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宗師老來孤獨
素有“中國草聖、書聖”之稱的於右任，任國民黨“監察院院長”30年之久，是國民政府五院院長中任職最長的一人。於親共愛國，曾決意投靠共產黨，卻被迫裹挾至台灣，與妻兒隔海相望，晚境淒涼。
姓名字號：於右任 字誘人 原名伯循 別署騷心、髯翁 晚號太平老人
籍 貫：陝西三原
生卒年月：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 卒年85歲
畢業院校：複旦大學
最高職務：國民政府審計院院長、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
生辰八字：己卯、戊辰、甲子、壬申
屬 相：兔
命 相：意誌堅剛善惡明，富進取心求和平。
忍耐克己如心意，前難後成可安然。
努力發達，貫徹誌望。
不忘進退，可期成功。
需低調行事，做力所能及之事。
個人愛好：作詩、書法。
家世：
外祖父——姓趙，是甘肅靜寧縣的農民。
父親——於寶文，讀過兩年私塾，後跟著哥哥於寶銘到四川謀生。妻子趙氏，生下於右任不久後離世。伯母房氏，於寶銘之妻，非常能幹，於右任母親死後擔負起撫養於右任的責任。舅父，趙思恭。
1885年——入私塾讀書。
1904年——入震旦學院讀書。
1918年——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
1922年——任上海大學校長。
1924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
1925年——任國民政府委員。
1927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
1928年——任國民政府審計院院長、國民政府預算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
1929年——任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
1931年——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
1941年——任國民政府稽勳委員會委員。
1945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常務委員。
1946年——任國民政府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
1948年——任監察院院長。
1949年——任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
1964年——逝世，卒年85歲。
◇孫中山的信徒
陝西三原，因其縣南有豐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而得名，自秦漢以來被視為關中“壯縣”，但當於右任的祖父由祖籍陝西涇陽遷往三原的時候，三原早已因兵燹與天災連綿不斷而由“壯縣”變得貧弱不堪，於家自然也是家境貧寒，於右任出生的時候，父親於寶文一直在四川謀生，家中隻剩下母親趙氏和同樣孤單一人的伯母房氏。
於右任兩歲時母親去世，伯母房氏將他視如己出，含辛茹苦地撫養教育，後經三叔於重臣幫助，幼時即入名儒毛班香私塾就讀。他聰敏好學，熟讀經書，11歲便會作詩，並略懂書法。10歲時，於右任的父親帶著第二個妻子劉氏回到三原，為督促於右任學習，其父每天晚上都在燈下與於右任一起研讀詩文與經書，加上伯母房氏的諄諄教誨，17歲時，於右任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三原縣學，後又到三原宏道書院、涇陽味經書院和西安關中書院求學。
1898年於右任參加歲試，以第一名成績補廩膳生，被陝西提督學政葉爾愷譽為“西北奇才”。葉爾愷十分欣賞於右任的文章，便著力培養於右任，於右任也因為葉爾愷的重視而名聲漸大。後來沈淇泉督學陝西時，麵對陝西嚴重的旱災，籌集獎學金開設了三原粥廠，於右任被推薦任粥廠廠長，負責救濟災民。不久後，於右任進入西安的陝西中學繼續學習。
青少年時期的於右任，由於接受了新思想，對清朝的腐敗統治極為不滿，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光緒帝逃到西安，參加“跪迎”的於右任更加認清了清王朝政治腐敗、媚外殘民的麵目，寫下了不少憂國憂民、抨擊時政的詩篇，自編成《半哭半笑樓詩草》，於1903年冬在三原印發。
豈料，三原知縣看到詩集後隨即報告給陝西巡撫升允，升允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1904年，清廷下令拿辦於右任。當時於右任正在開封參加會試，於右任的親友聽到消息後，以重金雇人趕往開封給於右任報信。當時西安的電報局和路驛均發生故障，清廷緝捕於右任的公文尚未到達開封，於右任的家書便已送到。看到家書後，於右任迅即逃離開封到上海。
於右任到達上海後，化名劉學裕，在馬相伯的幫助下，於1904年5月進入馬相伯創辦的震旦學院讀書。於右任在該校學習不到一年，盡管時間甚短，但卻給他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他認為該校是近代中國第一所育人有方、獨具特色的私立大學，其四大優點為：一曰尚自治，二曰導門徑，三曰重演講，四曰習兵操。然而，這所與當時國立和教會學校迥異、頗具特色的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成為了某些教會中陰謀分子的劫奪對象。1905年3月7日，外籍教師仰仗耶穌教會，製造事端，強令取消英語課並改習法文，謊稱馬相伯“體有微恙”，將其強行送進醫院，由耶穌會南從周總攬學院管理權與決策權。
