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reference_book_ids":[7077845868786764830,7077845868778359816,7078185810025008142,7077845868795153438,7255253493617789988,7077845868790942727,6883440117109754887,7220732984675011618]}],"84":[{"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84,"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6,"start_container_index":84,"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1},"quote_content":"《南齊書》reference_book_ids":[6998078842376031263]}],"8":[{"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66,"start_container_index":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59},"quote_content":"《大唐西域記》reference_book_ids":[6992925677406129165]}],"10":[{"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0,"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452,"start_container_index":10,"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445},"quote_content":"《大唐西域記》reference_book_ids":[6992925677406129165]}],"1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1,"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35,"start_container_index":11,"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28},"quote_content":"《大唐西域記》reference_book_ids":[6992925677406129165]}],"88":[{"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8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40,"start_container_index":8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5},"quote_content":"《庭園Ⅱ》reference_book_ids":[7192017382016027682]},{"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8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1,"start_container_index":8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6},"quote_content":"《庭園Ⅰ》reference_book_ids":[7192017382016027682]}],"50":[{"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0,"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04,"start_container_index":50,"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99},"quote_content":"《西遊記》reference_book_ids":[7268600161616530491,7236307400490224696,7220723696376220675,7185526065354247226,6838936304063876104,7234082226822974479,7257453146656476200,7220723696556575804,6890728371928435725]},{"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0,"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6,"start_container_index":50,"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9},"quote_content":"《大唐西域記》reference_book_ids":[6992925677406129165]}]},"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概論
佛教建築是佛教藝術乃至佛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悠久而璀璨的曆史。佛教產生於古代印度，佛教建築也肇始於斯地，並隨著佛教的傳播而遍及亞洲各地。佛教建築在不同地區呈現為各自不同的風格樣式，這裏既有佛教文化自身發展演進的因素，同時也與各地區所特有的地理形貌、風土物產、文化特質以及審美好尚等因素密切相關。
佛教東傳入華，佛教與佛教建築的本土化互為表裏，共同譜寫了中國佛教藝術民族化的新篇章。佛教建築形式多樣，主要包括寺院、石窟寺、佛塔、佛殿、經幢等典型樣式。它們不僅記錄了中國佛教發展的曆史，更是物化了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百老彙。
第一節佛教建築藝術的傳播
傳統的觀點認為，佛教文化主要是沿著絲綢之路一路向東傳至漢地的。20世紀佛教史與中西交通史取得了新進展，認為佛教文化由多條路徑從印度向外傳播的，除去陸上絲綢之路外，由印度通向漢地的途徑還有南方的海上之路，或許還包括印度、緬甸、雲南、四川這條“蜀印”之路。[1] 誠然，海上之路可以直接帶來印度佛像及佛畫粉本，但對於佛教建築而言，陸上絲綢之路仍然是最重要的傳播路徑，因此我們應該順著印度、中亞、中國、朝鮮與日本這條基本線索認識東方佛教建築。
一、印度
公元前3世紀中期，北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任國王阿育王皈依佛教，並確立佛教為國教，進而將佛教推廣到古印度周邊文明地域，使得包括佛教建築在內的佛教文化迅速發展。阿育王時期建造了一批佛教建築，其中的阿育王石柱是現存最早的佛教遺跡。阿育王曾敕令在交通要道以及佛塔前樹立石柱，今天尚遺存40餘座這樣的石柱，稱“阿育王石柱”[2]。在阿育王石柱中，以地處薩爾納特（Sarnath）的鹿野苑阿育王柱最為知名（圖1-1-1）。該石柱呈圓形，柱身表麵銘刻敕文，柱頭頂部雕出四頭背對蹲踞著的雄獅，雄獅下麵的圓盤側麵刻出牛、馬、象和獅子浮雕，分別象征著印度的四條大河，動物之間各以法輪隔開。原先柱頂的雄獅承托著一個由32根輻條構成的法輪，可惜法輪早已殘損。通過阿育王石柱可知，佛教藝術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建築與雕塑一體化的特征。
雖然阿育王石柱是現存最早的佛教建築，但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佛教建築卻是佛塔和石窟寺。塔（stupa），亦作窣堵波、浮屠等，原指為安置佛陀舍利而造的建築物。作為佛陀的化身，塔始終是佛教徒供養禮拜的主要對象之一，[3]印度早期佛教建築更是以佛塔為主。最初的佛塔僅是一個圓丘，約在阿育王時期發展成為覆缽形式，覆缽被稱為“安荼”（anda），在古印度觀念中，“安荼”可能具有宇宙起源的象征含義。[4]覆缽上部有平頂和傘蓋（傘蓋後發展成相輪，即在塔頂豎一根金屬刹，用七重或九重鐵環套在刹身），下部為圓柱形底座，周圍環以布滿雕刻的石質欄楯。早期印度佛塔以中印度的巴爾胡特（Bhorhut）大塔、菩提伽耶（Buddhagaya）大塔、桑奇（Sanch）大塔，以及南印度的阿瑪拉瓦提（Amaravati）大塔為代表，其中以桑奇大塔最為知名。桑奇共保存三座佛塔，第一塔最精美，所謂桑奇大塔就是指第一塔（圖1-1-2）。桑奇大塔始建於孔雀王朝，當時塔的體積僅有現在的一半，後經多次拓展擴建，約於公元1世紀建成現在的樣子。現在桑奇大塔有兩道石欄楯，外欄楯四麵建有四座石質塔門，塔門門柱和橫梁上滿刻造像，並出現了本生與佛傳浮雕。信徒禮拜佛塔時從東門入內，順時針繞塔一周，與太陽運行方向一致。印度佛塔與阿育王石柱一樣，都具有建築與造像一體化的特征。
