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reference_book_ids":[7267077385848097832,6890728374843477006,6838936275928484877,7255203659015785531,7233628637428190242,7257455404240604215,7012517992130939934]}]},"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本章綜述
謀略的目的不是為了戰爭，而是為了富國強兵。同時，也隻有在國富兵強的基礎上，才能將謀略發揮的更徹底，也才能進一步在激烈的軍事和政治鬥爭中製服敵人、取得勝利。因此，一開始論述的不是具體的戰略戰術，而是談論如何治理好國家以達到富國強兵的謀略思想。
吳起指出，要“治國”、“富民”，必須“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對此，吳起提出要使國家長治久安，就必須施行仁政，要先“教百姓而親萬民”，主張禮義興國、仁愛百姓，任用賢能。
吳起所提出的這些“治國”、“富民”謀略極有見地。作為統治者，最高境界是以道德治理國家。統治者如果有深厚的道德修養，那麼委任官吏就不會與他的實際能力不相稱，大小官員也都能勝任自己的職務。而君主擁有賢明的將相，對內對外都治理得井井有條，人民才能安居樂業。
例如：周初用所謂的“聖人之道”治國，後來行不通，便換用較為嚴厲的法令，繼之用策謀、用權力，仍行不通，最後隻好用威勢。然而一旦到了以威勢迫人的地步，就出現東周末年諸侯國互相爭戰、兼並的局麵。
由此觀之，相對於嚴刑峻法，道德治國方針是值得肯定的。人們向來畏懼政治上的玩弄權術、勾心鬥角。在政治上如此，在商業活動中又何嚐不是如此呢？以公司的管理為例，雖然管理離不開獎懲，但不可過度依靠嚴厲的懲罰製度來規範員工。如果員工動輒得咎，將磨損其工作的意願和主動性。而且管理過於嚴苛，甚至會侵犯到被管理者的自尊與信心，其結果正與管理過於鬆散一樣，都不能激勵起員工的敬業精神。
隻有內部穩定，方能放手參與市場競爭。所以，在經營活動中尤其要避免“內耗”與“內訌”。經營者在人員的任用上要盡量做到“人盡其才”，並留心那些喜歡搬弄是非、道人長短的成員，不能讓他們有機會煽風點火。
此外，“選賢任能”則是曆代統治者都倡導的一種治國的基本策略。雖然各個時代的統治者大多任人唯親，例如古代的分封製，就是典型的任人唯親。但也不乏賢明君主在施展其雄才大略時，能夠做到“任人唯賢”。
在軍事上，由於要應付各種急劇變化的局勢，而且戰爭中確實也需要各種能人，既需要能指揮千軍萬馬、馳騁疆場的將帥，也需要能運籌帷幄，決勝於千裏之外的謀臣，同時還需要善於籌備軍需的後勤指揮；這三者無論缺乏哪一個，則不能有全勝的把握，有時哪怕是隻能力戰沙場的勇士，也能對戰爭的勝負起決定性作用，因此“任能”顯得益為重要。
“選賢任能”，其一在“選”，其二在“任”，而“選”要準、“任”要信。楚漢之爭時，蕭何月下追韓信，就在於蕭何知道韓信確實是將才。韓信本在項羽營中，曾多次獻計，卻都未能引起項羽的重視。後投奔劉邦，剛開始也不得劉邦信任，於是決意離開劉邦。蕭何追回韓信，向劉邦舉薦韓信的能力，並感慨地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後來在楚漢之爭中，韓信所建的功勳是所有將領中最卓著的，以此證明蕭何識英雄的能力確實非常人能及。
不過蕭何之功還僅在於“選”，劉邦稱得上是賢良君主，其用人的原則就是“信”。正因如此，才使韓信在曆次的戰爭中能不受任何約束地將其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曆史上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大多能做到選賢任能，上舉劉邦是這樣，後來的漢武帝，更是廣求天下人才為己所用，所以漢王朝到武帝時國力達到了顛峰。又如唐太宗李世民，也能任用各種有才能的人，哪怕隻有一技之長者。唐玄宗也是如此，自他得知李白是個才氣橫溢的詩人，就特召入京，拜為翰林，當李白發牢騷之時，要其親信高力士進履，要其寵妃楊玉環調墨，玄宗也不曾治罪。
