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北人》初始是命題作文，不是我自覺依據巳有生活積累由感而作。
三年前，電視劇《宰相劉羅鍋》製片張國軍，通過導演田迪一起約我見麵，說鄭州第22中學有一位教師叫吳玲，倒在了崗位上，把自己畢生精力獻給了學生，溫家寶總理有個指示：“中學教師吳玲事跡感人，應該廣泛宣傳。”問我有沒有興趣搞電視劇。我看了資料後，覺得有兩點很有挖掘的價值。一是她的人生觀。她把“讓他人因自己的存在而幸福記記己因今天的努力了了無悔”作為人生信條。她把自己的生命與人生融入了社會，自覺地把自己作為社會的一員，為他人幸福而幸福，有了這種人品基礎，她做什麼都有了根。二是她對學生真誠的愛。她從教27年，主張教師不僅是園丁，而且是熱土，不但要把愛獻給花，也同樣要獻給草；在她眼裏，所謂“差生”，是優點未被發現的學生，她認為教師的責任不是培養幾個高分尖子，而要幫助每一個學生成為合格公民。鑒於這兩點，我接受了邀請。我們一起去了鄭州第22中學，開了教師座談會、學生座談會，到了她家庭，跟她丈夫作了深談，所見之人沒有一個不誇她好，回憶起她都流淚。考慮到真人真事，我決定隻以吳玲事跡為基礎素材，重新構思一部有藝術價值的電視劇，同時寫小說。
完成初稿後，再次去鄭州第22中學征求意見，區教育局和22中學的師生都給予了很好的評價，在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又作了調整，進一步打破真人真事的局限，篇名也由《燃燒的紅燭》改為《燦爛無華》，但因合作影視公司出故障，電視劇被擱置，我就先寫了小說。
今年初，卓越海外有限公司的張健文女士看中了這個題材，她拿了大綱和前三集劇本征求了十多個電視台的意見，都說這個題材很好，願意投資拍攝，於是又重新啟動。
兩年多的醞釀和修改，這一命題慢慢激發了我的創作欲望，人物已不再是那位吳玲老師，而漸漸成為我心中的小說人物。這一變化來自於方方麵麵的意見和本人對社會現實的感悟與思考。當今社會階層格局發生和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大夏農民湧入城市，在各城市的城廂接合部，形成一個新的社會--城市邊緣社會。這個邊緣社會中生存著一個特殊的群體--城市平長、農民土地工、民工混合而成的平民階層。這個新的邊緣社會和新的平民階層的凸現，讓政府和社會，包括人們的觀念都相差很大。因此，山它而產生的一係列社會問題嚴重影響若社會的和諧發展，亟待關注決。
許多有識之士已開始關注城市邊緣社會的特殊群落，國家意識、民族精神尚未泯火，社會責任尚存的人們，當目光聚焦到這個邊緣社會時，內心的無奈與悲涼如沉水之石，無從獲取片刻的安寧。
就社會的大多數而言，道德缺失是上前社會問題的症結。我們的大眾盡管不會去做傷天害理的惡事壞事，但麵對周圍需要幫助、也能夠幫助的人和事，卻很少有人伸出溫暖的雙手，更多數人隻報以麻木或冷漠。麵對一些不良風氣，除了慷慨激昂的牢騷和指責，很少想過自己該做什麼？自己又做了什麼？
道德的缺失導致黨風、民風滑落。現實牛活中，鑽營的小人常常春風得意，善良的君子卻每每四處碰噔，好人做不得已成相當一部分人的人生教訓。
和諧社會的構建，不僅需要行政力量主導，更謠要公民精神的自我完善。每個人都能心存善良，心存敬畏，心存感激，心存關愛，我們的世界才會真正充滿愛，我們的社會才能更加文明和諧。考慮小說和電視劇的文學性和藝術性，人物和結構都重新設計，完全撇開了原先那個原型，確定聚焦平民社會、平民生活和平民英雄，塑造一位當代真正善良的有社會責任感卻又光而不耀的老師形象。
小說得到了《芳草》雜誌主編劉醒龍和花山文藝出版社張國嵐副總編的喜愛，在他們的熱情關愛下很快將與讀者見麵。
就小說和電視劇而言，我還是愛寫小說，小說沒有那麼多功利性，了以完全按自己的意願放鬆地書寫。電視劇則不然，投資人酋先考慮的是市場和投資回報，這樣編劇創作就無法進人自由狀態，而且誰都以隨意改你的本子，你隻能無奈。電視劇是集體創作，最後的決定權在製片、導演、演員那裏，到那時候，編劇已經被遺忘了。
《城北人》小說與電視有很大的差別，文學性、藝術性與收視率始終是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各執己見，那就隻好各盡所能，聽憑自然了。再則小說與電視劇受眾不同，其內在規律和外在表現形式、要求和文化政策也有相當的差異。真正喜愛文學的人還是看小說，小說才能真正傳達作者的文學追求和藝術精神。
在小說出版之前，我在這裏感謝所有關心過這部作品的同仁、朋友，感謝閱讀這部作品的每一位讀者，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