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隻有西方社會使之發揚光大。不僅數量可觀，而且隨著數量的增長，還產生了許多種形式和方向——這是在其他地區都未曾出現的。不可否認，世界各地一直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商人，像批發商和零售商，地域性商人和跨國商人；也一直存在著各種借貸形式，為商業提供服務的銀行同時存在著；航海借貸13、克門達、交易以及與有限公司14和無限公司（Kommanditgesellschaft）15相類似的聯合體，甚至也成為了一項常見的商業形式；不管是什麼時代，隻要一直存在著公眾團體的財源，貸款人就不會消亡。比如在巴比倫、希臘、印度、中國、羅馬等國家，這些貸款人總在投資戰爭與海盜事業，並為各種合同與創新活動提供讚助；也正是這些人充任著殖民企業家。通過各種手段強迫奴隸勞動的種植園主的利益同樣影響著對外政策的製訂、占有土地租用權、行政機構，同時也是當地政府的稅收大戶；他們投資政黨競選，獲取政治資本；為雇傭軍隊提供資金，從中牟利。總而言之，他們從來不會放過任何攫取金錢的投機活動，從不放過任何一次盈利機會。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存在著這種具有冒險精神的企業家。除了投資、信貸、銀行交易之外，他們的活動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一種投機倒把16，或者趨向於憑借暴力以獲取資本，特別體現在劫掠貨品上——不管這種戰利品是直接通過戰爭還是長期劫掠附屬國17的財政收入的形式以獲取的。
無論是商業發家者、大型的投機商，還是特許經營權18的獵取者，他們賴以積累財富的手段都是資本主義以及近代的、甚至是和平時期的金融資本主義（特別是熱衷於發戰爭財的資本主義）。即便是現代西方社會，這種非理性的作為仍然存在；直到今天，大型的跨國貿易在一些方麵仍像往時那樣存在非理性的成分。
與此同時，近代的西方社會也發展出了一種不同於以往的資本主義形式，即自由勞動的前提下，理性的資本主義組織形式——盡管隻是形式上的。在其他地方很少能夠看到這種形式。雖然不自由的勞動組織形式也曾達到過相當合理的程度，但隻是存在於單獨的種植園內以及在古代奴隸社會的作坊中有著極其有限的表現。無論是封建貴族的采邑19工場，還是強迫農奴勞作的家庭農場，這種合理性幾乎沒有得到任何發展。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除了西方，存在自由勞動力的家庭工業在其他地方是極個別的現象。通常在國家的壟斷企業（這並不等同於現代的工業組織）中，大量的使用日間勞動者才會催生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可也沒有產生我們中世紀就已存在的合理的學徒組織形式。
與固定的市場良好協調的工業組織才是合理的，而不是那些與政治掛鉤、或盲目的投資贏利目的相適應；除此之外，西方資本主義還具備其他的特點。企業合理的現代組織形式如果沒有其它兩個重要條件的協作，將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兩個條件就是：將事務與家庭分離；建立與事務密切相關的合理的記賬方式；前一個條件支配著現代的經濟生活。實現工作地點與居住地點的分離，這種形式也同樣存在於其它地區，像東方社會的巴紮（即集市）和此種文化下產生的奴隸工場；而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的發展和賬本的使用在古代、遠東20及近東都存在著。但較之現代企業的獨立，這隻是一個小小的開端。這源於這種獨立性存在的前提：即我們合理的商業記賬式和法律上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的界定分離——這是他們完全不曾經曆過的，或者隻是剛剛開始出現21。在其他地方，曾存在使贏利企業成為皇室或具有家政性質的采邑業的一部分的趨勢，正像羅德貝特斯所觀察到的那樣，這種形式表麵上與西方的資本主義極其相似，實際上卻存在著本質的不同，甚至全然相反的發展曆程。
西方資本主義所具有的這些特點的重要意義在於其與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方式之間的緊密聯係。即便是那些商業化、證券業的發展、投機的合理化、商品交換一類的活動都與之存在一定的聯係。倘若沒有這種合理的資本主義的勞動形式，所有這一切特點都不可能具有如此重大的意義，特別是不會有與之結合而產生的現代西方社會結構。而精準的核算與謀劃也隻有在自由勞動的基礎上才能實現22。