石窟寺是另一種重要的佛教建築形式，它是在河畔山崖開鑿的修行道場，簡稱石窟。石窟寺的開鑿起源於古印度，印度現存的各類宗教石窟總數有1200餘座，其中約有四分之三是佛教石窟，其餘則屬於印度教或耆那教。[5]印度石窟有兩種主要類型：一種是禮拜用窟，稱支提窟（chaitya）或塔廟窟；另一種是僧侶居住用窟，稱毗訶羅窟（vihara）或僧房窟。印度石窟以阿旃陀（Ajanta）石窟和埃羅拉（Ellora）石窟最為重要，前者是純粹的佛教石窟，後者則分屬於佛教、印度教以及耆那教。阿旃陀石窟位於印度西部德幹高原文達雅山懸崖上，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十一“摩訶剌侘國”曾對阿旃陀石窟作過較為詳盡的記載。阿旃陀石窟開鑿年代集中在兩個時期，早期洞窟開鑿於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晚期開鑿於5至7世紀。[6]阿旃陀現存29座洞窟，這些洞窟環布在敞開的馬蹄形山崖上，綿延約有550米，其中有5座支提窟，其餘24座皆為僧房窟 [7]（圖1-1-3）。除去建築形製價值外，阿旃陀石窟的雕刻及壁畫也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尤其是其壁畫保存較好，是印度石窟中最多的一處。由於阿旃陀石窟的壁畫繪製於不同時期，因此無論是風格形式還是繪畫題材，都為印度佛教藝術提供了絕好的參照係。
除石柱、佛塔和石窟寺外，印度佛教建築還包括地麵寺院。印度佛寺分為兩類：第一種叫“僧伽藍摩”（samghrma），簡稱“伽藍”，是供僧眾居住的園林或寺院；另一種叫“阿蘭若”（aranya），簡稱“蘭若”，指用於少數出家人修行與居住的僻靜場所。據佛經記載，最早的寺院是佛陀時代的兩大精舍，[8]即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和舍衛城的祇園精舍，但其具體情況已不得而知。前文已述，佛塔是早期印度佛教徒的主要禮拜對象，因此古印度出現了以佛塔為中心的佛教寺院。印度最宏偉的寺院是位於中印度王舍城之北的那爛陀寺（Nalanda），通常認為該寺創建於笈多朝鳩摩羅笈多時期（5世紀前半葉）。在公元5至12世紀之間，那爛陀寺作為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同時還成為亞洲佛學中心，唐代僧人玄奘（約600～664年）和義淨（635～713年）曾先後負笈那爛陀寺求學取經。[9]現在那爛陀寺遺址已全部經過考古發掘，遺址南北總長約500米，東西約寬250米，寺院由十多個僧院和塔院組成（圖1-1-4）。寺院東部有八個僧院，背東麵西呈一字排開，通常佛殿設於僧院中央或東牆中間，僧房環列於僧院四麵。寺院西部是禮佛區，其中西南端的大佛塔可能是那爛陀寺早期禮拜中心，中部的四層磚石結構佛堂是後期禮拜中心。[10]由於玄奘、義淨等中國高僧有過在印度佛寺長期生活的經曆，此外還有一些印度高僧（如開元三大士）直接來華傳法，故而印度佛寺可能對漢地佛寺產生過直接影響。[11]據《法苑珠林》卷二十九記載，唐代使者王玄策曾於7世紀中葉多次出使天竺，並把印度佛寺圖樣帶回長安。總之，我們在強調中亞西域在佛教傳播史上具有重要的中介地位同時，也不能忽視唐宋之際中、印兩國的直接文化交流。
中亞地區指的是帕米爾高原與裏海之間的廣大區域。[12]該地區多山、多沙漠，因此其文明形態以遊牧和商業文明為主，有別於中原和印度以農耕為主體的文明形態。在佛教的傳播史上，中亞地區是印度與中國陸路交通的必經通道，因此具有重要地位。以更廣闊的視野審視中亞，它還是歐亞大陸上幾大古文明（中國、印度、波斯、羅馬、阿拉伯文明等），以及不同宗教（佛教、基督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同時還包括不同種族（月氏、匈奴、柔然、粟特、突厥、回鶻、蒙古等）之間相互接觸、衝突、交流以至整合之交彙地。[13]公元前3世紀中葉，佛教傳至西北印度，隨後遍及中亞各地。中亞地理、風土及文化特殊性，使得中亞佛教出現了很多有別於印度佛教的特征，中亞佛教建築也與印度多有不同。其中一個特點就是中亞地區多佛寺而石窟相對較少。