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曆史學家戴逸先生，在他主編的《戊戌百日誌》前言中，這樣寫道：“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關心民族命運的中國人，不管他的國家變化有多大，他都永遠不會忘記一百年前發生在首都北京的那場驚心動魄而又短命的百日維新；不僅不會忘記，他還會因了時光的流逝，因了中國向富強目標的起步，而更加懷念一百年前的那一百零三天，更加看重那一百零三天的重大曆史價值。”
誠然如此。一百多年前的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場意義深遠的社會維新運動，是在由封建專製社會向資產階級民主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重大的曆史事件。這次運動的核心內容，是改變封建專製，實行君主立憲。這顯然是對封建專製製度的革命。“科學的追求真理精神和民主的以公治天下”（《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戊戌維新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2頁），是戊戌維新誌士們的共同追求目標。以此而言，戊戌變法無疑是一次順應曆史發展的具有政治變革與文化啟蒙意義的進步的社會運動。
重新審視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變法，可以發現，當時的思想政治界，主要存在三大派係，一是以慈禧太後、大學士徐桐等人為首的封建頑固派；一是以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為首的洋務派；一是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複等人為首的維新派。慈禧對於變法的態度，並不是完全反對，出於維護大清帝國以及滿族的命運考慮，對於富國強兵的變法措施，她是同意的。但當變法措施危及到她的利益與權威的時候，她便毫不猶豫地拿起扼殺的屠刀。頑固派如徐桐，堅持主張以封建的“忠信為甲胄，禮儀為幹櫓”，封建綱常均不能絲毫改變。洋務派主張變“器”而不變“道”，學習西方的“器藝”，而不改變封建專製製度。疆吏李鴻章、張之洞輩均屬此類。張之洞在當時被譽為是“天下之望”的人物，由於他是甲午戰爭的主戰派，他在“湖北新政”中又做出了可觀的成績，所以對於此人的評價議論紛紜。尤其他的《勸學篇》，是非黑白，議不相同。有人說《勸學篇》及其“中體西用”的理論是“拯亂之良藥”（葉昌熾語），維新派則斥之為“不特無益於時，然且大累於世”（何啟語）。張之洞《勸學篇》的出爐，雖然是在政變前夕，與避嫌保身有關，但也確是他政治思想與學術觀念的真實體現。他在《勸學篇》“正權第六”中說：“今日憤世嫉俗之士……倡為民權之議，以求合群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亂之言哉！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他說實行民權是“召亂”，這種對民主和民權的否定與敵視的態度，證明他是與維新派的變法思想根本對立的。《勸學篇》所以能得到最高封建統治者的讚賞，是理所當然的。戊戌政變之後，有朝臣進言慈禧，說張之洞支持過康、梁，應予懲問。慈禧說：他寫過《勸學篇》，可以免了。由此可見，《勸學篇》的思想實質與所起的作用究竟是什麼。《勸學篇》刊出不久，當時寓居香港的進步學者何啟、胡禮垣，專門寫了《勸學篇書後》一書，逐篇加以駁辯，對張之洞反對民主、敵視民權的思想給予了尖銳的批判。
在對戊戌變法的研究中，強調所謂“改良主義”的消極的一麵，而忽視其社會變革的積極意義，是有失片麵的。中國是一個五千年封建帝製的國家，封建禮法、封建觀念根深蒂固，欲從根本上改變其製度，其難度可想而知。以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改朝換代者屢矣，而變換體製者未之有也。所以五千年的中國封建曆史，隻有朝代更迭，而沒有根本的體製革命。戊戌變法的誌士們，企圖采取自上而下的變革，實是不得已之舉。變法初期，康、梁曾與孫中山的革命派人士有過接觸，對於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做法，康有為曾表示讚同。變法後期，當變法麵臨被扼殺的危急時刻，康有為謀劃“圍園殺後”，企圖借用袁世凱的力量，以革命行動發動軍事政變，謀劃不遂，慘遭流血。如此事實可以說明，戊戌變法，實際上是從意識形態到革命實踐的一次社會變革運動。康有為的“變法”與孫中山的“革命”，目的都是變革封建專製政體為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可謂殊途同歸。所不同者，辛亥革命除了民主革命之外，尚有種族革命的色彩，“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便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的政治綱領。而戊戌變法，則是在清帝國的基礎上，試圖實行君主立憲，走日本與西方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