要不是現代西方的存在，人們根本無從不知道合理的勞動組織形式，因而他們也根本無從知道合理的社會主義。盡管我們也不可否認，城市經濟、食物供給製度，君王的重商政策和福利製度，定額配給、經濟生活管製、保護主義，以及自由貿易理論23在諸如中國這樣的國家中也同樣存在著；各種麵目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試驗也很少進入人們的視野——無論是宗教的、家庭的還是軍事的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壟斷卡特爾24或是消費者組織25。雖然各個地方都保有著市民的商業特權、行會、公司，以及用各種形式的城鄉法律差異來保護他們的利益，但除西方以外，“公民”這一概念仍未出現在其他國家，“資產階級”這一概念也同樣如此。與此種情況相同，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也同樣不存在，因為這一階級存在的前提是有固定紀律約束的合理的勞動組織形式。可以這樣說，在世界各地，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地主與農奴或佃農26之間，貿易組織與消費者或貴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時無刻不在以各種方式存在著；然而西方早在中世紀就已存在的雇傭者與其工人之間的階級鬥爭，如今在其它地方卻隻是剛開了個頭；而大資本家同自由勞動者之間的階級衝突在這些地方全然不曾出現過，因此也就根本談不上諸如社會主義這樣的現代問題。
從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使隻從純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資本主義活動發展的本身（在不同文化領域這種發展隻有形式上的差別）也不是我們要注意的關鍵問題；而問題的關鍵在於：以自由合理的勞動組織形式為特征的理性的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或者單純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即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興起與其特點的問題。毫無疑問，資本主義勞動組織形式的起源與此問題密切相關，可兩者並不是一回事。這是因為，作為一個階級，早在近代資本主義的形態出現之前，資產階級就已經存在了——盡管隻存在於西半球。
從表麵上看，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形態從始至終都受到科技發展可能性的影響。而其合理性實質上也依托於技術因素的質量，這也意味著其也依賴於數學和精準的物理實驗為基礎的現代自然科學。而從另一麵來看，這些科學技術的發展又從實際的經濟應用中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而獲益匪淺，但這些實惠並不是西方科學起源的重要促成因素。發明十進位製計算的印度沿用著這種計算方法和代數知識，然而這種古老的算術隻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得到了發展與應用，成為現代算術與簿記法，而其發明國卻並沒有將它發揚光大。雖然資本主義的利益驅動並不是數學與機械學產生的根本動因，但實際與人民生活緊密相關的科學技術的應用，則的確需要通過經濟方麵的考慮，而這種觀念也確實促進了西方科技的發展與應用，並且是從西方所特有的社會結構中衍生出來的。那麼，人們或許要發出這樣的疑問：在這種西方特有的社會結構中，並非所有的因素都同等重要，那麼這一促進作用又源於哪些因素呢？
毫無疑問，法律與行政機關的合理建構是這些發揮促進作用的因素中至關重要的兩點。發展近代理性資本主義不僅需要先進的科學技術的支持，完善的法律體係與高效率的照章辦事的行政機構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沒有這項因素的管理與調節，雖然也會存在投機性質的資本主義及各種受到政治因素製約的資本主義，然而卻絕不可能產生私人創辦的、具有固定資產和財務審核製度的合理企業。這種法律製體與高效能的行政機關隻在西方社會才處於一種相對完善的狀態，而一直促進著國家經濟的發展。那麼，基於什麼樣的條件才可能產生這樣一種合理的法律體係呢？和其他情況一樣，資本主義的利益與那些受過專業訓練的司法階級的利益並不衝突，後者可以借助前者的力量在法律與行政機關中取得統治地位，但並非是促成的主要因素。因為法律並不是源於這些利益本身，來自各個方向力量的合力促成了這一體係的發展與完善。但在印度和中國，資本主義的利益為何沒有起到同樣的作用呢？這兩國的科學、藝術、政治、經濟方麵的發展也沒有朝向近代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發展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