙恭、溫和、真誠。初秋的陽光照在他的頭頂上,頭發沉默地花白著,跟他依然年輕的麵孔恰成陪襯,看上去就有點別扭。

總之,我那天對他的第一眼印象,是他整個的人,從裏到外,從衣著到精神,都有一點錯位。

“好多年沒有見麵了。”他很感慨。

我說出確切的時間:“二十五年。”

他一下子有些驚訝:“是嗎?”他接著又笑起來,“可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你。”

我說:“怎麼會在麗江碰上?太有戲劇性了。”

他開始解釋:“我們單位組織出來旅遊……”

我們麵對麵地站了一會兒,說了幾句無關痛癢的廢話。然後,他行色匆匆地指著遠處買東西的一群人:“那是我們單位的,我得過去了,他們會找我。”

我點頭。我說:“我的同伴也要找我了。”

我們甚至沒有說一聲“再見”。我們沒有詢問各自的工作、婚姻、家庭,沒有留下電話和地址,更沒有合影照相。短暫的相遇像一場夢,有一種撲朔迷離的虛幻,非人間的不真實感。之後我不止一次回想那次偶遇,弄不清上天如此安排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們兩個人的生命密碼中注定有那樣一次交叉嗎?

那一年,我們的校園裏還發生了另外一件令人吃驚的事。時間是在夏初的一個上午,大概是第二節課的中途,語文老師正口幹舌燥地給我們講解各類應用文的寫法,忽然有救護車驚心動魄的尖叫聲從校門外一路飛來。

那時候,救護車是縣城裏少見的玩意兒,人們對生命的珍惜程度遠不如今天這樣深切,生和死基本上是一個聽天由命的概念,救護車在所有師生的心目中肯定是神秘和神聖的,是難能一見和至高無上的。當車子的紅燈閃動尖叫著掠過校園時,所有教室裏的師生蜂擁而出,擠在走廊裏、過道上、山牆下,屏息凝神,目光中帶著驚詫和肅穆,齊刷刷地看著白色車身從眼前一閃而過,拐進禮堂北麵的那條土路,揚起一條長龍樣的灰塵。

有膽大些的學生,受好奇心驅使,不顧老師的嗬斥,執意要跟著救護車去看個究竟。於是他們看見了車子“嘎”地一聲刹在了教師宿舍的那一排灰瓦房前麵,車門從屁股上訇然而開,跳下幾個扛擔架的白衣天使,一溜小跑地衝進一間洞開的房門。片刻之後,擔架平著被他們抬了出來,擔架上睡著一個人,是女人,有長長的頭發垂在擔架的把手下麵。眼尖的學生認出來了,那是學校資料室的打字員,身材嬌小、長著一副可愛的娃娃臉的女教工。

他跟在擔架後麵出了門。他一隻手抱著一床薄薄的被子,一隻手拎著藍顏色的塑料網兜,網兜裏有一隻洗臉盆,一個熱水瓶,一些牙刷、梳子、茶杯之類的零碎用物。他的臉色蒼白,襯衫領口軟遝遝地敞著,腰間的皮帶係得鬆鬆垮垮。除了緊張之外,他神情中更多的卻是茫然,手足無措的那種惶惑,好像不明白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他的妻子怎麼就會忽然之間被救護車接走。醫護人員們七手八腳往車上安置病人時,他幫不上手,就無助地扭過頭,看著土路對麵那些圍觀的學生們。他的嘴巴微微地動了動,像是要做什麼解釋,又像是為驚動大家而表示抱歉。

其中的兩個學生看見了從擔架下麵洇出來的血滴。

救護車開走之後,他們繪聲繪色地對大家講述他們看見的東西。他們說,血肯定是從她下身流出來的,因為洇血的地方正好就在那個部位,在擔架中間,稍稍偏下一點。血的顏色不是人們常說的鮮紅,是紫紅,暗暗的那種紅。而且有黏度,最起碼有粥湯那麼黏,否則不會掛在擔架下麵蕩來蕩去,掛那麼大一滴都不肯落下來。他們把拇指和食指圈起來,舉高,比劃著血滴的大小。他們之中的一個人說,另一個人就忙著點頭,附和,瞪大了眼睛,信誓旦旦的樣子。他們很興奮。大家都很興奮。暗紅色的血滴和女人出血的部位是一個微妙至極的話題,引人遐想。他們對這一切似懂非懂,因而更有探討和研究的願望。

女生們不好意思參與這個話題的討論。畢竟血是從女人的下身流出來的,這個曖昧的事實使得她們莫名其妙地有一些羞愧。但是她們對此同樣地好奇。她們在離男生稍遠的窗口站著,肩挨肩地擠成一團,看起來是在研究一種玻璃絲花的編織技術,實際上耳朵豎得直直的,不放過那邊的一個字一聲笑。她們互相看著,目光鬼鬼祟祟,躲躲閃閃,臉上慢慢地浮起兩團紅暈。然後,她們像商量好了似的,一齊扭過身走了,把孤傲的背影留給了興奮不已的男生,表示她們對這種褻瀆式討論的抗議。

不久我們就知道了,那一次動用救護車的原因,是他妻子宮外孕大出血。

醫學書上對“宮外孕”的解釋是這樣的:孕卵不在子宮腔以內,而在宮腔以外種植和發育。其中以輸卵管妊娠最為多見,約占98%。患者早期與正常妊娠沒有明顯區別,但隨著胚胎長大,可以穿破輸卵管壁或自輸卵管傘端向腹腔流產,造成腹腔內出血,甚至因失血性休克威脅孕婦的生命。

我們學校所有的人,全體師生,都知道了“宮外孕”這個神秘的詞。在我們年少的時候,性教育就是這樣啟蒙的,來自於日常,從我們周圍的生活中耳濡目染,加上我們自己的揣度、想像、心領神會和觸類旁通。

宮外孕。我們在心裏默念這個詞。我們想像著子宮是什麼樣子,受精後的卵子又是什麼樣子,以及受精卵為什麼不肯安分守己地在子宮內做巢,而要跑到另外的什麼地方搗亂。我們浮想聯翩,心跳加快,目光灼亮,以為自己已經分享了成年人的秘密,從此生命就進入到了更高的層次。

某種程度上,對性的想像是一種本能和天賦,我們需要了解我們的身體,需要得到人類如何生存繁衍的最權威的解釋。

他和他的妻子,就這樣成了我們的啟蒙者。有一點荒誕,也有一點偶然。

不幸的事是,在那一次的外科手術中,他妻子被切除了子宮。他們兩個人都還年輕,二十多歲。

“鄉巴佬兒!你這個討厭的鄉巴佬兒!”我哥哥跳起來,一把揪住我妹妹頭上細細的辮子,橫眉立眼,咬牙切齒,像是要把她嚼巴嚼巴吃了,再一口啐出去。

我妹妹拚命地用手去護著頭發,因為疼痛而把一張小臉皺成核桃的模樣,目光驚惶得像獵人槍口下的兔子。

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我哥哥在臨摹一張用於“大批判專欄”上的報頭畫,我妹妹遵命幫他按著紙,結果手動了一下,哥哥的畫筆跟著紙張拐了個彎,那畫就糟蹋了。

“鄉巴佬兒!除了吃飯,你還會幹什麼?”哥哥抓住他手裏那條細得可憐的辮子,用勁地一下一下地扯,不依不饒。

我妹妹哭了,眼淚大顆大顆地流出來,成串的玻璃珠兒一樣。哭還不敢哭出聲,嘴角撇成一個彎彎的八字,肩膀一聳一聳,萬般的隱忍和悲苦。

我看不下去。我丟下手裏做數學用的三角板和量角器,站起來走到他們麵前。“你放開她。”我要求我哥哥。

“走開,不關你的事。”他瞄了我一眼,不屑的樣子。

我說:“你放不放?”

他不放。他把那根可憐的辮子揪得更緊。我妹妹護疼,隻好把腦袋一個勁地往他手邊送,腰跟著弓起來,彎曲得像一隻蝦。

我轉身離開,走到廚房裏,抄起一把切菜刀。那一刻我對我哥哥恨透了,我的血呼呼地往頭頂上衝,眼睛通紅,心髒狂跳,一心一意要幹出一件石破天驚的事情。我要殺了他。我要看見他的血,聽見他死前的慘叫,讓他從此不能在這個家裏稱王稱霸。

我哥哥看見了刀。他驚叫:“你瘋了!”

我逼視他,重複那句簡單的話:“你放不放?”

他的手下意識地鬆了一下,跟著又扯緊,開始嘲笑我:“想幹什麼呀?兩個對一個嗎?別這麼虛張聲勢好不好?你要真敢殺了我,我自己先把頭剁給你!”

