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典籍看傳統思維方法的缺失
各主要文明體係軸心時代的典籍，對本民族、本國的思想、文化的發展，影響都十分深遠。中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曲折，也與傳統思維方法的缺失息息相關。
公元一世紀由皇帝裁決、班固執筆的《白虎通義》是當時的行為規範，是曆代律例的重要淵源。看看它是怎樣論證問題的吧。
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與舜比方巍巍，知禹、湯聖人。《春秋傳》曰：“湯以盛德故放桀。”
何以言文、武、周公皆聖人也？《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版，第336頁）
這樣的思維有幾個鮮明的特點：
1.以經書為根據。《論語》、《詩經》、《易經》一句話定是非，不管那句話是否可靠，是否符合當前的實際情況。
2.直觀、比附。假定舜是聖人，《論語》將禹與舜並列，禹也就是巍巍乎的聖人了！
3.邏輯跳躍。儒家所謂經典，往往是訓條的結集，沒有論據，沒有論證過程。以上的引文就體現這個特點。提出的問題是這些曆史人物，何以是聖人？你總得界定聖人要具備什麼條件，這些人的言行，完全合乎這些條件吧。《白虎通疏證》完全不講這些邏輯。
這樣的思維方法，不是班固他們的創造，而是直接承襲軸心時代儒家經典。
儒家在思維方法上留給後人的是三大遺產：
1.尊聖宗經。
“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聖。”（楊雄《法言·吾子卷第二》）孔子是聖人，帝王也是聖人，聽他們的話就行了。他們的語錄和整理過的文獻，就是經典，隻能信從，無限拔高其中的所謂微言大義，盲目擴大它的應用範圍。“半部《論語》治天下”，可以把法律條文放在一邊，而從所謂經典中找出片言隻語作為判案的根據。
更嚴重的是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後，中國知識階層知識麵嚴重受限，讀經，解經，“代聖人立言”成為全部活動的中心，創造力萎縮、言行不一成了生活的常態。
不要以為這些都是昨天的夢魘，不但從上一世紀50年代開始，領袖教導、“最高指示”是判定革命與反革命、罪與非罪、善與惡、是與非的標準，時至今日，權大於法的狀況也沒有改變。
細究其根源，與蘇格拉底教人懷疑不同，孔子以傳授信條為己任，並以文化標誌自居，在其學生吹捧和統治者利用下，無所不知的“聖人”就浮出水麵了。《白虎通》說：“聖人未歿時，寧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版，第335頁）接受吹捧，心知肚明！從古至今，毫無二致。
2.不講邏輯。
看看孟子怎樣征討墨子和楊子吧：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為我就是無君，兼愛就是無父！這個大前提，已經令人瞠目結舌，後麵的推論和結論，更令人不寒而栗。
兩千多年來，從漢代的王充到明代的李贄，直至戊戌維新中的康有為，都被認定為“非聖無法”，哪一個不是這樣劃定的？
早在17世紀，利瑪竇就認定：“他們（指中國人）沒有邏輯規則的概念”，即使在道德哲學領域所達到的，也僅是“一係列混亂的格言和推論”。（《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版，第31頁）事實俱在，要想推翻，難於哉！
3.扼殺異端。
養成這樣的思維習慣，隨之而來的是把創新視為“異端邪說”而殘酷摧毀。
帶頭的是孔老夫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為政》）為了掩蓋這個有損聖人光輝的汙點，孔門弟子煞費苦心。可是，從殺少正卯，到康有為的著作被毀版，哪一個異端在儒學統治下得到寬容？魯定公在夾穀和諸侯會麵，加插歌舞，孔子竟以“營惑諸侯”的罪名，立刻下令斬殺演員，又有什麼寬容？
不幸，這些奇特的思維方法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習以為常。讓20世紀中國人吃盡苦頭的正是這類引經據典以聖人之是非為是非，唯“最高指示”是從的荒唐之極的思維方式。現代科學固然無從產生，思想文化更新受阻，政治上的殘酷鬥爭更是驚心動魄。
有人以儒釋道總體上和平相處來證明儒門的寬容。他們不願說明，這是以釋門弟子和道教徒認同三綱五常，不與儒門爭高下為前提的。
有人以西方的宗教裁判更黑暗、更恐怖，為中國傳統的不足辯解。他們忘記了，西方中世紀確實有慘無人道的一麵，但他們那時的寺院有庇護權，保護著學術的一線生機；有法治和地方自治的傳統、貿易的自由，孕育著新世紀的曙光。更令中國人汗顏的是，他們的先驅們，從文藝複興以降，前赴後繼清算這些窒息生機的黑暗。而19世紀、20世紀的中國啟蒙先驅卻未完成早該完成的曆史任務。
2011年1月3日星期一
刊登於《文史參考》2011年1月（下）
（二）難於逾越的“天朝上國”思想堡壘
一輩子讀書，教書，寫書；在茲念茲的是中國曆史，主要是近代中國曆史。20世紀90年代開始，伴隨我在史學領域徜徉的小胡，特地將近日閑聊的記錄整理成文，認為可以公之於眾。說時隨意，錯漏難免，敬請看官多多教正。
胡：你老是挑剔封閉的天朝心態，盛唐時期，有那麼多海外各族聚居在長安、廣州等地，怎能說是封閉呢？
袁：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中，作為一個大國，不可能完全斷絕與外界來往，有些朝代甚至對外交往頻繁。這些交往最顯著的特點是以天朝上國和文明中心自居，來者是臣服朝貢的蠻夷。看到交流盛況的同時，不能忘記它的思想底色是“萬邦來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