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reference_book_ids":[7023706537877064711,7257453146853608507,6890728370670144526,7078184356296002568,7229640720594766906,7233628637570796605,6838936284967209991,7220732984595319869]},{"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77,"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3,"start_container_index":77,"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8},"quote_content":"《戰國策》reference_book_ids":[7130540124433075207,7129434713239849992]}]},"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五四運動裏的軍人聲音
這場運動，對於他們中的某些人來說，是一個天賜的良機，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卻可能是一個天大的難題，有些人則是不知所措，不知該如何應對。但無論持何種態度的軍頭，都不願意頂起對抗甚至鎮壓愛國運動的名頭。
在中國的曆史上，出現過多次軍閥割據的時期，每逢這種時期，軍人都毫無例外地成為社會的主宰。而原來趾高氣揚的文人，則蛻變成武夫的附庸，甚至變成收稅記賬的工具（若無毛錐，財賦安出）。在發生五四運動的那個時代，在形式上，中國有點類似於五代十國那種軍閥時代，軍人在政治上的發言權最大。陳誌讓先生稱之為“軍紳政權”。其實，軍的分量遠比紳要大得多，兩者處於完全的不平衡狀態。各個地方的文官，如不服從武人意誌的話，基本上無立足之地。
但是，跟五代十國時期的武夫不一樣，民國的軍閥，是中國現代化的產物。新式軍人，很多是投筆從戎的有誌之士，是晚清誌士提倡尚武精神的實踐者。無論是袁世凱的北洋六鎮，還是各省的新軍，其骨幹軍官，不是來自留學日本的士官生，就是國內新式軍事學校的學生。就算比較保守的北洋係統，在接納士官生方麵，也是開放的。學習西方，顯然是這些新式軍人的追求。他們對於中國百年來從西方學來的一切，從器物到製度，都是有迷信的。即使想要恢複傳統文治的袁世凱，其實也不能擺脫這種迷信。至於在袁世凱失敗之後，接著當家的北洋軍人，就更沒有這個膽量，敢於輕視民國的共和政體。
因此，盡管文人和士紳的地位沒有軍人高，但此時代的文人士紳，絕不至於像五代十國時期的文人那樣低賤。由於近代工商業的發展，紳與商，尤其是現代工商業者，有了密切的聯係，而且他們跟新興的學界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有自己的團體、商會、教育會，有相應的公共空間。更重要的是，新興媒體的出現，已經形成了一種輿論壓力，對於紳商學群體在媒體上的聲音，武夫們還是有所忌憚的。盡管武人們有力量封報館，鉗製言論，但一般不敢這麼幹。他們顧忌輿論，也顧忌民意，更顧忌道德譴責，一旦被置於道德上被動的地位，他們在日後的軍閥紛爭中，就會處於不利的地位。當然，北洋時期，畢竟是軍人統治。軍人有軍人的積習。耐性不夠，實在急了，還是要用武力解決的。但是，即使武力解決，也要顧忌自家的形象，如果在道德上理虧，在戰爭中也就占不了便宜。
對於當時的北京政府來說，一方麵，各地軍閥實際上割據一方，根本不在財政上支持所謂的中央政府；但另一方麵，北京政府還需要各地軍閥的政治支持，如果有較多一點的地方表示脫離北京政府獨立，北京是很害怕的。當然，各地軍閥，也需要獲得北京政府的承認，以強化自己在地方的合法性。相對而言，北京政府對地方軍閥的支持，更為在乎一些。因此，無論誰控製北京政府，對於下麵軍人的聲音都十分忌憚。
