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對乙村的農民不也如此嗎？倘若土地私有，他們也隻能賣乙村自己家的土地。甲鎮擴建市場之利，對無權出讓甲鎮土地的乙村農民來說，難道不也是子虛烏有嗎？此問有理。但是乙村農民不但可出讓本村土地，還可以去甲鎮經商、投資，所以他們還可以做以下權衡：究竟冒很大的風險在本地新建一個人氣不足的集市，還是到甲鎮分享擴建那裏的集聚之利？反正經濟史的結果很清楚，任何時代的集市都集聚在某些點位，從來沒有村村都設集市這回事。
畫地為牢的政府卻沒轍了。作為本地政府，其行政和經濟權力差不多都是屬地化的。對它們來講的最優解，也隻能是增加本地範圍內的供地，興建本地範圍內的設施和其他項目，才能收取本地範圍內的淨收益。在本地範圍內，如果建市場用地的淨收益大過種玉米，建市場就是了。至於在本村新建市場還是到鄰鎮擴大既有市場，究竟何者更優，那個問題就不歸本地政府考慮了。
本文涉及一個大話題，就是“地方政府競爭”。近年很流行的一種解釋，就是中國高速增長的“密碼”，是神奇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順便評論一句，“競爭促增長”的理念一般來說對，但阿爾欽早就講過，處處有競爭，而經濟學者的任務是調查實際競爭所受的製約條件，從而理解不同約束下的競爭，有不同的行為邏輯，也有不同的後果。畫地為牢下的土地資源利用，與統一土地市場下的自然狀態，有不小的分別。政府爭相供地，當然也是一種競爭，但從現象觀察和邏輯推演兩個層麵看，此種競爭並不能提升人口與經濟集聚進程中的資源配置效率。更優的辦法有沒有？有的，那就是讓土地與畫地為牢的行政權力脫鉤，回歸普通的、能夠對更大範圍的市場機會做出反應的財產權利。
“還權賦能”意義不凡
在市場取向的改革中，行政權力極度膨脹。這樣一種乍看起來的悖論性現象—我們不妨稱之為“轉型悖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本係列評論涉及的城市化中的土地問題，其實是轉型悖論的一個實例。解開個中之謎，也許對破譯轉型悖論有點幫助。
更富有挑戰意味的，是如何跳出轉型悖論。難點在於，增長常常成為膨脹的行政權力手中的人質—由於行政主導構成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組成部分，因此當改革觸及權力的時候，也可能連帶影響增長速度。老話說投鼠忌器：膨脹的權力為“鼠”，高速經濟增長為“器”，緊密地挨在一起，很難辦。
要解這個扣，機遇可遇而不可求。2007年春夏之際，京城“50人論壇”通知，將在成都舉辦一次研討會。論壇秘書長徐釗女士專門打來電話，說我過去參加活動太少，這次討論城鄉關係，應該去。她還說，陳錫文—80年代我工作過的研究機構的領導—也要去的。那就去吧。
那次研討的緣起，是國家批準成渝城鄉統籌綜合改革試驗區。記得會上是楊偉民宣讀國家的決定，然後就是成都方麵介紹情況和改革試驗的構想。發言人有兩位，一位是李春城，時任中共成都市委書記；還有一位是成都市市長葛紅林。印象中，這兩位地方領導的表達能力一流，把現實情況和未來展開的輪廓，都交代得很清楚。不過，像很多剛接觸這類信息的研究者一樣，我聽了以後並沒有解開心中的疑慮：讓農民更多分享城市化的收益，路徑究竟何在？即便存在那麼一條康莊大道，行政權力為什麼會放手巨大的既得利益？
好在當地給了實地觀察的機會。除了論壇組織的觀光之外，我還自己去了邛崍縣羊安鎮仁和社區。那是一個由4個老村子組成的新農村社區，但見規劃出來的新村中心，平地建起200餘棟農民新居，全部白牆青瓦，是典型的川西民居了。這類新農村，各地多多少少總有幾個。仁和有什麼新鮮的嗎？
交談之後，才知道籌資有新意。開始，仁和社區抓住的就是一個占補平衡的機會。當時政策規定，城鎮發展占用耕地，占一畝要找個地方新增一畝耕地補上。問題是，川西平原的農耕早就十分成熟，哪裏還有可墾的荒地？於是逼出一個“土地整治”，就是平整現有農地，把緩坡治平，重新合理安排地裏的路、渠、溝、坎，以此增加實際可耕地麵積。在財務上，這就是把城市化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拿出來投資農村土地整治，達成“占補平衡”。
我記下了當時的價：2005~2006年之際，通過整治每增加1畝實際可用耕地，驗收合格，市國土部門給8000元人民幣。給定當時人工和其他成本，此價很有吸引力，參加整治的要競標才能得到機會。對仁和本地來講，整治後增加的耕地政府也搬不走，依然歸農民所有，以後年年增加的農業收入也歸農民所有，無非就是整治出力，還掙一筆收入，何樂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