我一聲不響,刷地揚起切菜刀。刀刃在空中劃出一道銀亮的弧形。我看見我哥哥的臉在瞬間扭曲和發白,變得慘兮兮、亂糟糟,像一團用舊的抹布。

還好我沒有完全地喪失理智,刀口揚上去的那一刻,我的手背鬼使神差地翻了過來,改用刀背對準我哥哥的腦袋。而且我的力量沒有用足,刀背隻輕輕地在他耳朵上方砍了一下。但是這已經夠可以了,他的腦袋上已經綻出了一道血口子,血湧出來,聚集在傷口處,似乎還猶豫了一小會兒,然後才細細地往下流淌,越過發叢,染紅了耳朵,再滴落到衣服的領子上。

我哥哥抬手按住傷口,一聲不響地看著我,滿臉都是驚訝和疑問。他的手不由自主地鬆下來,放開了我妹妹的辮子。我妹妹倒是一點也沒有發懵,重獲自由之後,立刻奔到我父母的房間裏,去取常用的那隻藥箱。

作為一個醫生之家,我們家的紗布藥棉碘酒紅汞之類向來不缺。而且我們兄妹幾個都懂得一些粗淺的急救知識,小傷小痛是能夠對付的。那天我哥哥對著鏡子自己給自己療傷,拿一把小剪刀剪去傷口周圍的頭發,然後用酒精藥棉清洗血跡,塗上碘酒,還撒了一點消炎藥粉,敷上紗布棉花,用膠布帶粘牢。最後他妥善地服下兩粒消炎止痛藥。

他一個人忍著疼痛,齜牙咧嘴做這一切的時候,我和妹妹遠遠地站在他身後,全神貫注地看著。我看見鏡子裏的他別扭地抬著手臂為自己療傷時那副肅穆莊嚴、自愛自憐的樣子。他偏著腦袋,不斷地動來動去,調整角度,好讓他把自己鏡中的形象看得更全麵一些。他洗傷口、擦藥、敷紗布時,翹著蘭花指,動作輕柔而細致,簡直就像《木蘭詞》裏“對鏡貼花黃”的妙齡少女。他還不時抬頭,暫停了手裏的忙碌,看鏡子深處倚牆而站的我和妹妹,不敢多說話,卻發出怪異的冷笑,一副幸災樂禍的神氣。他知道等會兒我父母下班回來,不會輕易饒恕我的行為。

我開始感到後怕,心裏怦怦地跳得厲害,渾身肌肉輕微地顫抖,痙攣,使我感覺異常疲倦。我的手把我妹妹的小臂抓得發紅,是下意識的,撈住救命稻草一樣的。我妹妹雖然小,卻真的是善解人意,不住地用她的小手指輕輕摳我的手心。我知道這是她慣用的動作,每次她對一個人表示忠誠和安慰時,就給出這樣的暗示。

我的父母看見哥哥頭上的傷口,果然大為震怒。我母親抬手就給了我一個耳光。她秀目圓睜,指著我的鼻子說:“我真沒想到你這麼歹毒,小小年紀就有殺人的心思。”

我父親首先檢查哥哥的傷口處置情況,確認過程無誤之後,把我叫到房間裏談話。他說:“如果你那一刀下來,又偏巧砍在頭部的哪根動脈血管上,我們現在要對付的就是一場喪事。而且你會立刻被判入牢,在牢中長滿十八歲,然後被拖出去槍決。我和你媽媽還要為你付五毛錢的子彈費。如果你砍傷的是神經,那更糟,你哥哥會癡呆,或者癱瘓,你要為他負一輩子責任,懺悔一輩子。那樣你更是生不如死。”

我緊抿著嘴唇,竭力不讓自己的眼淚掉下來。我拚命想一些不好的事,讓我氣憤的事,用來阻止自己傷心,那就是:為什麼沒有人去反省事情發生的起因?他們為什麼不去責備我的哥哥?

袁小圓又到我家裏來了。

是在夏天的晚上,父親母親都在醫院裏值班。他們經常要值夜班,用一把鐵鎖把我們三個人反鎖在家裏。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如果他們不鎖門,由我們在臨睡前從裏麵把門銷插上的話,他們回來時就很難把門敲開,因為我們一個比一個睡得更死,常常是鄰居被叫醒了,我們還沒有醒,鄰居們很有意見。

其實鎖門也就是一種形式,所謂防君子不防小人。我們住的是平房,朝南一排玻璃窗,夏天窗戶都是開著的,手扒著窗沿,身子一聳,輕而易舉就躍上來了,不費吹灰之力。就連我妹妹這樣瘦小的人兒,都能夠出出進進如入平地。我們很喜歡從窗戶裏跳進跳出的遊戲,有時候實在找不到出門的理由,就把鉛筆橡皮扔出去,再翻窗出門撿回來。那個時代的少年們就有這樣的本事,能夠把平淡的生活過出不平淡的滋味。

袁小圓很規矩,也很客氣,他絕對不會在黑暗中冷不丁地躥上我們家的窗台,然後賊一樣地跳進屋裏。他來了,就在外麵輕輕敲擊某一扇窗戶,“嗒嗒嗒”三聲,不多不少,不輕不重,像戰爭年代地下工作者的接頭暗號。我哥哥一聽到這樣的聲音就會眼睛發亮,喜形於色,豹子一樣敏捷地跳起來,奔到窗口,伸出一隻手去。袁小圓在外麵搭住他的手,腳底下一用勁,長腿就邁上來了。他從來不像我和妹妹那樣,要把肚皮貼在窗沿往上爬,他嫌那樣的姿態不雅,還會弄髒他雪白的襯衫。

袁小圓帶來了一盒棋,他要跟我哥哥下象棋。他把土黃色卡其布的西裝短褲束在襯衫外麵,短褲上係的是一條軍用皮帶,半舊,有一種不動聲色的高貴和威嚴。我想這皮帶肯定是他爸爸送他的,我哥哥說過,袁小圓的爸爸是團職幹部,在上海駐軍。那天他還穿了一雙咖啡色塑料涼鞋,跟他的短褲及皮帶的顏色十分般配,所以我印象深刻。

袁小圓一來,我哥哥就拉著他的手,把他帶到裏屋我父母的房間裏去了。當時我和妹妹在外屋飯桌上合看一本小人書,打仗的。我對寫打仗的書一向有興趣,我妹妹卻不喜歡,一看到死人斷腿的場麵就要捂眼睛。她老是催我翻頁。我們頭頂上吊著一盞十五瓦的電燈泡,燈光昏黃,時不時有米粒大小的蠓蟲從窗外飛進來,繞著燈泡飛舞。蟲子的身體綠得很漂亮,翅膀掀開是一層層的,輕紗疊起樣的。蟲子不咬人,但是飛翔中冷不丁地撞到我們的臉上,皮膚就有微微的蜇刺感。

袁小圓一來,我的心思不在小人書上了,我的眼睛繼續瞄著書頁,耳朵卻彈簧一樣不斷地伸長,一直伸進我父母的房間,聽那裏兩個男孩子的動靜。我希望能聽到他們在一起都說些什麼,他們下棋時會不會爭吵,袁小圓是不是比我的哥哥更加聰明,肯不肯在棋盤上痛下殺手,把我哥哥弄個人仰馬翻。

我時時都盼著看到我哥哥沮喪和失敗的樣子。

時間過去了十分鍾。接著又過去了十分鍾。裏屋安安靜靜,恰似無人。我實在猜不出來他們在幹些什麼。我妹妹用一根食指捅捅我的胳膊,小聲提供了她的想法:“你猜他們會不會跳裏麵的窗戶出去了?”

我把小人書推給了我妹妹,站起身,離開飯桌,把走路啪嗒作響的木屐留在桌下,光腳丫子往裏麵的屋裏走。

外屋和裏屋之間有門框,但是沒有門扇,這就給我的偷窺提供了方便。我的身子貼在門框上,隻把一個腦袋伸進門洞裏。裏屋同樣是一盞十五瓦的燈泡,光禿禿吊在我父母的大床前。用久的蚊帳在燈光下黃得發暗,散發出熱烘烘的氣息。帳門低垂,隱隱約約看見帳子裏有兩個靜坐不動的身影。床前踏板上是整齊排列的兩雙鞋,咖啡色塑料涼鞋是袁小圓的,磨得很薄的木屐是我哥哥的。

我屏住呼吸,隻用腳掌著地,貓科動物一樣地往前再走幾步。現在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他們兩個人居然是麵對麵盤腿坐在床上的!他們盤坐的姿勢一模一樣:膝蓋架著,胳膊肘撐在膝蓋上,身體前傾,肩背拱起來,以便低頭看到擺在兩個人之間的棋盤。他們腦袋緊挨著腦袋,抵在一起,互相借力一樣,有點像兩隻頭角相抵的羊。我哥哥的一隻手甚至搭在袁小圓的光腿上。而袁小圓的十個腳趾又分別扣住了我哥哥的兩個腳背。他們的眼睛隻看棋盤,不看對方,手腳也都靜止不動,好像突然之間被什麼人施了魔法,或者點了穴位,就那樣的成了兩尊姿態怪異的雕塑。

我當時的感覺真的是很怪異。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別扭和嫉妒在我的心裏躥動,我喉嚨發幹,腳板底下好像火燒火燎。我明白自己成了一個令人討厭的闖入者,我的處境異常尷尬,走也不是,留著也不是。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哥哥坐在蚊帳裏,頭也不抬地說了一個字:“滾!”

