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一直都沒有正確的答案。經濟資本在我國顯示真正實力的年代並不晚。春秋五霸時期，齊國的管子（管仲）就把它當做一種戰勝對手的有效手段運用的得心應手。
後來，範蠡幫著越王勾踐成功複國後，看出了勾踐是能共苦卻不能同甘之人，隱姓埋名開始經商，很快就富可敵國，並三次散盡家財。
可經濟戰這麼有力的戰爭手段為什麼卻沒有傳承下來呢？為什麼從奴隸社會時期一直到封建社會末期，我國都沒有走完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呢？為什麼在曆朝曆代商人的地位會如此低下呢？我國古代一直都是把社會階層劃為四個等級：仕，農，工，商。為什麼最有實力與仕紳階層平分秋色的商人會被踩在最底層呢？
那麼，為什麼在我國的曆史長河中一直沒有出現過資本主義萌芽，或者是大的資本家呢？
在我國有著幾千年的“君權神授”，王權高於一切的傳統文化底蘊。皇帝是這塊大地的主宰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皇帝是這塊大地的主宰者。整個皇族的鳳子龍孫與王朝共生共存的勳貴集團以及官僚士大夫階層不過就是依附於皇權而生，追隨皇權而沒的伴生物。這幾個階層因為依附於皇權，因而自然就可以得到很多實實在在的利益與特權。因而擁有著巨大的財產與土地數量，及特權。他們是最有實力發展資本主義萌芽或是形成資本家的雛形。
但王權不容褻瀆與挑釁，他們的榮耀與地位來源於皇權的授權，自然不敢觸龍之逆鱗。從古至今都說：“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我卻說：“隻有在挑戰皇權，妄圖造反時，這一條法律才會得到徹底的落實，而且絕不姑息。”其它的小小不然，那就有了可供操作的餘地了。
我國從始皇登基以來，一直就在完善著對權力的把控細則。之後的漢唐時期的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對外貿易，宋朝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一條鞭法變法之後，萬曆新政時期都曾出現過短暫的資本主義萌芽，但最後卻都是無疾而終，也許可能是因為懼怕一旦出現對經濟資本的管控失控，就會傾覆王朝吧；也許是習慣了依靠稅收政策就能搞定一切的孤家寡人們，並沒有去想象過守護好自己金融資本的邊境。
明朝崇禎皇帝時期，因為經過長時間的土地兼並，皇族成員更是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壯大，人口數量已經突破百萬，各行省的地方財政即使是全部拿出來用來養活不事生產的皇族成員，都無能為力，發生了朱元璋的後代有餓死的人員。再加上官僚鄉紳階層的盤剝，民不堪其害，揭竿而起，發生大規模的反叛，再加上後金努爾哈赤政權的建立，南下爭奪地盤。
大明朝的江山岌岌可危，風雨飄搖，有人曾提出讓崇禎皇帝放開工商業，以增加財政收入，增發債券，這樣就可以渡過難關。崇禎皇帝都沒有同意，要知道即使是在明朝末年，明朝的軍隊都是很能打的，至今還流傳著明軍不滿餉，滿餉不可敵的說法。為什麼崇禎皇帝寧願選擇自己吊死煤山？也不能選擇去嚐試著去走一條發展，改革，求生存的路呢？
再後來少數民族人建立的政權——滿清，更是提出了片帆不得下海，下海即殺頭的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