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reference_book_ids":[6955295522072562718,7277505634927381544]}]},"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每到深夜，時間的腳步聲就分外清晰，滴答滴答地隨著時鍾的輪轉而前進，逝者如斯啊，時間究竟是什麼?
我總是在時間的流逝中伏案寫作，全副心神走入四百多年前的史事中；卻也常們心自問，我心中所孕育的寫作計劃到底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呢?
屈原的《天問》問的是自然界的問題，他的《離騷》所悲歎的是個人的際遇，我借用了他的詞語，而所問所歎的內容卻完全不同。
公元一六四四年，在中國同時是“明崇偵十七年”、“清順治元年”和李自成所建立的“順永昌元年”，到了八月裏又增加了張獻忠建立的“西大順元年”，一年之間出現了四個國家的四個年號；但在三月十八日之前，這一年是“三國鼎立”的，我以這一天為分界點，分別撰寫《小說明末》和《小說南明》，詮釋明、清之際的一興一亡。
明朝末年的衰敗、困弊，乃至於走向滅亡，就如羅馬帝國的衰亡一樣，是由整體性的因素所造成的，無論是政治、社會、經濟、軍事……也無論是帝王、黎庶都包含在內；清朝的興起亦然，李自成、張獻忠的成敗過程亦然，而從事這樣一個整體性的研究和詮釋，是我所樂意接受的挑戰。
懷抱著一個崇高而遙遠的夢想，我曾在二十一歲那年出版第一本書的時候寫著：
“寫作是一重信仰，一個理想，一種使命!”
忽焉十幾年的時間過去了，我選擇了“曆史詮釋”作為寫作的方向，從為紀念亡父寫作《努爾哈赤》而研讀明清史，進而與我的精神、生活整個的融合在一起，我更加確認這一份屬於我的使命感是生命中永恒的存在!
杜維運先生說得好，曆史的兩個境界是淑世與致用，他所傳承的中國史學的經世思想更令我服膺；身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夜，麵對著時代的驚濤駭浪、風詭雲變，“鑒往知來”的使命該是一份深心悲願!
采用小說體詮釋曆史，與其用“文體”、“類型”的詞語來界說，毋寧說，這是我私心中所潛藏的另外一個崇高的理想——中國傳統的文學觀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文史哲”合一，我期勉自己朝這個方向努力。
而以現代小說的寫作技巧來論釋古代的曆史，也是我所試圖尋繹的一個新的領域。我設計的小說結構是多線並行，互相交錯——無以名之，或許便稱為“錯亂體”、“懸絲傀儡體”吧!
同時，我也試圖使曆史的詮釋得到一個更廣闊的空間，那便是除了史實之外，還讓作者和讀者都能夠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
我嚐試著采用心理學、精神病學等等“現代人的學問”來探討曆史人物的內心世界、精神領域，和考據上的求實結合在一起，或印證史實、或揣摩、或想像、或分析歸納……經由這些渠道，我探討著崇偵皇帝精神上的病態、李自成的心理轉折過程，袁崇煥狂飆英雄式的“知其不可而為”的生命情懷，李岩的矛盾與痛苦；甚至，我融入了自己的心聲，專注而誠肅地模擬著孫承宗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