他們已經發現了我。我的臉刷地一下紅成了新娘子的蓋頭布。

可我不能就這麼不戰而退,我勉強為自己找到了一個闖入房間的理由:“媽媽不喜歡別人上她的床。而且你們連腳都沒有洗。”

我哥哥隔著蚊帳鄙夷地瞥我一眼:“滾出去,你管不著。”

我再祭出一個法寶:“媽媽說你跟袁小圓不應該整天粘在一起,好得過分。”

我哥哥一聲冷笑:“你嫉妒了?”他又說:“你肯定是嫉妒了。我知道你喜歡袁小圓。哎,是不是?”他用膝蓋碰了碰袁小圓的腿。

袁小圓埋頭在棋盤上,像是在苦思一個了不起的殘局。他沒有理睬我哥哥的話,也沒有抽空看我一眼。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抬頭看我。

我一點兒都不否認我崇拜和喜歡袁小圓,可惡的是這個事實不應該由我哥哥的嘴裏說出,他霸占了屬於我的感情空間,還要對我射出冷槍冷彈,簡直就是一個惡魔。我大步地走上前,嘩地掀開蚊帳門,大叫:“下來!別弄髒爸爸媽媽的床!”

我的話音剛落,袁小圓呼地一下子抹掉了棋局,一聲不響地把棋子連同那張畫了棋盤的紙收進棋盒裏,手撐著涼席挪到床邊,彎腰穿鞋,從我身邊沉默地走過去,翻窗離開了我家。

我趕到窗口,呆望著他的背影在夜空中消失。不知道哪家鄰居剛給菜地施了糞肥,空氣中有一股熱烘烘的臭味,糞臭中卻又夾了薔薇花的濃香,感覺怪異得很。我有些心虛,怕袁小圓生氣,從此不再理我。盡管他一直就沒有理過我。

這不是我的本意,我想。我沒有趕他走的意思。

下一次,他會在什麼時候到我家裏來呢?

高中三年,我跟他幾乎沒有個人的接觸。他是高中部的化學老師,可是我們總是陰差陽錯地分離著。我讀高一時,他教高三班。我升了高二,他又從高三下來教高一。我們時常在教室走廊上匆匆地擦肩而過。那時候,上課的電鈴聲催命一樣地響著,男生女生從校園的各個角落裏紅頭赤臉地往教室狂奔,頭發間和衣領中冒出熱烘烘的、年輕人身上特有的氣味,荷爾蒙的氣味。一節課下來,四十多個學生在關閉的房間裏悶坐四十多分鍾之後,這種古怪的氣味會更加濃烈,像死魚身上的腥臭。

他挾著講義,有時候手裏還拿著一兩樣做化學實驗會用到的簡單儀器,混雜在高中學生中間,從走廊對麵向我走過來。他走路的步子本來很快,因為走廊上人多擁擠,隻好隨大流地跟著移動。他的臉非常年輕,臉上總是有明媚的笑意,一側臉頰的酒窩深深,如果不是下巴上胡茬的顏色稍稍的重一點,跟我們班裏那些長相老成的農村男孩沒有太大的年齡差距。

我們擦肩而過。我們彼此都淹沒在人群裏,模糊了個性和外貌,普通到一不留神就會把對方疏忽過去。

可是我嗅到了他身上的氣味,他皮膚上的那種溫暖,就像春天走過油菜花地時,從陽光曬熱的土地上升起來的暖意,飽滿,潮濕,略略地帶著青澀氣。

初中那年,在宣傳隊參加歌劇演出,他彎下身子為我化妝的時候,我在這樣溫暖的氣味裏浸泡過了,醃製過了。

一九七七年,我十九歲,那時我已經插隊農村,是知青屋裏的一個年輕的戶主,穿褪色的破舊衣服,腳上是打著補丁的高幫膠靴,頭發用皮筋綁成兩個刷鍋把兒,扛上鋤頭,和所有生產隊的鄉民們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夏末秋初的一個炎熱中午,我在棉花地裏打藥。沉重的農藥噴霧器把我的肩膀勒出兩道血痕,汗水滲進傷口,火辣辣地刺痛。我整個的人曬成了一隻紅蝦,而且是那種因為脫水過久而奄奄一息的蝦,蝦身疲軟脫節,沒有彈性。從我手中噴出去的農藥通過鼻粘膜吸進氣管,使我雙眼模糊,惡心要吐。我知道這是輕微的農藥中毒。昨天我的一個同伴就因為中毒過深而昏死過去,送醫院急救才緩過氣來。可是噴農藥的活兒總要有人來幹,實際上隊裏的女工都聚集在這塊棉花地裏,臨陣逃脫是可恥的行為,棉田如果噴藥不夠及時,蟲害蔓延的後果會不可收拾,半年辛苦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惡魔般的棉鈴蟲就是這樣肆虐和猖狂。

我心慌,氣悶,惡心。棉花地裏密不透風,滾燙的土地如一口蒸籠,蒸騰出農藥和化肥雙重難聞的氣味。藥水打過的棉株上,肥嘟嘟的粉色肉蟲蜷縮一團,然後跌落在地,留下嬌嫩的棉蕾上觸目驚心的咬痕。我穿的是長褲長衫,褲腳袖管都用麻繩緊緊捆紮起來,頭頸上包著一條棉紗方巾,防備農藥對皮膚的直接滲透,帶來的尷尬便是悶熱難當,熱得我們不能不把嘴巴鼻子盡可能地張大,因此而又吸進了空氣中更多的農藥顆粒。

隊長在棉花地外邊朝我招手,讓我過去。他臉上的神情是笑嘻嘻的,不像是對我做的活兒不滿意,拎我出去教訓一通的樣子。我放心了。

背著噴霧器從棉花地裏橫著穿過時,茂密的棉葉刷啦啦地擦過我的身體,衣服上沾著青青的汁液,像一朵朵染上去的藍花花兒。刺鼻的農藥味漸漸離我遠去,剩下的是陽光和青苗的熱烘烘的芳香。我拚命地呼吸,吐納,肺腔中的濁氣一點點地被置換出來,胃裏的惡心開始平息,心情又變得輕鬆和愉快。不管怎麼說,日子還過得去,活兒雖然苦,可是我們年輕,一覺睡過來又精力十足。我們周圍的知青們彼此彼此,麻木和聽天由命是我們共同的狀態,既然大家都沒有什麼想頭,也就不去多想。

隊長笑嘻嘻地說:“有個人找你,男的,不知道是你爸還是你哥?”

隊長往遠處的機耕路上一指,我迎著太陽,眯縫起眼睛,看見了站在樹蔭下的他。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哥,我爸和我哥都不會來看我,我想這麼告訴隊長。可是我最終什麼也沒有說。

我把肩上的噴霧器卸下來,放在田邊,拍一拍衣服上的浮土和碎葉,心跳著向他走過去。我聞到自己頭發裏的酸餿,農藥的殘留氣味也賴在衣服上拂之不去,高幫膠靴上似乎還有棉鈴蟲死屍的腥臭。我的頭發零亂,滿臉汗斑,皮膚曬得一片片卷曲脫落,比花臉貓的模樣好不了多少。我的褲子太肥,上衣太短,褲管袖口還用麻繩可笑地捆著,跟村子裏燒鍋做飯的老婦女們同樣的不修邊幅。那一瞬間,我的眼淚不爭氣地流了出來,我心裏忽然有些恨他,他不該在這樣的時候不期而至,讓我狼狽,讓我出醜,讓我無地自容。

他站在樹蔭下,默默無聲地看著我,目光像是要穿透我的身體,看清楚我生命中所有的艱辛和困頓。他穿著格子布的短袖襯衫,米色長褲,黑色布鞋,幹幹淨淨,清清爽爽。他是騎自行車來的,車後座上卡著一個方方正正的布包,車龍頭上掛著漆皮掉落的軍用水壺,一塊擦汗用的小白毛巾係在水壺帶子上。總是這樣。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周到細致,近乎完美。

他讓我更加沮喪。我們之間的差別如此巨大,我不希望他來看我。讓我自甘墮落好了,最好這世上所有的親人朋友都忘記我,不再提起我,我就這麼混著,混到死為止。

我一步一步走到離他很近的時候,他忽然伸出手,一把將我拉進了樹蔭之中。然後他取下車把上的水壺,擰開壺蓋,讓我喝。我的嘴唇剛一接觸到壺口,就緊緊地粘上去了,鑿子都無法鑿開一樣。我仰著頭,咕咚咕咚地往喉管裏灌水,喘不過氣來。他眼巴巴地看著我的貪相,一聲也不敢出,怕我嗆著了。我喝完壺中最後的一口甘露,才猛然想起,應該給他留下一點,他回去的路上渴急了怎麼辦?

他是特地來給我送複習資料的,就是夾在他車後座上的那一包東西。他告訴我,據可靠消息,大學要恢複招生考試了,我不能放過這個機會,無論如何,我要把命運掌握到自己手裏。他說我在學校裏成績那麼好,我比他教過的所有女孩子都更聰慧,他希望看到我成功。

他最後說了一句話:“我對你有責任。”說這句話的同時,他把手抬起來,放在我的頭頂,輕輕地撫了一撫,順勢落下去,擦過我的肩頭時,再一次地作了一個短暫的停留。

他對我說了那一大段考大學的理由和必要,我沒有聽進去,但是他的手在我肩頭停留的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流淚了。他說他對我有責任,我感覺到這句話的分量。我十九歲,已經懂得了承諾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他承諾了我,我應該把我的承諾回報給他。我們彼此間早就有了這樣的默契。從我十三歲,用他的上衣遮蓋了我流血的身體時,默契就開始了。

我比袁小圓和公社裏的其他知青們多出了一個月的複習時間。我剛開始遮遮掩掩看他給我的那些複習資料時,我的同伴們非常不屑,她們說我還是年少,幼稚,見風就是雨的。她們說,中國的事情,哪能夠聽信謠傳呢?不知道謠傳十回有九回半是假的嗎?中國人多麼善於給自己製造心理安慰啊!

