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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尉繚子生平簡介
尉繚，即尉繚子，戰國時魏（今晉南）人。生卒年不詳，大約活動於魏國由安邑遷都於大梁的曆史時期，為魏惠王即梁惠王時人。著有《尉繚子》一書，在古代就被列為軍事學名著，受到曆代兵家的推崇。該書同吳起的《吳子》，同為三晉最著名的古代軍事思想家的代表作。
史籍記載，尉繚是魏人，這是沒有疑問的。從《尉繚子》一書中所敘的內容中，有兩則記載可以說明這一點：一是《尉繚子》的《天官篇》第一句話就是：“梁惠王問尉繚子日”的字句，說明《尉繚子》一書，是尉繚與魏惠王討論軍事學中，尉繚陳述對戰爭觀看法的一個紀要。從談話內容看，他不僅熟悉魏國的國情，而且處處為振興魏國著想，表現了他熱愛故土的深情，以及對秦兵壓境的憂慮。二是他在書中兩次對魏國政治家、軍事家吳起表示了無限欽佩之意。這兩次事實都見於《武議篇》，其一是說，吳起與秦軍作戰，就睡在野外田埂上，隻用樹枝掩蓋以遮蔽霜露，與士兵共苦，不自以為高人一等；這裏說明尉繚讚賞吳起在軍事學中重視士兵在戰爭中的重要性，反映出其重民及重視人的因素的積極的意義；其二是說，吳起與秦軍作戰，兩軍尚未交鋒，有一人自持其勇，不聽命令就斬獲敵人兩具首級而回。吳起對此一麵肯定其勇，有本領，一麵根據軍令處斬，表現了他執法嚴明。從中可見，他期望魏國能有象吳起這樣的軍事首領。還有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有一大梁人尉繚”的字句，大梁雖為魏國的都城，實際上是說尉繚是魏國人。由此可見，尉繚是三晉魏人。
《史記·秦始皇本紀》說，在秦始皇十年（前237），有一大梁人為秦始皇統一六國獻計獻策，“秦王從其計”，並被封為高級軍職“國尉’。近人據此認為尉繚曾為秦始皇任職，並著有《尉繚於》一書。這條記載肯定了尉繚是魏人，這是對的。但他不是秦始皇時的尉繚，而是魏惠王時的尉繚。從時間上看，從梁惠王到秦始皇，時間相距百年，就以梁惠王卒年（前318年）到秦始皇十年（前237年）之間，就達82年之久，因此魏惠王時的尉繚，與秦始皇時的尉繚不是同一個人。從其思想主張上看，梁惠王時的尉繚，主張振興魏國，讚揚吳起等人製秦時有將才，因此主張以農養戰，修法令，明刑賞，任用賢能，反映了六國奮發圖強的要求。這些思想與主張，不可能是秦國尉繚所能為的。再看秦國尉繚向秦始皇進言，卻與此格格不入。如說：“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看起來這個人是主張搞陰謀的。這些主張在《尉繚子》一書內容中，根本找不著影子。《史記》多采《戰國策》，在其《秦策》中有一名頓弱者，其人向秦始皇獻策的內容，與《史記》中尉繚所言極近，或為司馬遷所疏忽，亦或流傳中致誤。《隋書》關於“尉繚，梁惠王時人”的說法是可信的。
此外，近年出版的《尉繚子今注今譯》中有兩則引文中有尉繚齊人之說。其一“《辭海·尉繚子》說：《尉繚子》書名，凡五卷。周尉繚撰。續，戰國時人，不知其本末，或曰魏人，或曰齊人，鬼穀子之弟子。”其二、武學書局本《尉繚子兵書·序》說：“尉繚子，齊人也，史不記其傳。”這兩條引文都有尉繚齊人之說，不知其所本，附於此，供識者參考。
明代太原崞縣（今山西原平縣）人劉寅說：“尉姓，繚名，子者後人尊而稱之也，魏惠王時人。”還說：“現惠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其不用此人已明矣。次是龐涓用事，嫉賢妒能，誘孫臏刖其足而黥之。恐此人一見惠王而即去，今不可考矣。”據《史記》載，魏國在前324年，“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此後各派人物雲集大梁，“鄒衍，淳於髡、盂軻皆至粱。”尉繚可能就在是時至梁並見到梁惠王，其書就是他與梁惠王晤談軍事學的一個記錄。令人不解的是魏國招賢，應招者紛至遝來，卻未得見用。也許如劉寅所說是由於“龐涓用事”所造成的惡果吧！尉繚就是其中的一個。尉繚一生本末，史籍載之不詳，但他是魏國（晉南）人，著有《尉繚子》，則是清楚的。
尉繚的軍事思想包含有兩方麵的內容，一是微觀軍事學的內容，包括紀律條令、隊列條令、訓練規則，各級人員守則都有明確、具體的規定。他特別重視對戰略方針製定和戰術施行細則的製定，指出對戰略戰術的製定，必須有決策的依據與程序。重大戰役方案的決定，修正、變動，都要在主帥主持下，在有關將領參與下鄭重研究，不得草率行事，更不得個人沒有根據地擅作一切命令。一切重大決定的製定，必須在國家級的廟堂中進行，以示莊嚴。一旦製定作戰方案，施行將領有權獨立執行，確保完成。二是宏觀軍事學的內容，他認為戰爭不純是一個軍事問題，單靠軍隊是完不成戰爭任務的，反對單純的軍事觀點。他深論軍事與政治的關係，指出國內政治不穩定要設法避免戰爭。在特殊情況下，對敵大舉入侵而迎戰、出擊時，同時要采取有效措施，盡快在國內取得妥協，團結一切力量，一致對外。他還指出經濟條件是進行戰爭的物質保證，戰爭的規模，戰爭時間的長短，卻要根據經濟力量為依據，如果不具備物質條件，但仗又非打不可，此時應盡速增加生產，創造財富，同時要嚴厲懲處乘機發戰爭財的人。加強市場管理，嚴格財政監督。因為他認為經濟狀況的好壞，不僅直接決定戰爭的物質力量，決定軍隊裝備的素質，而且決定社會政治的安定。因此他認為將校不僅需要具有最佳的軍事素質，而且需要深遠的政治遠見。