當然，“選賢任能”的最終目的，是讓有才能的人能各盡其才。例如現代的體育比賽，在訓練之前，教練總是費盡心機選出可能發揮特長的人才，而訓練時針對每個隊員的特點進行訓練，使之在正式比賽中盡可能地發揮所長，以期奪得冠軍，甚至打破世界紀錄，為國爭光。在體育比賽中，不獨教練、隊員要盡量設法取得最佳成績，就是本國的人民也都萬眾一心地盼著隊員有超水準的表現，並每每為一些隊員失常的表現而稱憾不已！
吳起主張任用賢才，自古以來人們都在為做到人盡其才而努力，而真正能做到人盡其才的統治者並不多。形勢如此，但未能盡其才的人不能隻是感歎生不逢時，應當自覺地為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去創造條件，因為條件並不會憑空而降，而機會的得來看似亦屬於偶然，然這偶然而來的機會其實往往是人們長期以來努力的結果。就當代的商業領域而言，須盡其才，才能如魚得水般地順利實現自己的目標。既然現實具備了能使人盡其才的眾多有利條件，我們就應當好好把握住時機，因為感慨是無濟於事的。
一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原文】
吳起儒服（1）以兵機見魏文侯（2）。
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3）之事。”
起曰：“臣以見（4）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5），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6）。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為長戟（7）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奄戶（8），縵輪籠轂（9），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10）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鬥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11）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12）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13）。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14），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
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15）吳起於廟，立為大將，守西河（16）。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17）。辟土四麵，拓地千裏，皆起之功也。
【注釋】
（1）儒服：穿戴儒家學者的衣帽。儒，指儒家學者，後來泛指古代知識分子。
（2）魏文侯：戰國時建立魏國的君主，姓姬，名斯，公元前446年～前397年在位。
（3）軍旅：周製以1．25萬人為軍，500人為旅。在此泛指治軍打仗。
（4）見：同現。
（5）皮革：古代製造甲、胄、盾以及革車等戰爭器具的重要材料。
（6）爍以犀象：在人的盔、甲、車身上畫上犀牛、大象等圖形，以壯軍威。爍，光彩耀眼。
（7）戟：古代一種長柄兵器，形狀如戈與矛的結合體。長戟長二丈四尺，用於車戰；短戟長一丈二尺，用於步戰。
（8）革車奄戶：車，輜車，裝運物資的兵車。戰時可用作掩護物，宿營時可供臥息，又叫重車，也泛指戰車。奄，通“掩”，覆蓋；戶，通“護”。革車奄戶，即用皮革掩護覆蓋重車之意。
（9）縵輪籠轂：縵，沒有花紋的絲織品；籠，籠罩。轂，車輪上裝軸的孔。本句意謂將戰車用鐵皮和沒有花紋的布幔等物覆蓋遮掩。
（10）田：同畋，打獵。
（11）承桑氏：相傳是神農氏時東夷族部落之一，又叫窮桑氏。
（12）有扈氏：夏禹時的部落之一，禹傳位於子夏啟，有扈不服，興兵討伐，為啟所滅。
（13）社稷：社，土地神；稷，穀神。古代以社稷代指國家。
（14）文德：指仁義禮樂等文教之功，常相對於武功而言。
（15）醮：古代敬神或主人向客人敬酒的儀式。
（16）西河：黃河西岸地區，今陝西東部。
（17）鈞解：鈞，同均，指勝負不分，打了平局。解，和也，即打和局之意。
【譯文】
吳起穿戴儒生的衣冠，帶著治軍打仗的謀略去謁見魏文侯。