一個月之後,公社的高音大喇叭裏播出新聞:中國的大學要在一九七七年底恢複高考製度。

我的同伴們傻眼了,短暫的震驚和激動之後,大家開始發瘋樣地收集各種“文革”前的初高中課本,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地理、曆史……見什麼逮什麼,角角落落,隻言片語,統統拿過來供在案頭,夜夜苦讀到天明。

那個時候,我已經讀完了他送來給我的全部課本,開始一道道地做題,做難題和偏題。他幫我在所有的題目後麵都配了答案,我可以給自己判定對錯。

深秋的那一天,我哥哥和袁小圓敞著屋門在地上做題,粉筆在地上寫出一片白花花的公式和解題步驟時,我湊巧走過去瞥了一小眼。他們生怕我偷題,抬起頭,瞪著眼,用那麼戒備和不歡迎的態度對待我。袁小圓甚至抬腳抹去了地上的一切粉筆字跡。

他們一個是我的哥哥,一個是我曾經崇拜和迷戀過的男孩。

兩個漂亮、優秀、自戀和互戀的小男人。

那個瞬間的場景,我記憶極深,如鐫刻在石壁上的岩畫一樣,歲月無法輕易磨滅。

春節之前,我和哥哥雙雙拿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我哥哥先看了他的,然後又看了我的。他不敢相信。他抿著嘴,漂亮的眼睛裏罩上了一層青青的霧氣,拿信紙的那隻手在微微顫抖,很輕微很輕微,是努力克製的姿態。他不願意在我麵前暴露出他的沮喪和軟弱。可是我看見了他手中紙張的顫動,簌簌的,像風中粉蝶的翅膀。

最後,他的手無意中一鬆,那張通知書在空中輕飄飄地打了個旋,傾斜著往地上墜落。我一把抄起來,折兩折,重新裝進信封。他不看我,轉身躺到床上去,兩隻手墊在腦後,雙眼望天。到晚上,我妹妹喊他起來吃晚飯的時候,他的眉間多了一條皺紋,眼皮也有點耷拉下來。半天的時間,我的哥哥老了差不多十歲。

去年的那個冬日,我從電話中得知他的死訊之後,心裏湧出的第一個願望是在夢中再見他一次。我早上醒來,從冰箱裏倒出一杯牛奶,喝下牛奶的同時,我吞下去兩片“安定”。然後我又上床。半小時之後,我開始迷糊,似睡非睡,能聽見客廳裏電話鈴響,聽見樓下老太太們買菜歸來的寒暄和嘮叨,但是我不能思想,對外界發生的一切無法作出反應。我把雙手擱在胸口,期待做夢。多年以來,我有個很壞的毛病,睡覺時隻要手擱在胸口,肯定會做夢,而且是噩夢。我經常在夢中被我的親人追殺,逃無可逃,乞求、哀告、反抗都無濟於事。我也會夢見我的親人死去,是暴死,家族戰爭那樣的死,死者躺在棺材裏,血糊邋遢,麵目全非,甚至身首異處。我還無數次地從懸崖墜落,快速下沉,腳下是深不見底的黑洞,我沉落的速度可以用“一墜千丈”來形容。醒來時我大汗淋漓,胸腔內像有一麵皮鼓在拚命擂響,暈眩的感覺許久之後才能消散。也有時候我是尿急,死活找不到廁所,東奔西突,因為即將當眾出醜而絕望至極……

我將雙手擱在胸口,半睡半醒中做很多諸如此類的噩夢。我一次都沒有夢見過他。他不會在我的噩夢中出現。我歎一口氣,把手從胸口挪開,別在腰後。我又迷糊過去,但是卻不再做夢,平平靜靜。

下午,我開始清醒,覺得肚子餓,起來泡了一袋方便麵吃。我不甘心。我怎麼就會夢不到他?我怎麼能夠夢不到他?我又吃了兩片安定。

所有的程序再一次重複:我如果將雙手擱在胸口,必然會做噩夢,追殺、逃竄、械鬥、墜崖……鮮血淋淋,緊張刺激。我如果放下雙手,又幹脆什麼夢都不做,安詳平靜如同嬰兒。

我陷入一個關於做夢的怪圈。

半夜,安眠藥的藥勁全部過去了,我在黑暗中無比清醒,鏡子中能看見自己的雙眸閃亮。我聽見夜的聲音沉寂卻又喧鬧,潮水一樣起伏綿延。露水一滴滴打在窗口的雨篷上,很小的一滴,偏偏響出滯緩的沉甸甸的分量。對著夜空,我開始勾畫他的麵容,回想我們之間的一幕幕往事。回憶有連續性,像電影,卻是無聲的,而且是原始的黑白兩色。我不滿足。我還是想在夢中見到他。我想知道他在我的夢中會是什麼樣子,他將以什麼樣的形象出現,又會以什麼樣的舉止結局。我不要真實的回憶,我要讓夢境替我虛構和創造。

會發生什麼呢?在夢中,在單獨屬於我們的世界裏?

獨自一個人,背著簡單的行李卷兒,帶著四季衣物、洗漱用具、大學錄取通知書和糧油戶口遷移證,我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車。

唐仁,我是在車行途中認識他的。

他由他的姐姐護送到京。他姐姐高大健壯,短發,臉龐紅潤,烏溜溜的眼睛很靈活地轉來轉去,笑容時時漾在嘴邊,說話的聲音清脆爽朗,一望而知是那種圓通能幹的女孩。他們姐弟上車時買的是站票,沒有座位。做姐姐的就跟我商量,讓她弟弟在我的座位邊上擠著先坐一會兒。然後她不見了。

唐仁的外表跟他姐姐恰好相反,清秀,單薄,甚至有一點羸弱。他垂著眼皮,聽任他姐姐前後張羅,一言不發,順從,或者也可以說是遷就。他被他姐姐安排著在我身邊擠坐下來時,矜持地隻坐上半個屁股,身體是背對我側過去的,而且從頭到尾沒有抬頭看我一眼。

他坐著,上身筆直,一動不動。我感覺他的身體非常緊張,像繃直的彈簧一樣。於是我也跟著緊張,列車員過來倒水的時候,我連杯子都不敢拿出來,生怕動作過大驚動了他,讓他更不自在。還好他姐姐很快回到車廂,並且笑嘻嘻地帶來了列車長,一個三十多歲表情苛刻的男人。列車長開始趕我對麵座位上的一對農村夫婦,讓他們站起來讓開座位。原來這兩個人是蹭坐的,他們稀裏糊塗坐在了列車長掌控的機動座位上。列車長把這兩個位子給了唐仁姐弟。

他們在我的對麵舒舒服服坐穩之後,我驚訝地發現唐仁跟袁小圓長得有幾分相似,尤其是臉上那副驕傲和輕慢的神氣,那種隻關注自己、對身邊萬物不聞不問的勁兒,簡直像到了極點。惟一不同的是唐仁的皮膚比袁小圓白晳,因此顯不出袁小圓那一口潔白發亮的牙齒,也因此比袁小圓少了一種神采飛揚的活力。

這是一個被家裏寵壞的男孩,一路上享受他姐姐無微不至的關照和溺愛時,他心安理得,從容自在,沒有一丁點知恩圖報的表示。他埋頭看書,是一本小人書,連環畫冊,看到有趣時,他嘴角會牽起來,目光柔下去,臉上有孩子氣的笑意。他姐姐忙著給他剝煮雞蛋的殼,剝幹淨之後浸到盛滿開水的搪瓷缸子裏。她不斷地用手去試開水缸的外壁,覺得水涼了,雞蛋熱了,才動手撈出蛋,放在一塊幹淨的手帕上,讓弟弟吃。她很多餘地對我做著解釋,說她弟弟從小身子弱,胃不好,涼東西吃了會疼。

徐州過去之後,列車有過一次緊急停車,好像是前方鐵軌上有人試圖臥軌自殺。車停下來時發出刺耳的吱嘎聲,整個車廂猛然往前一衝,正向而坐的人跟著往前滑動,我的膝蓋正好撞在了唐仁的膝蓋上。他異樣地看我一眼,沒有一點安撫或者擔心的意思,卻趕快把膝蓋挪開,好像生怕我還會有第二次侵犯。

我擱在頭頂行李架上的一個黃布書包沒有放好,車廂震動時骨碌碌滾了下來,差一點兒砸在唐仁的頭上。他姐姐眼疾手快地接住,平托著,還給我。有幾樣東西從包裏掉到了小桌上,是我的鋼筆、小圓鏡子、塑料錢夾、裝著入學通知書和戶口遷移證的厚厚的信封。他姐姐看到了信封上的校名,驚喜地叫起來,問我是不是這一屆的新生?我才知道,唐仁跟我錄取在同一所學校,我們同校不同係。

