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權早就有。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百廢待興，鐵路先行。1950年6月政務院頒布的《鐵路留用土地辦法》，規定鐵路建設用地，可“由路局通過地方政府收買或征購之”。這裏的“征購”，也要付價，但帶有某種強製性質。“征購”完畢的時候，土地所有權轉移到鐵路局，也就是轉為國有。
城市建設也有類似需要。也是1950年，政務院通過《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規定“國家為了市政建設需要及其他需要征用私人所有的農業土地時，須給予適當代價，或以相等之國有土地調換之。對於耕作該項土地的農民亦應給予適當的安置，並對其在該項土地上的生產投資（如鑿井、植樹等）及其他損失，應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這裏的“征用”，也帶有國家強製的性質。
再過三年，經濟建設大規模展開，涉及的土地不僅僅限於鐵路和市政，於是1953年政務院通過《關於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辦法》。這是第一個征地的專項行政法規，其中明確發生征地，“應該盡量用國有、公有土地調劑”，實在無法調劑的，“應該發給補償費或者補助費”，並規定了補償或補助的標準。
到1958年，上述征地辦法做了修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對“征地必須給予補償”的原則打了折扣：其一，“對於征用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土地，如果社員大會或者社員代表大會認為對社員生活沒有影響，不需要補償，經縣級政府同意，也可以不發給補償費”；其二，“征用農業生產合作社使用的非社員的土地，如果土地所有人不從事農業生產，又不以土地收入維持生活，可以不發補助費，但必須經本人同意”。這是那年1月6日全國人大通過的。等“大躍進”風暴一來，這兩大折扣究竟如何實施，是不是為當年的“共產風”提供了法律根據，要請曆史學家們去刨根究底了。
這套《辦法》一直用到1982年。是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則通過了《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由國務院頒布實施。這部法例的總根據，是1982年《憲法》第10條的以下準則：“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據此，新《條例》規定了征地的適用範圍，申報、審批與執行程序，補償標準與安置辦法等，為新時期的征地行為提供了一個法律框架。
現在看，這套征地框架反映的是當時的觀念與現實，即農村和農民主要搞農業，而靠城鎮國有機構來發展工商服務各業。因此，1982年的《條例》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了“城鎮國有偏向”：第一，除了規定國家有權征用農村集體土地，再沒有給集體土地的其他轉讓方式留下合法空間，因為《條例》不但明令“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還規定“農村社隊不得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參與任何企業、事業的經營”。
第二，雖然給征地加上“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的限製條件，但含義模糊，更由於征地已構成土地轉用的唯一合法通道，所以也從根本上消除了“為商業利益”獲得土地的合法通道，導致所有土地開發，都要擠入“征地”框架才能進行。
第三，重申征地的強製性，“被征地社隊的幹部和群眾應當服從國家需要，不得妨礙和阻撓”；並強調“征用的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也就是土地必須永久“變性”，完成國有化。其中，國有機構與農村社隊聯合投資建設的項目，凡使用農村集體土地的，也“視同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甚至“城鎮集體所有製單位進行建設或同農村社隊聯合投資建設的項目”，使用農村集體土地的，也可以“比照本條例的規定”辦成國有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