魏文侯說：“我對治軍打仗方麵的事情不感興趣。”
吳起說：“臣根據外顯的來觀察隱藏的，根據過去來推斷未來，君王為什麼言不由衷呢？現在君王一年四季派人殺獸剝皮以製革，並在革上塗紅漆、畫色彩，烙上犀牛和大象的圖形，這些東西，冬天穿著不暖和，夏天穿著不涼快。君王又派人打造二丈四尺的長戟和一丈二尺的短戟；還用皮布覆蓋戰車，這樣的車看起來並不華麗，用它去打獵也不輕便，不知君王要拿它們做什麼？如果是用來準備作戰，卻又不尋求會使用它們的人，這就好比孵雛的母雞去和狸貓搏鬥，也好比哺乳的母狗去挑釁老虎一樣，雖然有拚命的決心，卻必然喪生。從前，承桑氏的國君因隻講文德、廢棄武備而喪國。有扈氏的國君因仗恃兵多、凶狠好鬥、不修文德，也亡了國。英明的君主有鑒於此，必然對內修明文治，對外加強武備。所以，當敵人來戰而不敢進擊，這說不上是義；看著死傷的將士才哀傷，這也算不上是仁。”
於是魏文侯親自安排席位，夫人捧著酒杯，在祖廟宴請吳起，任命吳起為大將，防守西河。後來，吳起與各諸侯國大戰76次，大獲全勝64次，其餘12次未分勝負。魏國因此向四麵擴張領土達千裏之廣，這都是吳起的功績！
【心得】
吳起在論述中提出了“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謀略思想。文與武，曆來是治國安邦的兩大支柱，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偏廢。武功不離文治，如果不修禮樂法度，將無法維持社會秩序，造成國力貧乏；文治不離武功，如果沒有足以維護統治的武力，國家的穩定和社稷安全也是不可能的。
早在吳起之前，孔子就曾提倡“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的主張。孔子在魯國主政時，魯國正值多事之秋，孔子於是文武並舉，一來重修禮製，使民講禮義、知
廉恥。同時，立綱陳紀、平定內亂，使魯國一度出現了中興跡象。
公元前500年，孔子陪同魯定公與齊景公會盟於齊魯界上的夾穀山前。當時，魯定公沒有考慮采取必要的武力防護措施，孔子遂向定公說明“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武之事不可相離”的道理，並舉出宋襄公不修武備而失霸權的例子，請定公命左右司馬率兵隨行。
到達會盟之地，孔子探知周圍駐紮了眾多齊國軍隊，則命左、右司馬提高警覺，隨時準備迎戰，又命大夫率兵車300乘，離會盟地十裏之外紮營。
不出孔子所料，齊國大夫犁彌果然對齊景公說：孔子知禮而無勇，不懂戰事。明日會盟，可由300萊夷人假扮成樂工，趁其不備拿下魯侯君臣、魯國命運便操之在我了。
第二天，齊魯兩國君相4人登壇會盟。齊景公派300萊夷人上前演奏本土之樂。魯定公嚇得變了臉色，而孔子卻是麵無懼色，請齊王先去夷狄之樂，齊王自知理虧，隻好讓萊夷人退下；之後孔子又要齊王懲處侮辱魯侯的樂隊領隊，齊王不肯，孔子怒不可遏，更對齊王說：兩國通好即兄弟，魯國的執法官也等同於齊國的執法官，於是舉袖大呼左、右司馬，二將立即飛馳上壇，於男女樂隊中各揪出一領隊當即斬首，餘下眾人驚走，齊景公駭然，魯定公起身下壇。
會盟不歡而散，齊景公譴責出餿主意的大夫犁彌。為挽回頹勢，齊王接受晏嬰的建議，退還了齊國先前所占的魯國領土。
據《韓非子·內儲說下》記載，孔子用文治武功之策使魯國道不拾遺、國力日強，使齊景公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後來齊侯送魯哀公15名美女，使之沉湎聲色，不問國政。孔子屢次向哀公勸諫不聽，就離開魯國到楚國去了。
文治武功相得益彰，是曆史上各個全盛時期的共同特征。現代社會中，吳起所倡之文武兼備的治國策略，已為大多數國家所認同。“無文不足以治國，無武不足以安邦”不管世界局勢如何趨於緩和，隻要戰爭形成的因素仍然存在，就不能忽視此一策略。
同時，從整段論述看，吳起特別強調“內修文德”，他認為要使國家強盛，就必須以德為本。孔子曾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意謂用道德來治理國政，自己便會像北極星一般，被其他星辰所環繞。的確，正如吳起所言，政治上要立於不敗之地有諸多因素，而堅持“以德為本”是其中最為重要的部分。
春秋時，韓起是晉國的正卿，叔向是晉國的大夫。一天，韓起對叔向抱怨說：“我空有正卿之名，卻沒有正卿的收入，窮得連和其他卿大夫交際往來的費用都沒有。”他本想借此博得叔向的同情，想不到叔向卻對他拱手道賀。韓起不解其意，便問叔向：“我如此窘迫，也常為此憂慮，你非但不同情，反而恭賀我，這是什麼道理？”