夜深了,火車在漆黑的華東平原上行進,車輪聲喀嚓喀嚓地響著,漫長得沒有盡頭。車窗是緊關著的,車廂裏的氣味渾濁而汙穢。所有的人都在昏睡。

我起身上廁所,從歪七倒八的人群裏擠出去,然後再擠回來,因為打擾了太多人的好夢而心懷歉意。在座位上重新坐下來的時候,我無意中望了一眼車窗玻璃。我驚訝地發現,車廂裏昏黃朦朧的燈光反射在玻璃上,整麵車窗成了一幅活動著的電影屏幕,那些雞啄米一樣站著睡覺的人,擠來擠去上廁所的人,偶爾在車廂露麵的穿製服的乘警,全都影影綽綽在車窗上映了出來,像是列車的外麵並行著另外一輛列車,其中的一個車廂正在完整複製著另外一個車廂的場景和生活。

我還看見車窗上映出一張輪廓清秀的男孩麵孔,麵孔的一小半被撐在額頭的手背遮住,手背下麵掩護著一雙直視玻璃的眼睛。昏黃幽暗的車廂背景之中,這雙眼睛清澈明亮,眼中的兩點微光閃閃爍爍,美如鑽石。

那是唐仁。他通過玻璃的反射觀察我,還以為我不知道。這個像極了袁小圓的男孩。

我們在出了車站之後分手,一前一後登上了兩輛學校開來接新生的巴士車。我是故意跟唐仁和他的姐姐拉開距離的,我不喜歡看到他姐姐對他那種無微不至的樣子。姐姐也就比他大一兩歲吧,他們之間的角色有點錯位,使我感覺到荒誕和別扭。

我不知道如今的大學新生在踏進校門那一刻的心情是什麼樣。在我們七七級,毫無疑問,最初的喜悅是像醇釀一樣把我們醉倒了的。我像一個夢遊者,腳步踉蹌地行走在校園裏,看圖書館前過早盛開的迎春花,看初春天氣點綴在料峭寒風裏的星星紅梅。北方的色彩比南方要來得莊重和肅穆,雕梁畫棟和綠色琉璃瓦都是皇家的氣派,連空氣中都有跟南方不一樣的遼遠和曠達。

我喜歡一個人閑來無事地走,從宿舍的樓門出發,沿柏油小路拐上中央大道,途中看留學生們三三兩兩地進出他們的住宿區,看校內商場簡陋的櫥窗,看學校告示牌上新換的內容。然後,穿過體育場,繞過教學樓,圍著我最喜歡的圖書館轉上一個圈,從另外的一條路,貼著食堂和宿舍區的邊,返回到我的出發點。

離食堂不遠,在宿舍樓和商場之間,有一家門麵很小的新華書店,每次從那裏過,我都會伸頭進去□上一眼的。書店雖小,擺出來的書卻是天文地理無所不包,總能夠滿足學校裏文理各科學生的需要。書店的氣味很香,紙張和油墨混雜在一起的那種甜蜜,誘得人心癢癢的。

有一天,書店門外排著長隊,是店裏新到了一套英語教材。我正好從這裏路過,看見張貼在櫥窗上的新書廣告,就排了進去。排進隊伍才發現,我前麵的一個男生是唐仁。

唐仁瘦了,臉色有一點黃,鼻梁更加高聳和挺拔,目光卻依舊嚴肅和淡漠。他的頭發零亂如草,衣領也不是很幹淨,衣服的扣子還掉了一個,風一吹,下擺就掀起來,沒著沒落地舞動著,顯出一種無人照顧的倉惶。他回頭看見了我,愣了一愣,對我點點頭。我也對他點點頭。我們之間就像是普通的有一麵之交的同學,就像我們從來沒有在火車上麵對麵地度過一天一夜,彼此那麼近地呼吸過同一個立方米裏的空氣。

書店營業員發現隊伍太長,怕大家排了隊又買不到書耽誤時間,就走出店堂,大致地估了一個數,讓排在我後麵的同學散開,等書店明天進了貨再來。這樣,我成了排在隊伍最末一個的人。唐仁在我的麵前。我們之間相隔半隻胳膊的距離,沉默地跟著隊伍一點點地往前移動。

實際上,如果不是後麵發生的事,我也許一輩子都不會跟唐仁說話,我們永遠都是隔著距離的陌路人。我們相互沒有仇恨,沒有喜悅,沒有欲念,更沒有愛。愛實際上是需要欲念激發的,對於唐仁,我感覺不出有任何的欲念,我一輩子對他都很冷靜,我總是由他的第一個動作猜測他可能會做的第二個動作,我等待,靜觀,像解幾何題目那樣一一求證,而後悵然地想:不出所料。

後來唐仁把人生所有的不快都算在我的頭上,他說,是我害慘了他。

我不這樣認為。這不公平。既然我沒有愛過,我就不應該承擔愛的責任。

說出來還是書店營業員的錯,那一次,他把教科書的數量和排隊同學的數量估算得對不上號了,排了約摸一小時的隊之後,隻剩我和唐仁兩個人眼巴巴站在櫃台前的時候,營業員彎腰找了又找,還是不能夠從櫃台下麵找出相同的兩套書來。他隻好把最後一套書珍惜地托在手中,輕輕拍打著書頁,看看唐仁,又看看我,不無為難地跟我們商量:“誰拿上呢?你們兩個?”

我想我完全能夠明白營業員的意思:他希望我拿上。否則他把書直接遞給我前麵的唐仁就行了,用不著問這麼一句話。他讓我排了一個小時的隊,於心不忍。我是女孩,唐仁是男孩,在可能的情況下,女士應該有優先權。

我已經把手伸進衣袋裏,準備掏錢了。可我嘴上還是要客氣一聲,表示禮貌。我就對唐仁謙讓了一句:“你排在我前麵,書是你的。”

唐仁“嗯”了一聲,一個“謝”字都沒有說,手伸進口袋,掏出他的皮夾子,取一張十塊的紙票出來,放在櫃台上。

營業員的眼睛裏閃過一絲驚訝,他沒有想到在我們這樣的校園裏會有如此愚鈍抑或是自私的男孩。他把嘴張了張,大概忍不住想要說上一句什麼,結果還是無話可說。他翹著手指把那張紙幣拈起來,扔進錢箱,找零,臉上的神情是明顯的不樂意。

我不走,我固執地站在店堂裏,等著看完唐仁買書的全過程。我看著他把找回的零錢抹平,放進皮夾子,把發票夾進新書裏,把新書塞進書包,然後轉身出門。他沒有問一聲我是否比他更加需要,沒有表示一絲一毫對我的歉意,甚至沒有一個請求我原諒的眼神。

那一刻,我又想到了袁小圓。袁小圓當年在知青屋裏拒絕我看他寫在地上的題目時,伸出一隻腳擦去滿地粉筆字的動作,是同樣的冷酷、絕情和自戀。

走出書店的時候,我流出了眼淚。我很難為情,慌忙抬了頭,使勁地望天,把淚水封在眼睛裏,憋回去。我為什麼要為這樣的男孩子哭?我不該悲傷,應該憤怒,以冷酷回應冷酷。

淚幹了,眼眶是繃緊的,澀澀的,很難受。我低下頭,迎風走著,頭發和心都在風中飄飄蕩蕩。我說不清楚我是不是恨他們——唐仁和袁小圓。他們眉清目秀,姿態高貴,行為自我,對女孩子不屑一顧,或者說是不懂得相顧。

我恨不恨他們呢?我們彼此都是驕傲的人。

又是排隊,在大飯廳裏,中午買飯的時間。

排在我前麵的肯定超過了兩百個人,隊伍長蛇一樣從賣飯的窗口蜿蜒橫亙過整個大廳,一直逶迤到對麵山牆。我旁邊的幾排隊伍更長,隊尾頂到山牆還拐了彎。似乎全校的學生都在同一時間旋風一樣地撲進飯廳,他們上完上午的四節課之後饑腸轆轆,臉色焦黃,眼冒綠光,迫切需要飯菜對肌體的撫慰和滋潤。饑餓使大家極不耐煩,脾氣急躁,無數的飯盆無數的鋁匙在手中碰擊出一片叮當的聲響,恨不能拿空氣當食物先吃進嘴裏。地上是油膩膩的,陳年的菜漬、飯粒、饅頭渣、湯水結起一層厚厚的汙垢,腳踩上去能感覺到汙垢的黏度和彈性。泔水的酸味從飯廳兩側飄過來,暫時性地把胃裏的饑餓壓下去,讓大家排隊時的心情不那麼急迫。一直要到接近賣飯口,新鮮飯菜的熱騰騰的香味才濃濃地蓋過一切,把我們的目光直勾勾地引過去,一心一意想像和期待著窗口後麵精彩的內容。

我排到隊伍中間時看到了唐仁。他穿著一件米黃色的翻領上衣,右肩背著很大的書包,左手拎一個裝著飯盆和鋁匙的髒兮兮的飯袋,遲遲疑疑地出現在飯廳門口。他被飯廳裏排隊買飯的巨大長蛇陣嚇住了,進退不是地站著,考慮要不要加入進來。跟他身邊進進出出的北方男孩子相比,他身體單薄,神情羞怯,站在飯廳尺寸高大的門框下,更顯得羸弱和迷茫。

考慮片刻之後,他往後挪了一步,準備退出。有不少人舍不得花時間排這樣的隊,在飯廳附近找個地方蹀躞著背上十來個英文單詞,待飯廳裏曲終人散之後,再重新殺回來。但是剩下的飯菜無可挑選,不是最貴的就是最難吃的,讀書讀出毛病的人才會這麼幹。