學生聞變後大嘩。在這種情況下，於右任與同學邵力子、葉仲裕、沈步洲等7人組成幹事會，當眾揭露教會的奪權陰謀，又向同學們指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唯有退學一途。於是，凡讚成退學生在一紙簽名，不讚成者在另一紙簽名，結果讚成者130人，不讚成者僅2人。於是，七人組幹事會率領同學們毅然摘下校牌，搬走教具，憤而集體離校。
七人組幹事會原擬商定複學辦法，但後來七幹事中有的出國深造，有的離滬，有的回家，負實際責任者隻剩下於右任和同學葉仲裕。於右任本想要出國學習，但又覺得複校興學的事情更為重要，於是忍痛犧牲負笈國外的機會，協助馬相伯募集資金，創建新校。在於右任的建議下，新校名稱從《卿雲歌》“日月光華，旦複旦兮”中取“複旦”二字，定名為“複旦公學”，表示不忘“震旦”之舊，也暗含恢複中華之意。是年中秋節，複旦公學在吳淞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於右任則出任馬先生的書記（秘書）並兼授國文課，並在複旦公學學習法文。
學校創辦伊始，工作繁忙，使得於右任無暇考慮其他的事情，等學校工作步入正軌後，於右任才靜下心來為將來做打算。他當初來滬的目的是想結交一些反清誌士，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而非在學校埋頭苦讀。於是，於右任一有空便坐小火車離開吳淞前往上海，一則與一些革命誌士交往，二則可以探聽到一些新的消息。
1906年，於右任懷著想要辦一份報紙的願望，從上海乘船來到日本，在這裏，他結識了孫中山，加入中國同盟會，並被任命為長江大都督，負責上海一帶同盟會事務，擔當中國中部的革命重任，在上海相機而動。自此，於右任開始跟隨孫中山進行民主革命。回國後，經過緊張的籌備，《神州日報》於1907年4月2日創刊，於右任任社長。該報一出，世人即謂之“炸彈”。
從1907年至1912年，於右任先後在上海創辦了《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籲日報》和《民立報》，大力宣傳民主革命思想，揭露清王朝的腐朽統治，抨擊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掠奪，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從國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報館會見於右任，並題“戮力同心”四字，嘉勉於及《民立報》對辛亥革命的貢獻。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於右任任交通部次長、代理部長。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理職務後，於右任也卸去交通部次長一職，回到《民立報》，致力於辦報。
不久宋教仁被刺，袁世凱陰謀家的麵目也暴露出來，於右任對袁世凱口誅筆伐，可袁世凱變本加厲，於4月26日以鹽稅和海關稅擔保，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了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協定。這個協定的簽訂，未經過法定手續，袁世凱利用大量借款，準備擴充軍隊，對國民黨用兵，鎮壓革命。
《民立報》率先轉發了英國路透社的電報，揭露了大借款的內幕，一時輿論嘩然。6月，袁世凱下令將國民黨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職，並派兵南下進攻革命黨人。7月，孫中山領導的以討伐袁世凱為目標的“二次革命”爆發，但不到兩個月便宣告失敗，於右任的《民立報》被查封。該報一共發行了1036號，辦報時間將近3年，是於右任所辦的4份報紙中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而於右任也結束了自己長達7年的報人生涯。
與此同時，袁世凱以北京總檢察廳的名義通緝孫中山及“二次革命”的重要分子，於右任也在被通緝者之列，隻好避居日本，從事反袁鬥爭。在日本流亡半年後，於右任悄然回到上海，此時袁世凱已經廢除《臨時約法》，正千方百計為其複辟帝製製造輿論。當時的政治環境已不容許於右任重操報人職業，於是，於右任籌辦起民立圖書公司，一方麵作為反袁活動的掩護機構，一方麵也可以為文化事業做些貢獻。
◇文人總司令
袁世凱病死後，北洋軍閥勢力仍在左右北京政局，為推翻北洋軍閥，於右任認為宜從北方著手，突破北洋軍閥勢力的核心，然後南北夾擊，以響應西南討逆義師，並以此向孫中山提出建議。孫中山經慎重考慮對這一設想表示讚許，於右任於是主動請纓，由北京經洛陽入西安，秘密聯絡革命誌士、民黨領袖，籌商舉義大事，以圖與西南的討逆軍呼應共同討逆。於右任此次陝西之行，結識了許多民軍領袖人物，為日後靖國軍在陝西支撐4年多奠定了基礎。