叔向並沒有直接回答韓起，而是先說兩則晉國曆史人物的故事：一個是貧而有德的欒書；一個是富而無道的郤至。
欒書曾是晉國的上卿，按規定應享有500頃田的俸祿，不過他卻連100頃田都沒有，窮得連宗廟中的祭器都購置不起。但他並不介意，反而更加注意自己的品德修養，結果贏得了全國百姓的尊敬和愛戴。郤至則正好相反，他曾是晉國的正卿，家財萬貫，相當國家財富的半數，而且晉國三軍中的將佐，郤氏家族就占了一半。驕奢淫逸、貪得無厭的郤至，倚仗自己的權勢胡作非為、魚肉百姓，結果不但落得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還連累宗室親族被滿門抄斬。
講完這兩則故事，叔向接著對韓起說：“現在，您像欒書那樣貧窮，相信您也一定能行欒書之德，所以我恭賀您。如果您不致力於品德的修養、而總為自己的財富不多憂慮，那麼，我為您悲傷擔憂尚猶恐不及，哪還有什麼心思恭賀您呢？”
聽了叔向的話，韓起恍然大悟，頓時明白德行比財富更加重要，自己不該為貧窮憂心，而應該像欒書那樣，在貧窮的時候樹立美好的德行，以免步上郤至的後塵。於是韓起跪地叩謝叔向，感激地說：“我隻考慮財富的多寡，險些就招致亡身滅族之禍，是您的一席話救了我！現在不單我感謝您，韓氏先祖和後代子孫也感謝您啊！”
以德為本，是政治謀略中最有效的手段，高明的統治者在治理國家時對此莫不重視。正所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其中“以正治國”，就是依靠正確的道德觀念教育百姓、規範社會、治理國家。而沒有正確道德觀念為主導的社會和國家，必將混亂失序、惡善不分。因此，以德為本作為昔日社會治國之正道，在今天仍具有其實際的意義。
二教化百姓，親和萬民
【原文】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1）而親萬民（2）。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3）；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必先和而造大事（4）。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於元龜（5），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注釋】
（1）百姓：本意為
百官族姓，先秦時百姓是貴族的通稱。
（2）萬民：亦稱黎民、庶民。從春秋後期起，百姓與萬民為通用詞。
（3）陳：同陣。
（4）大事：指戰爭。
（5）龜：大龜，古人認為龜有神靈，可用來占卜吉凶。
【譯文】
吳起說：“從前想治理好國家的君主，首先必定教育貴族百官親近民眾，關心人民疾苦。有四種不和的因素需加以注意：國內人心不統一，不可以出兵；軍隊內部不團結，不可以上陣；臨陣部伍不一致，不可以進攻；戰鬥動作不協調，不可能取勝。所以英明的君主，要征召百姓前，務求內部團結一致才興師出兵。凡有所謀，還不敢偏信個人的謀劃，一定要到祖廟祭告，用大龜占卜吉凶，並觀測天時，是吉兆才敢行動。民眾知道君主愛護他們的生命，不忍心看他們死亡，竟然周到至此，而且願同他們共赴急難。所以，他們就會以拚死效命為榮，而以退卻偷生為恥。”
【心得】
在這段論述中，吳起提出了兩種權謀：一是教化說，二是重民說。在吳起看來，要統治人民，必須教之以禮義，才能維護國家安定。同時，統治者還應“親民”、“以民為本”。
民唯邦本，唯有民眾才是立國的根本。吳起之前，《尚書·五子之歌》中就曾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寧。”吳起之後，曆代對此一權謀思想發揮頗多。如：民可載舟，亦可覆舟；民為貴，社稷（國家）次之，君為輕；民，事之本也，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戰由民行；王者以民為天，君非民不立。因此，統治者必須認識到，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老子、管子對此一觀點的認識更為深刻。老子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管子也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朱元璋出身農民家庭，深知百姓疾苦，加上年少時有一段為丐乞食的經曆，促使他對平民百姓的需要體會的更加深刻。