五四運動，在北京，一邊是學生一邊是中央政府。在地方，一邊是學生和市民，一邊是各地的軍閥政府。相對而言，北京政府更希望把運動壓下去，恢複秩序。但是，地方軍閥卻另有懷抱，即便敷衍北京的地方軍頭們，也不那麼熱衷壓製運動。很顯然，即使是他們，也生怕在民族主義的熱潮中失掉分數，害怕媒體的聲討。更何況，還有不少的人，想要借機謀點輿論上的好處。
相比較起來，段祺瑞是對文人和士紳最為尊重的一位軍頭。一來是袁世凱失敗的殷鑒不遠，二來此老對西方政體的確有幻想。中國的議會政治，實則為士紳政治。府院之爭，段祺瑞和黎元洪鬧意氣。國會偏向總統，實力強大，擁有各省督軍團支持的段祺瑞，居然好長時間內，跟個沒有一兵一卒的總統，打了個平手。但是，盡管如此，在骨子裏，段祺瑞還是個迷信武力的人，武人不僅跟他更親近，而且更為他所看重。
他所處的集團，像徐樹錚這樣迷信權術的心腹，對武人和武力就更加在意。在依靠梁啟超、林長民和湯化龍的研究係設計好了議會改革之後，真的選舉國會了，居然把研究係一腳踢開，暗中指示各省督軍，無論如何都得將研究係弄下來。也就是說，段祺瑞的手下，包括像小徐這樣獨斷專行的手下，對於軍人更在意些。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大業之所以能啟動，除了大筆的日本貸款之外，關鍵是小徐在其中縱橫捭闔，四處拉攏。連一向狡詐的張作霖，都被蒙騙得把軍隊帶到了湖南前線。即便如此，小徐依然得罪不起地方軍頭。人家一旦不高興了，他還是得放軟身段。南征之役，張作霖盡管得了大批的武器，也得了不少軍餉，但一槍不放就要撤走軍隊。身為奉軍副總司令的小徐，也隻好眼睜睜看著人家的背影沒轍。說到底，在北洋時期，最後說了算的，還是軍人。
士兵和下級軍官，已經習慣了服從命令，服從上司，隻要還能有口飯吃，有點軍餉，他們就會這樣做下去。反抗和兵變，一般都發生在長期糧餉無著，但軍官卻大魚大肉、肥馬輕裘的情況下。即便如此，騷亂的士兵也沒有任何政治立場可言，鬧將起來之後，大搶一通散去。因此，民眾對亂兵往往更加反感。
其實，就算士兵有心關心，礙於軍隊的體製，單個的士兵也很難有所表示。除非到了時局失控，而且上級要士兵執行的任務突破了眾人的底線，士兵中有草根領袖帶頭的時候，才有可能出現集體的抗命。但是，在民國期間，這種抗命，多出在長期欠餉而導致的兵變中。像俄國“二月革命”時發生的軍隊拒絕對民眾開槍這樣的事，在中國，實際上很難發生。
不過，在那個時候，中國人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還分不大清。對所謂“過激黨”的擔憂，隻是從在華西方人那裏聽來的，並不真切。因此，多數沒有明確立場的軍頭所真正擔心的，無非是所在地的秩序。隻要學生上街，遊行示威，抵製日貨，沒有引起秩序的混亂，他們就念阿彌陀佛。但是，對於那些原本就對段祺瑞和小徐有看法，甚至懷有敵意的軍頭來說，學生運動正好是一個機會。
人稱後直係的曹錕集團，此時的表現相當混亂。一方麵，由於在此前一個階段，曹錕惑於副總統的誘餌，表現出了對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的極大配合。由吳佩孚帶領精銳部隊第三師，殺入湖南，將湖南和廣西聯軍打得節節敗退。此後由於吳佩孚沒有得到湖南督軍位置的獎賞，止步衡陽，還不斷發表反戰言論，跟皖係的矛盾日益激化。激進的吳佩孚，跟留在武漢的曹錕之間，步調相當不一致，跟留在直隸的曹錕幾個兄弟之間，差得就更多。當然做直隸省長的曹錕兄弟曹銳，思想還留在跟段祺瑞的合作階段，至少不敢不尊北京的指令。因此，他對於天津警察頭子楊以德直接聽命北京，封堵學生運動，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任楊抓了一些學生，送上法庭。
其實，段祺瑞和小徐真正需要擔憂的，不是告老還鄉的馮國璋，而是遠在湖南前線，卻按兵不動，大肆招兵買馬、加緊訓練的吳佩孚。隸屬於人稱新直係的吳佩孚，才真的是心腹大患。曹氏家族，甚至曹錕雖然未必有決心跟段祺瑞決裂，但吳佩孚可早就下了決心。而精銳盡在吳氏門下的曹錕，到了五四運動的時候，已經多少有點身不由己了。於是吳佩孚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搞臭了皖係，順勢邁出了取而代之的最關鍵的一步。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專門講。
