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興起和覆沒不但是20世紀世界史最重大的曆史事件之一，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應該反複研究的大事。它留給人類不能忘記的教訓之一，是應該摒棄反市場經濟和反人性的計劃經濟。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逐步引入市場經濟機製，是中國能夠從國民經濟崩潰邊緣的困境中走出來的決定性因素。15年的入世談判，不但是不同國家各自維護自己利益的博弈，更是迫使中國完善市場經濟體製的過程。批準中國參加WTO，不過是“與國際接軌”——按照國際規範改造社會運行機製的開端。
這個改造包括四大變革：
A.經濟運行機製特別是金融體製的變革。中國的市場經濟遠未健全，須要進一步擺脫過時觀念和舊體製的殘餘束縛，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金融體製更麵臨非變不可的生死劫。
B.司法體製變革。保障市場經濟正常運作不可或缺的條件是法治。參加WTO要求獨立、公正的司法體製的建立和健全。否則，不但經濟發展會遇到難以突破的瓶頸，還會出現以腐敗和官商勾結為特征的最壞的市場經濟，後果不堪設想。
C.信息流通體係的變革。大眾傳媒不能不麵向大眾，麵向市場。無窮的莫名其妙的“保密”，不能不趨於透明。
D.政府功能和運作方式的變革。“法治政府”，不管還要經過多麼艱難、曲折的曆程，已經是曆史的必然指向。
這些改造十分艱難，但在條約義務特別是國家和地區之間激烈競爭的壓力下，中國和中國境內各地區都成了沒有退路的過河卒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人才無國界，也無省界和其他地域界線，製度環境的好壞成了這些因素進入還是退出的決定性因素。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應該說是WTO體製給中國的大壓力，也是大貢獻。
推動維護社會穩定的方式轉變
這個選擇對中國社會穩定關係重大。
國內生產總值的提升和外貿大發展增加了就業人數，固然是對穩定的大貢獻，更大的貢獻是推動維護社會穩定方式的轉變。這個轉變表現在兩個方麵：
一是從自由競爭中求穩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說得好：“自由不僅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如亞當·斯密所說，交換和交易的自由，其自身就是人們有理由珍視的基本自由的一部分。
一般性地反對市場，就像一般性地反對人們交談一樣荒唐”。可是，19世紀的官辦企業，20世紀下半葉幾十年間離開市場建工廠，時至今日不計成本的政績工程遍地開花，都是資源壟斷和經濟自由在中國仍未得到徹底保障的表現。這是今日中國問題叢生的重要根源。不過，自由競爭帶來的生機和壟斷的惡果對比如此鮮明，許多人已經從中得到教益。
資源壟斷、剝奪公民經濟自由造成國困民窮，中國是曆時最久、損失最大的國家。鴉片戰爭後60年間，日本明治維新成功，而大清帝國的洋務自強運動以失敗告終，最重要的原因在公民有沒有辦企業的自由。20世紀的中國，仍然吃盡官府壟斷經濟資源、官員熱衷指揮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而公民的經濟自由嚴重受損乃至被剝奪之苦。
參加WTO以後，自由不自由的快樂和痛苦如此鮮明，執迷不悟的人應該越來越少了。
最新的例子是：中國公民沒有辦電的自由，利益集團壟斷，結果是全國範圍電力供應緊張！
參加WTO之初，中國人最為擔心的是：農業、汽車、銀行等薄弱行業會不會被外國企業衝垮，從而威脅社會穩定？
三年過去，農業和汽車行業在發展，也沒有其他什麼行業因為參加WTO而衰落。
以農業來說，苛捐雜稅多、土地產權不明確和市場化程度不高，這是製約中國農業發展的三大關卡。這些問題的實質主要是農民的經濟自由權利沒有得到充分保障。參加WTO以後，隨著三方麵的情況都有所改善，生機就開始顯露。
汽車和銀行的問題都在壟斷和政府不恰當的幹預，即經濟自由在這裏受阻。
一些民營企業為一張生產汽車的許可證而耗費了不知多少精力和歲月！不是中國人造不出汽車，而是權力在握的官員和已經先機在握、利益攸關的企業害怕競爭，硬要把胎兒扼殺在搖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