我踮起腳,朝他招手,還喊了他的名字。我這麼做,不是出於對他的好感或憐憫,我是報複,同樣是排隊,他不肯成全我,我卻要幫助他,用我的大度報複他的狹隘。

他聽見喊聲,眼睛在飯廳裏尋找一番之後,看見了我。他臉上閃過一絲驚訝,惴惴的,好像不太明白我喊他的意思。有一瞬間,他甚至還把臉別到了旁邊,害羞一樣。

我對他招手,動作幅度很大,傻瓜都看得出來:我讓他到我前麵插隊,加塞兒。

他肯定不習慣別人對他的這種慷慨和熱情,遲疑好久,才磨磨蹭蹭地過來,微紅了麵孔站到我旁邊。我往後退了半步,留出一個人的位置,示意他站進隊伍中。

但是我身後的人不幹,他們不好意思指責我,就一個勁地噓唐仁,要轟他走。加塞兒的行為等於不勞而獲,而且唐仁還是個男生。唐仁臉紅得更加厲害,不知所措地回頭看我,征求我的意見:他應該怎麼辦?他臉上的線條因為驚慌而變得僵硬,嘴唇蒼白發幹,鼻尖上有一些細碎的汗珠,眼睛越發的迷蒙和茫然。

我的心突然地柔軟了,融化了,舒展成一塊溫潤的海綿。從前我對這個男孩的所有惱怒和不滿煙消雲散。我幾乎是在一刹那間進入狀態,取代了他姐姐的位置,變成他的守衛者和監護人。他應該是我的,他是屬於我的,除我之外,別人沒有權利對他做任何的傷害。

我看著他的眼睛,小聲而不容置疑地對他說,他可以出去,在門外等我。

他從隊伍裏狼狽而逃的背影就像個罪犯。我看著他夾起來的單薄瘦削的雙肩,心裏有些奇怪,這樣一個驕傲自戀的男孩,他遭受打擊的一刻卻又是這樣脆弱,玻璃破碎一樣,讓人心疼。

我的飯袋裏有兩個白瓷飯盆,一個用來裝飯裝菜,另一個扣在飯菜之上,做蓋子用。現在我把它們分開了,打了兩份飯菜,一份是溜肉片,一份是西紅柿炒雞蛋。我一手托著一個熱騰騰香氣四溢的飯盆,側身用肩膀開路,艱難地從幾列長蛇隊中橫穿出門。

唐仁果然在門外等我。我把溜肉片的那一份遞給他。他看了看盆子裏黏糊糊的肥肉片和一些黃瓜、胡蘿卜的碎塊,皺眉不語。我馬上明白他不喜歡這個菜。我就換給了他另外的一份,西紅柿炒雞蛋。

我們站在飯廳外麵吃飯。大家都是這麼吃:左手托飯盆,右手拿飯匙,連飯帶菜地舀。飯廳外麵是一大片槐樹林,春夏之交的季節裏常有碧綠的“吊死鬼”從樹上落下來,被無數雙學生的腳碾爛,弄得滿地青紫。有一次一隻“吊死鬼”恰好落在哲學係男生的飯盆裏,他當時揮著飯匙大談西方的幾大哲學流派,順便就把那隻“吊死鬼”當肉絲舀進嘴巴。有兩個女生看見了,捂著嘴,因為恐怖而忘了驚叫,眼睜睜地看著悲劇發生。幾天之後她們才敢把真相告訴這位未來哲學家。哲學家並不慌張,笑一笑說,這沒什麼,他是廣東人,廣東人什麼都吃,海納百川。據說其中的一個女生對他大為佩服,由此而決定跟他戀愛。

唐仁吃東西很文靜,也很仔細,每舀起一勺飯菜,要看一眼才肯往嘴巴裏送,不知道是不是怕吃進第二條綠蟲。他咀嚼飯菜的時候,舌尖會把西紅柿的皮準確地留下,吐出,不吐在地上,握在手心中,準備洗碗的時候扔進垃圾桶。

他問我,應該付給你多少飯菜票?一毛五還是兩毛?我說,是一毛五。我又說,其實每次付清很麻煩,我還要給你找零。我讓他明天再到飯廳來找我,還由我代他買飯,可以每星期結算一次。

他鬆一口氣,笑起來。他笑的時候眉眼花花的,有一些孩子氣。因為有了飯菜的滋養,他的嘴唇開始紅潤和鮮亮,顯出原本活潑的意味。

星期天,唐仁到我的宿舍來。我結餘了一些雜糧票,拿到學校附近的農貿市場換了一兜雞蛋,我答應給他煮雞蛋吃。

我們宿舍的五個女生中,有四個是北京人,星期天她們都回家,所以宿舍暫時成了我的單人房,我可以在十多平方米的空間裏享受完全的自由。我有一個簡陋的電爐,偶爾偷著用一用,煮幾個雞蛋,下一碗麵條,冒險的快樂比吃的快樂更多。

唐仁來的時候,換了一身幹淨點的衣服,頭發也是新理的,顯得清清爽爽斯斯文文。我問他那些髒衣服怎麼辦?自己會不會洗?他坦白地說,用洗衣粉泡在臉盆裏呢,泡到非用臉盆不可的時候,撈起來揉一揉,在水龍頭下衝一衝,馬馬虎虎就混過去了。我讓他下次把衣服帶到我這兒來,我負責幫他洗。他當時的表情很驚訝,驚訝中又有驚喜,像是走在路上撿著了大元寶一樣。他問我,是真的嗎?我說是真的。他用勁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似乎想把這件事記得清楚一些。

我一共煮了五個雞蛋,全部剝給他吃了。我有一小瓶醬油,是買來下麵條用的,我倒了一些在茶杯蓋子裏,他就用剝好的雞蛋去沾。他後來告訴我,蛋黃沾醬油的味道更好,鮮味比較入骨。但是他在獨自享受鮮味的時候,一點兒也沒有想到讓我也嚐一嚐。

他那天的樣子很幸福,坐在窗前我平常看書做作業的位置上,在陽光下,仰著頭,皮膚光潔,眉眼生動,額頭上的茸毛泛出金黃的色彩,眼仁和鼻尖上跳躍著三個小小的太陽。

我忘記了他的自私,他的嬌寵,他的脆弱和懶散。我想要全心全意地去愛一個人,去伺候他,奉承他,嬌慣他,縱容他,慫恿他。為了我想愛的人,我願意出賣自己,扒光自己,剁碎自己,燃燒自己。

我坐在距離他有兩米之遙的另一把椅子上,不無好奇地看著他,心裏想,下一步我應該做什麼呢?

係收發室的老師叫住我,遞給我一個方方正正的牛皮紙包,讓我簽收。我看了紙包上的落款,地址是我們省城的大學。我不知道誰是這個大學裏的人,簽字之後,就迫不及待地把紙包撕開。

一套嶄新的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封麵是淡灰色的,灰中帶綠,格調莊嚴而高貴。掌心輕輕撫上去,紙質冰涼滑膩,化入肌膚一樣。清爽的油墨味從書頁中飄出來,嫋嫋四散,從鼻孔到腦門都有被蕩滌的愉悅。

套書的第二冊和第三冊之間,夾著他的短信。他說,他考上了化學係的研究生。本來也想考到北京來的,填表的時候忽然地自卑起來,怕沒有把握,終究是不敢。他說,獨自在省城讀書,為打發無聊,讀了不少小說,讀到羅曼·羅蘭的這本巨著,忽然想到我肯定也會喜歡,在新華書店排了一上午的隊,才買到手。他最後寫道:一年沒有見到你,不知道你的目光是否仍舊嚴肅憂鬱?方便的話請寄張照片。

我把書送回宿舍,立刻跑出校門,直奔最近的一家照相館,拍了我上大學之後的第一張照片。我在照相館裏別出心裁地盤起了頭發,腦門光溜溜的,眉眼彎彎,脖頸修長,笑得有一點嫵媚。

那是我希望自己墜入愛情的時候。

我給他寄去了這張照片,順便也給父母寄了一張。

我母親寫信來,小心翼翼地問:真的是你嗎?你怎麼一下子變得漂亮了呢?你漂亮得連我都不敢認了。

我很高興,就把那張照片拿去放大,配了鏡框,鎖在箱子裏。我想,我要等到四十歲的時候,再回頭來看我二十歲的模樣。

唐仁說,你應該吻一吻我。他又說,你難道一點都不想吻我嗎?

我問他,你想嗎?或者你應該先吻我?