考古工作者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阿姆河以北地區發現不少寺院遺址，從時代上看，中亞佛寺比較集中於貴霜王朝（Kushan）時期（公元1世紀末至5世紀初）。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定都於犍陀羅（Gandhara）地區的白沙瓦（Peshawar），因此犍陀羅地區是中亞佛教遺跡最集中的區域，尤其是白沙瓦東麵的塔克西拉（Taxila）。根據已發掘的寺院遺跡可知，中亞佛教寺院分為平原寺院和山地寺院兩類，山地寺院的數量更多。中亞佛教寺院有一定布局規律，通常由塔院和僧院構成，塔院和僧院相對分離，二者之間以建築、圍牆或中庭相隔。塔院以大塔為中心，周圍環以小塔和佛堂，佛像置於塔院和佛堂內。僧院是以僧房圍合而成的矩形庭院，除僧舍外，僧院還設置了講堂、食堂、庫房等建築。[14]中亞佛寺的這種布局規律可以在釋典中找到依據。《摩訶僧祇律》卷三三雲：起僧伽藍時，先預度好地作塔處，塔不得在南，不得在西，應在東，應在北。不得僧地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若塔近死屍林，若狗食殘持來汙地，應作垣牆。應在西若南作僧坊。不得使僧地水流入佛地。佛地水得流入僧地。[15]《摩訶僧祇律》中所謂的“佛地”和“僧地”分別與塔院和僧院相對應，“不得僧地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正是中亞佛教寺院的總體布局原則。考古材料也可以支持這一原則，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中亞五國發掘出的佛寺遺址與上述布局原則基本相符。[16]（圖1-1-5）中亞佛塔也與印度佛塔不同。犍陀羅地區的佛塔在印度佛塔的基礎上逐漸升高，具有強烈的豎向趨勢，甚至塔身演化為多層，改變原來的覆缽式佛塔形揚石窟位於阿富汗興都庫斯山脈的南北交通要衝上，約開鑿於公元4至8世紀。洞窟群東西綿延約1300米，現有751個編號洞窟以及著名的東、西兩大立佛像。根據法國考古學家和日本學者樋口隆康的調查，巴米揚石窟的洞窟平麵形式有正方形、長方形、八邊形、圓形和不規則形等幾種，其中長方形窟數量最多。石窟的窟頂形式分為平頂、穹隆頂、縱券及套鬥頂[17]幾種，這些窟頂形式與平麵形式相互組合，形成了複式。另一方麵，犍陀羅地區佛塔的底座基本上呈方形，底座四周列有倚柱，柱頭為希臘、波斯樣式，柱間設有佛龕或布滿雕像，這個特點也與印度窣堵波的圓形底座形成了鮮明對比。總之中亞佛塔完成了佛塔形式的一次重大改革。如著名的迦膩色迦大塔，就體現出中亞佛塔的上述兩個特點。迦膩色迦大塔位於白沙瓦東南的沙基克代裏鎮，又稱雀離浮屠，該塔始建於貴霜王朝盛期（約公元3世紀中期）。據東晉法顯《佛國記》記載，此塔高四十丈，頂上有二十五個相輪，計三十丈，塔上雕有佛陀與菩薩像，以及本生圖等，壯麗威嚴。北魏宋雲《宋雲行記》及玄奘《大唐西域記》也都記述過此塔。根據考古發掘，迦膩色迦大塔底座呈方形，邊長87米，底座四邊伸出台階，階梯道呈十字形，周圍另有小供養塔，大塔內部發現了迦膩色迦王舍利盒。日本學者桑山正進認為，犍陀羅佛塔這種方形底座的形式，大約是受到了古羅馬方形石棺和祭壇的影響。[18]中亞地區還出現了很多供養小塔，其形式與大塔相仿，同樣具有方形底座、多層塔身以及多重傘蓋等特點（圖1-1-6）。此外，供養小塔表麵多有浮雕造像，受到了藝術史學者的重視。由於中亞地區大佛塔殘損現象較嚴重，因此這批供養小塔的材料就顯得彌足珍貴，由此可見中亞佛塔形製之全貌。
雖然中亞地區多佛寺而少石窟，但巴米揚（Bamiyan）石窟卻是極為重要的佛教遺跡。巴米雜的洞窟形製。巴米揚東大立佛龕位於第155窟，佛像為石胎泥塑形式，像高38米。西大立佛位於第620窟，龕高58米，像高55米（圖1-1-7）。7世紀，玄奘曾親臨巴米揚，其《大唐西域記》記載東大佛“高百餘尺”，西大佛“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巴米揚石窟窟內均有壁畫，以佛、菩薩、日神、月神、飛天、供養者等圖像為主，並出現了多幅涅槃圖。東大佛龕頂的太陽神像反映了中亞文化中的西方因素。此外壁畫中多次出現的千佛圖像體現了大乘佛教世界觀念。巴米揚很少有佛塔建築或支提窟，與印度甚至犍陀羅地區以禮拜塔為主的佛教禮儀有別，這裏所禮拜的主要對象是佛像。巴米揚石窟體現出了中亞地區佛教信仰的特點，即佛像崇拜業已取代了佛塔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