在護法戰爭期間，陝西靖國軍起義，邀請於右任返陝做靖國軍總司令。於右任此前奉孫中山之命返回陝西開展活動，就是希望能在陝西發動革命，如今陝西靖國軍起，大家邀他返陝領導，這是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事。於右任請示孫中山之後，於1918年初由上海乘輪啟程，從漢口經鄭州轉洛陽進入陝西。為避開有敵軍把守的潼關，於右任化裝成傳教士由陝縣渡過黃河，整整走了20天，才到達三原的靖國軍總部。
怎樣才能把這支鬆散、意見分歧的隊伍組織起來，使他們互相消除猜忌，增加凝聚力，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戰鬥力，這是於右任基於陝西靖國軍現狀首先考慮的問題。盡管靖國軍內各路隊伍上上下下均聽命於於右任，但於右任自知自己作為一個文人，帶兵打仗並非自己的特長。所以當務之急就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總司令部。他首先請曾在辛亥革命中任炮兵排長並作為民軍的先鋒首先進入西安的張鈁出任副總司令。張鈁於與1914年出任過陝南鎮守使，在陝西頗有威望。於右任又請驍勇善戰的胡景翼為作戰總指揮。為了減少矛盾和摩擦，各路民軍仍按原建製編製。為便於指揮，將3萬餘大軍編為六路，每路設司令一人，路下為支隊，支隊以下為團、營、連、排。
2個多月後，這支原本龐雜而又互不服氣的部隊被組織起來。於右任作為一介書生，不僅能領導、指揮這些能久曆戎行的名將，而且能厘定戰略，早在就任靖國軍總司令之前，便向孫中山提呈過“革命非自北方著手，無以突破北洋軍閥之陣營”的戰略，就任靖國軍總司令後，又製定了“會合陝西各路民軍、義軍，略定西北、撫鄂之背”的戰略計劃。在戰爭過程中，屢次製定戰守方略，而且戰事緊張時還親赴前線督戰。
1920年7月直皖戰爭後，皖係失敗，段祺瑞引咎辭職，直奉兩係入主北京。皖係的陝西督軍陳樹藩氣焰頓斂，而直奉兩係在北京明爭暗鬥，無暇顧及陝西事宜，陝西境內暫時停止了戰火，靖國軍得以休整。於右任利用這段時間，在家鄉致力於教育與政府設施的建設。此間，建立了多所男女學校，如渭北中學、渭北師範、三原中學、民治學校等。吸引了大批北京以及全國各地進步學生來到三原，這些學生也帶來了新思想、新文化，反過來促進了陝西教育事業的發展。同時，於右任還選派優秀學生外出學習軍事，其中保送到黃埔軍校一、二、三、四期學習的就有80餘人，其中不少人後來都成為了高級將領。孫中山特為此事來信嘉勉：“頃接手書，知近從事新教育之設備，及改造社會之籌策，於幹戈擾攘之秋，猶能放眼遠大，深維本根，遠道聞之，深慰所望。”
於右任還促成建立了渭北水利委員會，延請其同學水利專家李儀祉為工程師，開始了徑惠渠的勘察和籌建工作。雖因經費緊張使這一水利工程斷斷續續，直到10年以後才竣工放水，但此工程為涇陽、三原、高陵一帶數十萬畝農田帶來灌溉之利，於右任功不可沒，李儀祉也被讚為“關中灶神”。
陝西戰火停止沒多久，直係軍閥吳佩孚在洛陽設立了“直魯豫巡閱副使公署”（正職曹錕駐北京），妄圖以武力統一全國。直軍首先拿近在肘腋的皖係陳樹藩開刀，陳樹藩被趕出陝西後，其槍口直指靖國軍。由於直軍實力遠在靖國軍之上，又新勝陳樹藩，士氣大增，對靖國軍構成嚴重威脅，也是靖國軍中一些將領產生了畏敵心理，恰在此時，直軍派人到靖國軍說項，願收編靖國軍胡景翼所部，改編成一個師，任胡景翼為師長，胡以下將領依次各有提升。同時，北洋軍閥政府擬聘於右任為總統府高級顧問，月薪1000，頒發一等文虎勳章一枚，以示尊崇。於右任言辭回絕，堅辭不就。而對於接受入陝直軍改編，於右任卻不發一言。因連年征戰，靖國軍已疲憊不堪，加之糧草匱乏，各部將領均希圖自謀出路，改善自身處境。在此情況下，於右任自然不便多說。
1921年9月21日，胡景翼等主要將領宣布取消陝西靖國軍名義，接受直軍改編，並推舉於右任為陝西自治籌備委員會會長。右任本人既拒絕北洋政府的任命，豈會接受直軍的改編而擔任什麼會長。於右任離開靖國軍總司令辦事處，在楊虎城的幫助下，於1922年重新建立了靖國軍司令部。但由於直軍力量強大，靖國軍寡不敵眾，又缺糧少彈，終於1922年5月最後解體。
陝西靖國軍雖然最終失敗了，但作為北方唯一響應孫中山所領導的護法之一的軍事組織，靖國軍曆時4年，以一隅之地，抗北洋軍閥八省之眾，苦戰經年，獨撐危局，這對於從未統率過軍隊的文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樁奇跡。於右任在指揮征戰之餘，還努力撙節軍費，興辦學校，造就人才，興修水利，造福桑梓，贏得渭北人民對他的感念。
◇做了監察院長
上海大學的前身是私立東南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創辦人為了斂財，打著“提倡新文化”的幌子，羅列了幾個名人豎起校牌，然後就招生授課了。但由於設備簡陋，教師不稱職，遭到學生的強烈反對，學生驅逐了不稱職的校長，商議聘請一位德高望重學者或名人擔任校長。
於右任因在“雙十節”發表的一篇救國必先從教育著手的文章，成為該校學生延請的對象。學生代表通過在《民國日報》工作的邵力子找到於右任，陳述東南有辦一個最高革命學府的必要，以及現在若不出來挽救，全校160名學生將麵臨失學。於右任接受邀請，決定同邵力子一起挑起這副擔子，並建議將校名改為“上海大學”。
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學正式成立。就這樣，於右任在卸下靖國軍總司令職位不到5個月，又當上了新創辦的上海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