因此登基之後，他便用樸實的言語闡述民唯邦本的思想，即為官須替民作主，要體察民情、愛惜民力、先民後國。他曾說：“農夫勤四體，種五穀，身不離田間，手不釋農用，終年勤勞，不得休息。他們住的是茅草屋，穿的是舊布衣，吃的是粗飯菜羹，卻負擔著國家的經濟來源。我們不可忘記農民的勞苦，取用要有節製，不能讓農夫遭受饑寒，更不能橫征暴斂，讓農民承受這種苦難”。他還闡述了愛惜民力的思想：“天下初定，百姓財力非常困難，就像剛剛會飛的鳥，不可以拔它的羽毛，也像剛種下去的樹，不可以搖它的根一樣。現在必須注重‘安養生息’，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而國獨富安者。”據此，朱元璋采取了獎勵墾荒、興修水利、登記土地和戶口以及定稅率、減輕刑罰、徭役和賦稅等一係列措施，使明初人口增加，耕地擴大，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進一步繁榮，而國力也隨之強盛起來。
曆史經驗反複證明：為政須以民為本，這是明智之執政者務須遵循的政治謀略之根本。曆史上，凡順應民心、為民謀福的執政者能得天下，反之則將為人民所唾棄。
東漢末年，群雄並起，流落四方的劉備勢力十分弱小，曾先後依附於陶謙、曹操與袁紹。袁紹被滅後，又依附劉表。但他一向重視部屬和關心百姓疾苦，所以甚得部屬和百姓的擁戴。在駐守新野時，荊州的豪傑紛紛歸附。公元208年，曹操率領大軍攻打荊州，劉表的兒子劉琮率領軍隊不戰而降，並引曹操前來攻打劉備。麵對強敵，許多部將都勸劉備率軍退避，但他力排眾議，堅持與荊州百姓一同撤退，並親自斷後。由於行動緩慢，終於被曹軍追上，經過長阪坡的一場激戰，才冒死突圍而出。然劉備愛民如子的佳話傳遍大江南北，為他爾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終於成就一番霸業。
唐太宗李世民曆經隋末農民起義的戰爭，親眼看見起義軍用鐵拳砸爛了隋王朝的腐朽統治，這讓他意識到民眾的力量，而有“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體會，並指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脛以自啖，腹飽而身斃”。所以，李世民稱帝後，十分注重人民的休養生息，堅持國以民為本，故輕徭薄賦，使飽受戰亂之苦的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民富終於國強，唐太宗時期出現了“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
法國波旁王朝在17世紀末曾經十分強大，但由於輕視人民，采取“朕即國家”的獨裁統治，造成國力日漸衰落。1774年，路易十六繼承王位，統治更加腐朽。為了顯示武力，他對鄰國發動戰爭，使國家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同時，還橫征暴斂，榨取人民的錢財來維持宮廷的奢侈生活。1789年，路易十六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被迫召開“三級會議”。會議上，他無視群眾要求改革的強烈願望，拒絕對內外政策作任何變動，隻想增收新稅和籌集款項供自己享樂。這種不顧人民死活的統治原則終於激怒了群眾，“三級會議”演變成人民起義，路易十六也被人民送上了斷頭台。
吳起所提出的教化說，認為統治者應加強教化老百姓，該思想極具現實意義。《管子·權修》說：“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就現代社會的商業活動而言，為提高職員、科技人員、經營者的素質，公司根據經營規劃推行在職訓練是增進其發展的重要謀略之一。公司競爭力的強弱，既取決於公司中的部分人才，又取決於公司的全體員工，因此公司必須落實工作團隊及科技、經營管理人才的培養，以體現“全員培訓、終身育人”的思想，提高公司的整體素質。