在北京焦頭爛額的段祺瑞，隨著運動的深入，突然發現，不僅文官曹、章、陸，他保不住，簽署戰後和約根本做不到，連一向依附自己的各地軍閥，都一個接一個地變了臉，紛紛要求他們親愛的老師（段祺瑞是所有北洋係統軍校的總監，因此，所有北洋係統的軍頭，都是他的學生）丟卒保車，拋棄三個“賣國賊”。
最典型的兩封密電，一封來自上海護軍使盧永祥，一封是湖南督軍張敬堯。倆人都是段祺瑞鐵杆的心腹愛將，前者駐守中國最大也最重要的商埠，後者鎮守湖南前線，直接擔負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的重任。盧永祥的密電是這樣說的：
萬急。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此次滬上風潮始由學生罷課，繼由商人罷市，近且將有勞動工人同盟罷工。初因青島外交，提倡抵製日貨，後即以釋放京師被捕學生，並罷斥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為要求條件。現在罷市業經三日，並聞內地如南京、寧波等處亦有罷市之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圖，將成大亂，所以永祥等昨日召集南北商會、省縣兩教育會切實會議開市辦法。商界已允勸導開市，學界則堅持電請準將曹、陸、章三人去職，奉明令方能開市。永祥等伏查上海為東南第一商埠，全國視線所及，內地商埠無不視上海為轉移。現上海學界既堅以曹、陸、章三人去職為開市條件，商界亦曾有電請求，民心向背，即時局安危，亦不敢壅於上聞，可否查照上海總商會前電所呈，準將三人一並免職，明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顧大局之意，事機萬迫，伏候明令遵行，謹合詞電呈。
盧永祥、沈寶昌
除了北京之外，上海是五四運動的另一個中心。盧永祥的壓力的確很大，且不說三罷可能引發的一係列動蕩，單單罷市，就對上海的商業有很大的影響，直接損害上海的稅收，會導致盧永祥利益受損。所以，盧永祥的“變節”還多少有點道理。可是，湖南是個農業省，商業稅收比例不大，雖然運動在湖南規模不小，但對張敬堯的財政影響不那麼嚴重，由此產生的壓力應該說不算大。然而，段祺瑞一手扶上去的湖南督軍張敬堯，卻也發來密電，要求罷免曹、章、陸。其電文也很有意思：
顯然，同為落井下石，張敬堯更不厚道。不僅痛罵曹、章、陸“把持政柄”“假公濟私，陰逞詭謀”，連北京政府慰留這幾位都加以指責，說成袒護私人。要不是曹、章、陸等人操辦西原借款，武力統一怎能發動？張敬堯督軍的椅子從何而來？在他看來，隻要能把事端平息，犧牲幾個文官，又算得了什麼？此時的他，最關心的是“亟謀統一”四個字，不統一，他湖南督軍就隻能算一個長沙公。運動一天不停息，在湘南的吳佩孚就一天有借口抗命，武力統一就遙遙無期，張敬堯的急，急在這裏。
看來，即使是段祺瑞的心腹愛將，也是屁股決定腦袋，自家的利益大於主公的利益。為了自己，急於讓他們的主公丟卒保車，擺脫危機。他們不知道，曹、章、陸的地位，關係段祺瑞的整體利益，犧牲曹、章、陸，雖然可以暫時度過危機，但卻是飲鴆止渴。曹、章、陸倒了，段祺瑞皖係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所剩無幾了。
直皖之間：由裂痕到溝壑
事情要從北洋集團的分裂說起。但凡一個集團，規模大了，都會在內部形成派係。袁世凱尚在之日，人們已經在傳有直皖之分。北洋三傑龍、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
所謂的北洋軍閥，史家公認，是始創於袁世凱的一個軍人集團。事實上，這個集團也繼承了李鴻章淮係集團的部分遺產，從人員到物質都是如此。眾所周知，這個集團的起家是小站練兵，也就是說，是在袁世凱主持小站練兵之後形成的。因此，這個集團的第一代骨幹，都是小站舊人。第二代，則是出身北洋係統的各級軍校以及北洋行伍的小輩。因此，嚴格來講，人稱北洋軍閥三大派係之一的奉係，其實不算北洋的圈內派係，充其量跟北洋集團關係密切。與辮帥張勳一樣，都屬於北洋集團的支係。
