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記載：公元1951年4月15日，保定人民政府召開公審大會，判決土匪肖桂英等七個匪首。
這一天是農曆三月初十。草長鶯飛的季節啊！
橘紅的太陽剛剛從東山爬上來的時候，保定看守所的大鐵門緩緩地打開了。門前的草地上，幾隻歡快覓食的麻雀驚得“撲啦啦”飛起來，停到了樹上，似乎還感覺不安穩，再“撲啦啦”飛起來，落在更高的枝頭上，惶惑地望著看守所洞開的大門。
先是一隊持槍的解放軍戰士跑步出來，分列兩隊，站在了道路兩旁，持槍警戒。幾十支明晃晃的刺刀，在陽光下閃著迫人的寒光。之後，大門內緩緩開出了四輛美式卡車，第一輛車是開道車，車上是一隊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第二輛車上，就是大名鼎鼎的女匪首肖桂英，被幾個戰士押解著；第三輛車上，押解著六個赫赫有名的匪首；第四輛車是押送車，車上也是一隊荷槍實彈的戰士。被押解出來的六個男人與一個女人表情各異，或沮喪、或恐懼、或驚慌、或麻木，肖桂英則是一臉憤怒的顏色。
這七名即將被處決的匪首，並沒有像後來傳說的那樣，戴著手銬拖著腳鐐，或者被五花大綁，或者背上插著亡魂牌。都沒有。他們的雙手隻是被一根細麻繩兒捆綁在背後。這種對死囚簡單的捆綁，顯示著勝利者的自信。有知道內情的人說，這種“新鮮的綁法兒”，前所未聞。是保定市長羅書範主張並決定的。
（這一年，羅書範三十多歲，長得白白淨淨，總穿著一身灰土布縫製的中山裝，上衣兜別一隻鋼筆。很斯文。他參加革命之前，是清華大學物理係的高材生。他曾去英國留過學，他喜歡西方的法律，他反對遊街示眾這種不尊重人格的鬥爭形式，他說過：“罪犯也是人嘛！”這種觀點，現在講來，或有爭議，但不會感覺到刺激。而在當時，是很不政治、很不合潮流的。如果再用舊時代的話講，這種人物，若做個“吏”，抄抄公文，等因奉此，還能將就馬虎。做“官”嘛，殺伐決斷，肯定不行！所以，羅書範隻在保定當了一年多的市長，就被調離了。其中一個嚴重錯誤，即是對反革命分子心慈手軟。當時省裏的一位領導憤怒地批評說：“羅書範，他是怎麼搞的嘛？槍斃幾個土匪都舍不得五花大綁，連個亡魂牌牌都舍不得插？這樣的人，幹脆去廟裏當唐僧！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幹部！”羅書範由此調到了當時的重工業部，去從事他的物理研究了。後來成立地質部，又調到地質部科技司。1957年，反右派期間，他的一些言論被群眾揭發，遭到了強烈的批判。若不是他的一位老領導援手保護，他肯定就被劃成右派了。老領導說：“羅書範嘛，我了解他，就是個搞技術的，讀書都讀糊塗了。書生空議論，就是糊塗蟲。他能是什麼右派嘛！”之後，他被調到了南方某一個化工企業，在副廠長位置上工作了三年，竟鬱鬱而終。）汽車轟轟隆隆地響著，駛出了看守所，揚起一路塵土，威風凜凜地向保定南關駛去了。沿途的道路兩側，擁滿了市民，還有城外的農民。都是一大早就趕來，等著看熱鬧的。他們或說說笑笑，或指指點點，興趣盎然地看著囚車上即將被槍決的一個女人與六個男人。
“真是肖桂英呀……”
“那不是劉連雨麼……”
“張得法這個王八蛋哎……”
“是李鳳鳴嗎？哎，真是他……”
“就是秦得水哎……”
“我看見了，真是劉大頭哎……”
“看啊，看啊，那是趙改亂，你們看他嚇得都快尿了……”
這七個人都是在保定橫行多年的匪首，都是大名鼎鼎家喻戶曉的角色。今天是槍決他們的日子，一路上自然是觀者如堵。刑場設在保定南關的河坡上。那裏一直是保定處決死囚的地方。清代直隸總督衙門規定，無論死囚的身份是官吏或是平頭百姓，除去欽點的要犯需要押解進京外，一律在這裏行刑處斬。於是，這裏一度成為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標誌性景觀。坡下的大清河水日夜流著，穿城而過。當地的居民傳說，每逢陰雨天氣，河水裏總掀起一種怪異的聲響，泛著一片片蕪雜的白沬，彌漫著一股股腥臊的臭味兒。那或是鬼魂們仍有不甘的喧囂？這七個橫行多年殺人越貨的匪首，今天也要在這裏結束生命了。或許，他們除了對死亡的恐懼，還感覺到非常的不公道。他們已經向政府投降了啊，政府憑什麼還要槍決他們？公義呢？公道呢？政府憑什麼說話不作數呢？票兒是代表政府與他們談判的啊！當時票兒代表政府答應他們的條件之一，就是要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啊！如何就不算數了呢？如此說，他們是被票兒騙下山來的了。票兒呢？是啊，票兒呢？他們一路上恨恨地四下張望。可哪裏還有票兒的蹤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