唐仁皺著眉,好像有點兒不太高興。他不喜歡我這樣跟他斤斤計較。在他看起來,他吻我,或者我吻他,實際內容是一樣的,隻是一個表述順序不同的問題。

他往前靠了一步。我跟著也往前靠一步。現在我們彼此的距離已經貼得很近,衣襟和鈕扣廝磨到了一起,他口中呼出的氣息把我的額發吹得飄飄揚揚。

是個月黑天,星光不那麼燦爛,小樹林裏的灌木和石塊影影綽綽,剛才走過來的時候差點兒絆了我一個跟頭。話又說回來,如果月明星朗,遍地灑銀,我們就不會忽然想到接吻的念頭,這樣曖昧的事情如果有第三個人看見,我們會無地自容。

我等著,聞著唐仁呼吸中的氣味。此前我們還沒有接吻的記錄,經曆中一片空白。我感覺我們周圍的空氣正在凝固,變成黏稠的糖漿,要把我們不動聲色地封閉起來。林子裏本來有秋蟲在鳴,此起彼伏賽歌一樣,現在忽然地都停住了,好像被人指揮著一齊噤口,屏息靜氣地等待一件事情發生。

唐仁伸出一隻手,摸索著把我的手握住,拉起來,放到他胸口。他說他心跳得厲害,問我感覺到沒有?我縮回手。我說我也一樣。他如釋重負的樣子,問我是不是仍舊想試試?我點了頭。我不知道他對我的表態是失望還是高興,總之他最後又問了我一句:確定嗎?我說,確定。

他停頓了幾秒鍾的時間,好像是在積蓄身上的力氣,也可以說是勇氣。然後,他伸出舌尖,試探著碰一碰我的嘴唇。他的舌尖冰涼柔軟,接觸我唇邊的瞬間有一個躲閃的動作,縮回去一點點,再迎頭碰上來,粘住,原地畫了一個圈。

我認為我不能過分被動,畢竟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所以我也張開口,把舌尖迎上去。我們的舌尖碰觸到一起之後,彼此都感覺到驚奇,原來人的身上還有如此柔軟的部位,那樣一種彼此融化的奇妙的交合。我們就這樣探著腦袋,嘴巴張開,舌尖相觸,緩慢地摩挲,像兩隻麵對麵尋求溝通的鳥兒。唾液從我們的舌尖上一點點地湧出,我們不知道舌咽,就讓它順著自己的舌根噝噝地流進口腔。初起湧出的液汁是溫暖的,從舌尖流往舌根的過程中,被夜風吹撫滋潤,變得冰涼,冰涼而且清甜,把口腔和喉管潤得非常舒服。

圖書館閉館的電鈴聲忽然撕心裂肺地叫起來,把沉浸在品嚐階段的我們嚇得一個激靈。我們像一對倉促行動的小偷,慌張地收回自己的舌尖,下意識地後退一步,站好。我們的心怦怦地跳著,有片刻時間竟不知道如何是好,是趕快走出樹林,還是大大方方地原地靜立,等著下自習的同學從身邊過去?

在我們舉棋不定的時候,紛遝的腳步聲和說話聲已經由遠而近,潮水一樣地漫過來,在樹林前麵的岔路上分出無數支流,往四麵八方漫過去。也有一部分學生抄近路,從樹林子裏穿著走。但是他們沒有發現黑暗中悄無聲息的我們。也許因為人太多了,誰也顧不上注意誰。

唐仁拉了拉我的手,說:“走吧。”

我們一前一後,相隔了一米左右的距離,走出樹林。唐仁沒有送我回宿舍。他從來都不送的,我們都是在宿舍區的丁字路口分手,各自回樓。

那天他已經往另一條路上走了幾步,忽然又轉頭,追上了我。他對我附耳說了一句話:“你的唾液很甜。”

我一個人站在樓門口的路燈下,很長時間地想著他所用的這個詞。我記得他說這句話時,臉上有很純的孩子氣的笑。

每天晚上的日程都是固定的:我背著沉重的書包,站在飯廳的一個角落裏,飛快地吃完排隊買來的半盆玉米粥和一個饅頭,擠到水龍頭下衝一下飯盆,濕漉漉地塞進飯袋,拎著它一路小跑地往圖書館走。在館門口排隊,等著開館放人。然後衝進大廳,飛奔上樓,在二樓閱覽室門口再一次排隊。我必須排得盡可能靠前,才能在閱覽室裏占到一個座位,同時用我的書包替唐仁占好另一個座位。

總是排隊。沒完沒了地排隊。千篇一律地排隊。日複一日地排隊。

唐仁從來不替我做這樣的事情。他買了晚飯,要慢嚼細咽地吃,否則他會胃疼。他吃過晚飯還要先回一趟宿舍,把晚上要用的開水打好。如果等自習回來打水,開水房裏又是人滿為患,他討厭那種擁擠。也許他還會趁這段空閑給他家裏寫一封信,貼上郵票投進郵筒。要是有人喊他打羽毛球,他也會下樓揮幾拍子。總之他有了我為他排隊,盡可以不慌不忙,把日子過出貴族般的悠閑。

一個星期總有一兩次,在閉館電鈴叫響之前的十分鍾,我們互相遞一個眼色,提前收拾了自習作業,一前一後地悄然離桌。

我們去小樹林接吻。

僅僅就是接吻。除此之外我們不知道還可以做什麼。我們小心地抱在一起,他的手搭在我的肩頭,我的手扣在他的腰間,客客氣氣的,有分寸有距離的,抱在一起。我們已經熟悉了彼此舌尖的柔軟程度,我們在口唇相交的瞬間就能夠知道對方今天是不是專心致誌,有沒有敷衍應付。我們的神情有一點莊重,有一點虔誠,還有一點像完成試驗那樣的,一絲不苟地遵守一個過程。

每天如此。每星期如此。我不知道唐仁心裏是怎麼想的,可我已經覺到了厭倦。

香港回歸的那一年,我跟郭衛星正式離婚。之後沒有多久,唐仁回國探親,專門到我居住的這個城市來看我。

他給我打電話,而且打的是我的手機。他居然搞到了我的手機號碼。他的聲音我應該是熟悉的,但是他說話的腔調卻令我陌生,那一口廣東腔或說是台灣腔帶著一點讓人頭皮發麻的嗲勁兒。我當時正在一家商場裏,手機的通話效果不是太好,四周人聲又太過嘈雜,所以對方老是架著我,要我猜他是誰的時候,我不耐煩了,大聲地對話筒吼了一句:“我不認識你!”

對方的聲音一下子就沉寂下來,有好幾秒鍾時間我隻聽到手機裏電流的雜音。我以為對方確實是打錯了電話,被我嚇唬一聲才醒過神。這樣的情況是經常會發生的。我在心裏罵了一句“神經病”,就準備收線。這時候我耳朵裏忽然聽到輕輕的幾個字:“我是唐仁。”

我大聲問:“你說什麼?你是誰?”

他說:“我是唐仁。”

我閉上眼睛。這世界真像一個巨大的旋轉門,你明明看著他一聲不響從這邊的門扇裏轉出去了,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又從那邊門扇裏轉進來了,而且是麵帶微笑,一副躊躇滿誌的樣子。整個經過荒唐得一塌糊塗。

我去賓館見了他。我們約在樓下茶座裏碰頭。他早早地就坐在了那裏,可我猶豫了好一會兒不敢走上前確認。我以為我會見到一個滄桑嚴肅的中年男人,或是一個風度翩翩的儒雅學者,恰恰就沒有料到我麵前的唐仁依然清秀柔弱,皮膚還是那樣的光潔白淨,高聳的鼻梁略顯單薄,嘴唇是孩子氣的潮潤,就連額發也是從前那樣軟軟地垂著,讓人忍不住要伸手過去揉一揉,在掌心裏體驗那種綿軟和滑順。

我很奇怪,所有我認識並且付出過一段感情的男人,他們像商量好了不再改變自己似的,從他們年輕時候與我碰麵的那一刻起,他們的容貌就定格了,他們身體中骨骼的生長、肌肉的發展、五官的位置,甚至毛發的疏密……通通都在那一天裏確定下來,時光從此對他們不做任何修正。與此相反,我認識的那些女人們,我的親人和女友,我喜歡和不喜歡的諸多的工作女性,她們的變化總是令人扼腕,歲月走過她們身邊的時候,想方設法也要留下某種痕跡,非如此不可,好像不這樣就是白寵了她們一場,無論如何都不能甘心。

唐仁一看見我,馬上就站起來跟我打招呼。從這一點來說,他比年輕時候還是有一些進步,多懂了一點世故人情。他從錯落放置的迷宮般的桌椅間快速繞過來,製止了我在靠窗的某一張桌前坐下來的企圖,抓住我的手臂要求我:“上樓,到我的房間去。”

我們上電梯,然後進到他的房間。他的房間和他衣服上都有淡淡的香水味,是一種中性的香水,柑橘香。他的襯衫也是柑橘的顏色,醒目,鮮亮,很配他不帶滄桑感的眉眼和皮膚。從始到終,他都是一個纏綿的,柔性的,被嬌寵與被溺愛的小男孩。我喜歡他的恰恰就是:他從來不對我隱瞞和藏匿這一點,他願意像孩子一樣被我嬌慣,當我的玩偶和寵物。

他請我在窗口的沙發上坐下,自己巴巴地坐在我的對麵。坐下不到三秒鍾,他屁股著火一樣地站起來,提出要求:“我要先抱抱你。”

我憋不住地笑出了聲。唐仁的舉動一點都不像他這個年紀的人。也正因為這樣,他比這個年紀的大多數男人可愛。我把後背貼在牆上,任由他用雙臂環住我的肩頭。我想尋找到我們從前在小樹林裏相擁相抱的感覺。他有些性急,還沒等我們的身體彼此適應,就勾下頭,開始用舌尖來碰觸我的嘴唇。我推他,說,別這樣。我認為我們到達親吻這一步還缺少過程,起碼我麵前的嘴唇暫時還是陌生的。他顯得異常嚴肅,用力地把我按在牆上,不讓我反抗,一邊喃喃自語,說他憋不住了,他必須要做完這件事才能跟我像正常人一樣相處,說話。他說,十五年中,他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唇舌的滋味,我們之間交往的最高級的狀態就是接吻,所以他的思維永遠停留在那個狀態,他瘋狂地想要重溫那種時刻。求求你,他說,讓我吻你,求求你啦。