但是，即使是北洋軍，也跟西方語境裏的據武割據、攔路搶劫的warlord，有相當大的區別；跟古代中國亂世割據的軍閥，也大不一樣。晚清一幹投筆從戎的人物，尤其是大批出身國內外新式軍校的學生，其實相當一部分是有誌愛國的青年。當然你也可以說他們投身新軍，是為了尋出路，給自己找個更好的飯轍。但如果不考慮飯碗問題，還必須承認他們是晚清梁啟超、蔡鍔等人鼓吹的尚武精神的體現者，身體力行地改變傳統士大夫重文輕武的積習，因為他們中的某些人，出身世家，並無飯碗之憂。棄文從武，為的無非是富國強兵。不僅接近同盟會的陸軍學生吳祿貞、藍天蔚、閻錫山等人如此，跟立憲黨人走得近的蔡鍔、唐繼堯等如此，連一些北洋軍人也是如此。段祺瑞、馮國璋和吳佩孚等人，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後兩人還是文秀才）投筆從戎的。
事情要從北洋集團的分裂說起。但凡一個集團，規模大了，都會在內部形成派係。袁世凱尚在之日，人們已經在傳有直皖之分。北洋三傑龍、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王士珍淡泊名利，凡事不樂出頭。馮國璋和段祺瑞則不相上下，同為袁世凱的左膀右臂。馮國璋是北洋軍中的秀才，少見的文生，而且真正打過硬仗的人，也是他。辛亥革命時，袁世凱被起複，北洋軍進攻武漢三鎮，指揮官就是馮國璋，對手是革命黨中號稱知兵的黃興。開戰的結果，革命黨人敗績，三鎮丟了兩鎮。如果不是袁世凱要跟清廷和革命黨兩麵討價還價，第三鎮武昌，說不定也保不住。更早些，馮國璋和段祺瑞一起考統製（師長），也是馮先過關，而段則需要袁世凱打通關節才過關。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人稱段合肥。馮國璋是直隸河間人，人稱馮河間。但段合肥的名頭顯然要比馮河間響，原因是中國上流社會固然對馮、段褒貶不一，但在人們心目中，段的分量要重得多。日本人也一直看好段祺瑞，對馮國璋沒有好印象。盡管如此，馮、段之間，依然積不相能。北洋集團中，有人跟馮走得近一點，被人稱為直係。有人跟段走得近一點，被人稱為皖係。當然，不是直隸人必然屬於直係，安徽人必然屬於皖係。北洋舊耆陸建章和他的侄女婿馮玉祥都是皖人，但卻跟段祺瑞視同水火。
正因為如此，盡管段祺瑞和馮國璋鬧矛盾，馮國璋做代總統，段祺瑞僅僅是內閣總理，但馮卻始終處於下風。馮對段的武力統一政策不滿，自己在北京手裏有一個師護衛，卻始終不敢公然表示反對，連手中沒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都不如。馮隻能暗中指使親他的長江三督，時不時不痛不癢地搗一搗亂。實在受不了，想要逃出北京，在安徽被倪嗣衝截下，一槍沒敢放，硬話沒說一句，隻好乖乖回來。眼睜睜看著段祺瑞另起爐灶，組織第二屆國會（安福國會），選出徐世昌做總統，自己規矩地下台，回鄉養老。而長江三督之中，坐鎮武漢的湖北督軍王占元，對武力統一根本不敢反對。大軍過境，南下湖南，他乖乖地為人做後勤。
北洋集團，在那時內部自稱為北洋團體，講傳統，講禮儀，講輩分，有時也講點團結。在北洋第一代人那裏，盡管彼此麵和心不和，台上握手，台下踢腳，但真要撕破臉皮，還真有困難。直到1919年底馮國璋故去，馮、段之間的關係也沒有破裂。盡管段家的黨羽，在五四運動中對馮很是猜忌和防範，總疑心運動是馮國璋搞的鬼。在喪禮上，老段卻哭得像淚人一樣，讓人看了好生感動。時人記載：
曹錕，人稱新直係，因為他是直隸保定人，當兵前，是保定的布販子，一個帶點傻氣的閑漢。曹錕在北洋集團中，屬於資曆稍淺的第一代人。在馮、段紛爭的時候，一向騎牆，不站在任何一邊。相對而言，跟段祺瑞走得還更近一點，段祺瑞馬廠誓師討伐複辟，曹錕是第一批響應的人。段祺瑞武力統一的南征，盡管人說是用了副總統做誘餌，但畢竟曹錕所部是其中最賣力的一支部隊。打下湖南之後，分贓不均，矛盾才起。即便如此，曹錕一直也沒跟段祺瑞紅臉。吳佩孚抗上，高喊和平，公然跟段祺瑞唱反調，曹錕還總做出一種不知情的樣子，裝模作樣要加以訓斥。