尉繚的戰爭觀有許多精彩的論斷，其中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是為正義而戰的戰爭觀。尉繚指出：“凡兵者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尉繚在這裏指出，戰爭分為正義與非正義兩類。舉兵的原則，必須是為正義而戰，絕不能進行掠奪他國財富的強盜式的戰爭。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他將戰國時期的戰爭性質，概括分為三種類型，一類是“本仁義”的正義戰爭，這種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誅暴亂、禁不義’，是立足於自衛的原則。第二類是非正義的戰爭，這類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擴張領地，圖謀掠取它國的財富，破壞社會生產秩序，所以是不義的。第三類是“相圖”性質的戰爭，就是相互攻占、相互掠奪，雙方進行戰爭的目的，都是為了圖謀對方的領地和財富，因而都是非正義的。尉繚認為在當時各國交相攻戰，唯力是尚，因此應該積極整飭軍備，增強軍隊的戰鬥力，用以抗敵、圖存、立威。所以他的結論是：“故兵不得已而用之”，“而不能廢兵也’。
二是戰爭的目的是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尉繚指出，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如敵眾我寡，敵據有利地勢我占不利地勢，敵裝備優良我裝備不良等等，都要牢記保存自己的力量。“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因而絕不為之。為此，他提出種種策略原則，以圖使自己的損傷減少到最低限度，敵人的損傷達到最高程度。首先他認為要注重“以智使力”的方法，他認為大至萬人以上的戰役，小至百人以下的戰鬥，都應充分發揮將校的指揮作用，同時要調動兵士的主動精神，沒有士兵的積極性，任何戰鬥都無從談起。就是說從統帥到士兵，都要齊心協力，用智鬥勇，隻有這樣，才能減少損失，為獲取最後勝利創造條件。其次，他指出紀律是戰爭勝利的保證。因此他認為嚴格執行軍製、軍法是至關重要的。包括將校在內的一切成員，都要遵守“常令”、“常法”，使軍隊處於整齊劃一，進退有序，威武雄壯的精神狀態中，保持高昂土氣。這樣便有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保證。“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而失敗就是由於‘亡在無所守，危在無號令。”他對違背國家政策者斥為“國賊”，違背軍法者斥為“軍賊”，主張對這些人絕不留情，嚴懲不貸。他還指出為此要賞罰嚴明，提出“刑上究，賞下流”。要“殺之貴大，賞之貴小。”這樣可以“殺一人而三軍震”，“賞一人而萬人喜。”主張法不阿貴，重處上層違法者，重賞下層有功者，其目的仍是為了整軍、治軍，奪取戰爭勝利。尉繚認為戰爭首先得戰勝自己，然後方可應用正確的戰略策略，依憑自己的軍事實力而無敵於天下。尉繚深深懂得，戰爭不僅是交戰雙方兵力的較量，而且也是智慧的較量，勝利者是屬於有智有勇，智勇統一的軍隊，突出軍事辯證法的重要性。
三是“用智使力”的理論思維基礎。在古代兵書中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深論“用智”。從哲學意義分析，它們都具有豐富的理論思維內容，即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方法論。《尉繚子》一書中，更具有這方麵的特色。《尉繚子》一書中，吸取了儒、墨、道、法、兵諸家的精義，總結古代兵法並根據魏國經濟發展，政治不夠穩定，又處四麵受敵的不利形勢立言立論的。因此這部兵書，既有普遍性意義，又有特殊性特點，這一切都是他思想中唯物論思想的體現。特別是他指出經濟條件是戰爭的基礎，政治是戰爭的保證，這是他運用唯物論分析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