他邊說邊轉動腦袋,用他的嘴唇來湊我。他臉上的真誠,他的因為去國日久而帶了廣東腔和台灣腔的普通話,都有一種孩子氣的纏綿,使我的身體一點點地變得柔軟。我們像一對壁虎一樣緊貼在牆上,喘息和激動著完成了見麵最初的儀式。他的雙手把我的肩頭抓得很緊,指甲一直掐進我的骨縫之中,幾乎要把我掐到筋斷骨裂。我一點都沒有料到文弱的唐仁也會有這麼大的蠻勁。他很快就出汗了,皮膚變得潮濕,嘴唇也越發糯潤。柑橘的芳香從我的鼻翼下麵絲絲縷縷飄起,無聲卻又是頑強地入侵我的每一根神經,讓我舒服,讓我甜蜜,讓我醉生夢死和飄忽迷離。

我回到了一九七九年的小樹林裏。月色昏黃,樹影朦朧,圖書館的燈光亮成一片遙遠的邊幕,秋蟲在野草間鳴叫得如怨如訴。我們躲在黑暗之中,身體與身體之間隔著一個彼此認可的距離,雙手輕輕相握,探著腦袋,口唇張開,小心地尋找,試探,碰觸,品味,像兩隻頭頸相交喁喁纏綿的鳥兒。我記得他說過的那句話,關於我的唾液滋味的結論,很純粹的孩子的語言。他的眼睛裏也是孩子式的滿足。他以為這就是愛情。我們都這樣認為,在很長的時間裏。

他還在吻我,一點都沒有停頓和結束的意思。但是他的舌尖上不再有從前那樣的冰涼。也許因為我們封閉在房間裏,沒有了夜晚小樹林中冷風的吹拂,體溫能夠恒久的緣故。也僅僅是這樣的一點不同,我對他感覺到了陌生,心裏閃過一種追尋不得的失落。接下來的幾分鍾,我開始變得被動,起碼沒有太多的積極性。我的身體對他隻有迎合,沒有接納,更沒有鼓勵和縱容。這對唐仁來說非常糟糕,有點傷他的自尊。

他停下來,抱怨我對他太不熱情,他是遠渡重洋回來看我的,他做夢都想著跟我再一次接吻。

我從他的手臂中掙脫出來,回到沙發上坐下。我需要歇一歇,喘一口氣。我還認為他的話言過其實,他不可能專門飛回來看我。這麼多年,他不是在我的麵前如煙蒸發了嗎?

從前你有家庭,現在你離婚了,你讓我又有了機會。他說。

我張口結舌。我離婚才一個月,消息就傳到了他的耳朵裏,可見現代社會中信息渠道是如何的暢通。

我又想,他應該還是真心愛我的,否則他不可能時時刻刻關注我的婚姻,收集我所有的信息,包括我的手機號碼。

可是,他還知道別的什麼嗎?關於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人,他聽到過哪怕是一點點傳聞嗎?我不能確信。

我走到床前,開始脫衣服。那是一張很寬很大的雙人床,“KING SIZE”的,已經躺到了床上的唐仁在超大尺寸的被子裏顯得更加弱小,像個始終沒長大的孩子。

我拉開外衣的拉鏈,雙手別在背後,讓衣服從肩背滑下去一半,再用一隻手去扯另一隻衣袖,脫下來的外衣扔到沙發上。然後我交叉了手臂脫套頭的緊身內衣。

唐仁把被單拉到下巴處,隻露出一張臉,神情莊重地看著我。他好像有一點緊張,還有一點羞澀,眼光時不時滑到別處去,躲避著什麼似的。我沒有指望他照顧我,替我脫衣服,安頓好我的一切,然後他再上床,躺到我旁邊。不,他從來就不是這樣的人,他不知道女人是需要由別人來寵愛的。

我在解胸罩搭扣的時候遇到了一點麻煩,細細的金屬搭扣頭纏到胸罩的蕾絲花邊上了,而且越絞越緊,怎麼都弄不開來。

唐仁說:“你慢慢解,我等你。”

可是我在那一瞬間改變了主意。我明白我不能強迫我自己。我放棄解搭扣,並且拿起脫在床上的那件套頭內衣,重新往身上穿。

唐仁把腦袋支起來,目瞪口呆地看著我。

我對他道歉。我說我本來是想要好好愛他一次的,事到臨頭才發現我做不到。我說,我們之間交往的最高級狀態就是接吻,隻能是接吻,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定型,二十年後不可能再有改變。我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為我無法逾越從前而對不起。

唐仁慢慢地躺下去,用被子蒙住頭。我知道他一定是哭了。他肯定會哭的,這個孩子樣的男人。

我穿好外衣,走出房間,回手給他把房門帶上。

大學三年級的暑假,我買了一張學生火車票,回家。唐仁在考試一結束的時候就回家去了,我如果像前兩年的暑假一樣,呆著不走,就會在學校圖書館裏消磨一整個夏天。圖書館通風敞亮,找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下來,讓小風習習地吹著,一天時間悠悠閑閑地讀完一本外國小說,或者一本文學期刊,是無比享受的事情。

可我母親來了信。母親生氣地寫道:如果你這個暑假再不回家,那就一輩子也不要回家啦。我覺得這裏麵有些誤會,我不回家是為了替家裏省錢,可我母親認為我心裏沒有他們。母親這麼一說,我是非回去不可了。

學生票是坐票,一天一夜,從北京坐到省城。然後,我必須再搭乘長途汽車,六個小時左右,到我老家的城鎮。火車進站時間在中午,出站花去半個小時,打聽去長途汽車站的路徑、坐公交車過去、排隊買票……又是一個小時。售票員嘴巴裏嚼著一塊泡泡糖,愛理不理地告訴我,當天的班車已經沒有了。我不敢遲疑,趕快買好了第二天上午的車票。

一下午和整整一個晚上的時間,我隻能提著我的旅行包在陌生的省城流浪。而且我不知道晚上可以在哪兒睡覺。一個孤身女孩,從沒有住宿旅館的經驗,也沒有足夠的住旅館的錢,形單影隻,惶惶不安。我就這樣在長途汽車站四周的馬路上徘徊。

我想到了他是必然的。省城裏我隻有他一個熟人,可靠的人,我信得過的人,一定一定會給我提供幫助的人。

按照我帶在身邊的通訊錄上的地址,經過長時間辛苦的尋找和打聽,我找到了省城的那所著名大學。我又找到化學係,找到係裏研究生的宿舍。我最怕的是他放暑假後已經回家,人去樓空,讓我白高興一場。但是我很幸運,宿舍傳達室的老阿姨告訴我,他在學校,隻不過暫時不在房間,去實驗室了。

老阿姨熱情招呼我在她的房間裏歇一歇腳。我坐了一會兒,心裏有些興奮,坐不住,又出了門,到路口等著他。天各一方的日子裏,我對他並沒有什麼惦記和思念,現在見麵在即,我發現我還是期盼這一刻的,起碼心跳的頻率比平常快了很多。

將近五點鍾,他從實驗室回來了。校園大馬路與我的距離在一百米開外,西斜的陽光把路麵照得花花的,馬路上走動著無數穿白汗衫灰褲子的人,但是我一眼就看見了他。

他一定要我先洗一個澡。盛夏時節,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又在馬路和校園裏流浪了半天,疲勞和肮髒的模樣可想而知。

那一天學校的浴室沒有開放,他無法帶我去女生樓解決問題,就幹脆領我到他們樓裏的盥洗房。所幸是在暑假當中,時間又是傍晚,整個樓道裏不見人影。他給我送進去兩瓶開水和一個臉盆,我找出旅行包裏自己的毛巾和換洗衣服,就進去了。他替我把門關上,囑咐我別緊張,別害怕,慢慢地洗,他會在外麵守著我的。

我先洗頭發。頭發浸透了汗,又沾了太多的灰塵,黏結成一團,像頭上頂著一層硬殼一樣。我用袋裝的洗發精洗了兩遍,再把腦袋伸到水龍頭下,直接去衝。水管被太陽曬得發了熱,出來的水流是溫乎乎的,漫溢在我的頭皮和發絲間,再順著額頭和耳根往鼻尖聚集,流成又一條直線。然後,我把頭發擠得半幹,後退兩步,彎下腰,拚命甩動腦袋。水珠在盥洗室裏四處飛濺,把牆壁和地麵打出啪啪的聲音。腦袋去掉了一層垢殼之後,瞬間感覺到清爽和輕盈,輕得我一時間不能適應,站立不穩。我第一次體會到洗頭也能給人帶來這麼多的快樂。

衝洗身體的時候,我用臉盆接了水,舉過頭頂,慢慢地沿肩背和胸腹澆下去。無數道水流在我的皮膚上翻山越嶺奔逃流竄,餘下的水滴被汗毛粘住了,一顆顆地站立著,渾身上下像綴滿了珍珠。身體輕輕一擺,珍珠就紛紛掉落,皮膚變成塗過蜜的玻璃紙,被窗外夕陽映得閃閃發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