日本鬆下彩色顯像管有限公司就十分強調人的作用，總經理提醒各級管理者：“事業的成敗在於人，一個公司在製造產品之前必須先製造人才。”他要求所有高級職員必須將一半精力放在“做人”的工作上：一是培養員工的敬業精神，即實事求是、創新發展、友好合作、光明正大、團結一致、奮發向上、禮貌謙讓、自覺守紀和服務奉獻等十大精神。二是促進與員工的感情融洽，並透過製度加以實施。每逢員工生日、結婚、生子，總經理都會親臨現場贈禮致賀。同時公司也很重視對員工的行為規範教育，頒布了39條《員工行為準則》，而公司嚴格執行製度，以此作為評定員工業績和升遷、獎勵的要項；三是重視員工的在職教育，定期舉行各項的在職訓練，並安排技術人員進修。該公司的這些措施，果然激發了員工的敬業精神，使產量大幅提升，產品合格率達9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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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這種方式，海爾有效地把每個員工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鼓勵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不斷創新。不論是科技人員、生產人員還是市場拓展人員，都是企業創新的元素，做到“人人都經營，事事都創新”。
1984年海爾隻有一個型號的冰箱產品，目前已擁有包括白色家電、黑色家電、米色家電在內的86大門類1．3萬個規格品種的產品群。海爾開展了CFC替代技術、節能技術、靜音化技術、數字化技術、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技術、高分子材料為主的多方麵超前研究，形成了較強的技術儲備能力，在高效、變頻、節能、環保技術方麵處於國際領先水平，技術儲備能力比1993年提高十幾倍。創新也使得海爾迅速拓展了產品市場，目前，海爾冰箱、洗衣機分別位居全球品牌市場占有率第二、第三位。
海爾用人的宗旨是，給所有的人一個平等參賽的機會，“你有多大才幹，企業就為你提供多大的舞台”。
海爾的所有員工都實行競聘上崗，包括海爾高層管理人員在內。某崗位缺員，由人力資源開發中心公布招聘條件、工作目標和招聘程序，申請人可根據自己的能力、條件選擇崗位。同一職位的申請人之間展開公平競爭，依據申請人以往的日常考核、工作業績等指標進行綜合評估，在比較的基礎上優勝劣汰。
平等競爭的結果，促使優秀人才向專業技術崗位流動，而不適應專業技術崗位的人員則被淘汰出局。這一機製保證了專業技術人才隊伍的整體素質，並為優秀人才施展才華提供了機會，實現了人盡其才。競爭落聘但有培養前途的人才，進入海爾後備人才庫，納入日常考核範圍。
這樣一套公正合理的競爭體製，使得海爾最優秀的員工成為企業的核心和棟梁。
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曾經說過：“海爾是海。”作為國際化企業，海爾不僅致力於培育國際化人才，更以海一般的胸懷吸納國內外優秀人才，注重整合全球人力資源為海爾所用。
三順乎天理，合乎人情
【原文】
吳子曰：“夫道（1）者，所以反本複始（2）。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3）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4），撫之以仁（5）。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注釋】
（1）道：一般指規律、法則、真理。《老子》用以指宇宙萬物的本源。
（2）反本複始：複歸本始、本性，即道家所謂複歸於自然。孟子則認為人性本善，恢複人的善良本性就是道。
（3）要：綱要、信條，這裏指政治上的主要課題。
（4）禮：禮節、禮貌。指當時的社會規範和道德標準。
（5）仁：仁愛。
【譯文】
吳起說：“‘道’是用來恢複人們自然本性的；‘義’是用來建立功業的。‘謀’是用來避害就利的；‘要’是用來鞏固和保護成果的。如果行為不符於‘道’，舉動不合乎‘義’，即使掌握大權，身居要職，禍患也必將臨頭。所以聖人用‘道’來安定天下，用‘義’來治理國家，用‘禮’來動員民眾，用‘仁’來撫慰百姓。這四項美德，發揚它國家就興旺，廢棄它國家就衰敗。所以商湯討伐夏桀而夏民喜悅，周武王討伐商紂而殷人不怪罪。這是由於他們的行動順乎天理、合乎人情，所以才有這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