所謂的直皖之爭，轉機在第二代，激化也在第二代。最先壞了規矩的，是皖係的人。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剛，徐樹錚是其中之一，為別於徐世昌，人稱小徐。小徐為人，好權謀，敢作為，經常獨斷專行，計詐並出，敢為人所不敢為。在袁世凱時代，就很招人恨，連袁世凱也不喜歡他。段祺瑞做陸軍總長，選小徐做次長，老袁就不高興。但是，小徐卻深受段祺瑞的信任，無論他做了什麼，段祺瑞都給他兜著。
在皖係當家的時代，小徐有兩件事做得非常失策。一是把持第二屆國會選舉，玩手段算計原本的盟友文人集團研究係，使其在自家精心設計的國會選舉裏大敗，結果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知識界盟友。第二件是擅殺北洋耆老，資格跟他主公相若的陸軍上將陸建章。陸建章固然總跟段祺瑞搗亂，但畢竟是北洋老人。按北洋係的倫理，輩分必須尊重，即使鬧翻，也不能對本人及家屬動刀子。大家見麵，麵子上都得過得去。小徐把人騙來，一槍就給斃了，別說審判，就連請示都沒請示一下。雖說在小徐看來，陸建章可惡至極，但北洋團體的規矩和傳統，也因此而被破壞了。
吳佩孚是山東蓬萊人，出身很苦，但很早就進學做了秀才。此人性格很誇張，但卻有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沒有在家鄉走讀書科舉的路，是因為不滿當地鄉紳請戲班子演“淫戲”，而大鬧人家壽堂，得罪了人，不得已離家出走。萬般無奈，做了“糧子”（士兵）。秀才出身的軍官，在北洋係非常少，一直也得不到重用。吳很早就碰上了段祺瑞，但段卻死活看不上他（後來，段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吳佩孚後來跟了曹錕，偌大年紀，還在當副官長，所謂馬弁頭。如果不是留學出身的湯薌銘看上了他，要跟曹錕“借趙雲”，吳佩孚恐怕一直都沒有機會出頭獨當一麵。
在北洋軍人中，吳佩孚是個有政治理念的人，一邊是帶有理學味道的儒家倫理，一邊是模模糊糊的達爾文主義。因此，在高唱“五常八德”的同時，卻不肯附和帝製。清末和民初的國家危局，往往會刺激有誌之士的民族主義神經，把情緒集中在愛國主義上。吳佩孚也不例外。民國期間，很多清末時有誌報國的軍人沉淪了。把軍裝換成了馬褂，戰馬換成了八抬大轎，自己變成了抽大煙、討小老婆、刮地皮的軍閥。但是也有些人沒有消沉，一直想有所作為。吳佩孚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多年的壓抑隻能使得他的野心更加勃勃。
出身秀才的他，在某些方麵其實跟多數晚清時節的普通讀書人一樣，經曆了自身價值和命運被衝擊的動蕩。作為軍人，尤其是中國軍事現代化成果——新式軍隊的軍人，又經曆了實力不如人的命運嘲弄。跟同袍不一樣，吳佩孚參加過日俄戰爭。這場曾經令中國知識界很興奮的戰爭，給他的體驗完全不同。他經曆了九死一生的考驗，也見識了現代戰爭的場麵，同時還體會到中國軍隊和日本的差距。盡管他的日本同事對他不錯，但他對日本卻充滿了敵意，大概是感覺到了日本對中國的野心，以及看出了作為軍人時中日之間的差距。
凡是有誌向的人，大抵有點本事。多年的行伍經曆，使吳佩孚在練兵方麵很有心得，這一點，似乎隻有馮玉祥和孫傳芳可以跟他有一比。因此，他帶的兵，戰鬥力要比同時代多數軍閥要強得多。在後來的混戰中，吳佩孚因此得了常勝將軍的名聲。按他的本意，不見得樂意入湘打內戰。但恰是這個內戰使得曹錕放手讓他統率第三師——一個北洋六鎮之一的基本部隊，吳佩孚從此有了可以說話的本錢。一上任，就撤掉了資曆比他還老的第五旅旅長張學顏，換上自己的夾袋中人。從此，第三師成了他的部隊。吳佩孚駐紮湘南，一麵向北京政府要錢，一麵也就地征稅，同時享用湘桂軍方麵來的錢，招兵買馬，大力度擴充實力。
另外，由於跟湘軍罷戰休兵，暗中往來，吳佩孚得以交接兩個畢生的朋友，一文一武。文者張其鍠，係湘軍統帥譚延闓的進士同年，也是好朋友，民國有名的才子。因參與吳佩孚與譚延闓之間的穿針引線，兩人結為金蘭之交。此後，張其鍠便成為吳佩孚幕中文膽，吳佩孚好多膾炙人口的文告，據說都是出自他的手。吳佩孚比張其鍠要年長，但始終對張尊稱為省長（張做過省長），畢恭畢敬。而張其鍠則對吳佩孚患難相從，直到1927年大敗入川，路上中了土匪的埋伏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