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汪精衛等人叛逃後，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豔電”。
此事震驚中外，尤其對那些抗戰不堅定之人，觸動極大。
萬分緊急之下，1939年元旦，國民黨決定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一切職務。
同時，針對汪精衛的刺殺行動就此開始。
“十八羅漢”赴河內1939年1月的香港，車水馬龍。
戴笠和秘書毛萬裏全然沒心思欣賞這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匆匆穿過大街，向軍統香港區區長王新衡的寓所走去。
暗殺是國民黨軍統的強項，自軍統組建以來，類似行動幾乎沒有失過手。
但這次與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樣，因為這次是在國境以外組織行動，情況複雜，不能有絲毫的大意。
戴笠當然知道這次行動的危險，不敢造次。
他必須在香港建立一個調度指揮中心，晝夜堅守。
戴笠決定馬上開展行動，但香港的人手短缺，不足以承擔如此重大的任務。
戴笠一邊開展行動，一邊給重慶發電報：要求將陳恭澍迅速從天津調到香港增援。
陳恭澍接到電令後絲毫不敢怠慢，即刻乘船趕到了香港。
陳恭澍是軍統天津站站長，思維縝密，曾策劃過槍殺張敬堯、綁架吉鴻昌等方案，深為戴笠器重。
陳恭澍的到來，讓戴笠的焦慮減輕了不少。
戴笠立刻同陳恭澍、隨身警衛王魯翅等人乘飛機抵達河內。
河內是越南北部重鎮，從汪精衛叛逃抵達河內後，國民黨就開始密切關注他的動向。
戴笠一行不敢有絲毫懈怠，剛到河內便召開緊急會議，部署行動計劃。
行動人員除陳恭澍外，還有王魯翅、餘樂醒、岑家焯、魏春風、餘鑒聲、張逢義、唐英傑、鄭邦國、陳布雲等人，整個行動小組都是辦事利索的老牌特工，共18人，被稱為“十八羅漢”。
追蹤高朗街27號河內一月的天氣十分寒冷，但在戴笠親自督陣下，陳恭澍等人不敢有絲毫大意——頂著寒風，全體出動，四處尋找汪精衛的落腳處。
幾天後，一個偶然的機會竟發現了汪精衛的住處——高朗街27號。
高朗街位於河內市偏遠郊區，平時很少有人光顧。
在綠蔭叢中，若隱若現有一棟高級住宅，這裏便是汪精衛的住所。
但從外麵看並不顯眼。
住宅的視野非常開闊——從樓上看外麵，可以說一覽無遺，很難藏得住什麼東西。
在人行道和車道之間有一塊草坪，正好對著大門。
能夠選擇這裏藏身，可見汪精衛也花費了不少心思。
找到汪精衛的落腳點，便可以了解樓內的警衛情況和生活起居。
於是陳恭澍等人對這棟樓房實施了24小時全方位的監視。
經過觀察發現，這棟樓裏大概有二十多個人，除了汪精衛夫婦，還有曾仲鳴夫婦、秘書陳國琦和十幾名保鏢等。
汪精衛行動非常謹慎，當然也是防止受到越南特工的騷擾，所以不但自己足不出戶，就連手下也被禁止外出。
27號大門一直緊閉著。
陳恭澍等人在河內一邊觀察監視，做著準備，一邊等待製裁令的最終下達。
就在軍統磨刀霍霍的同時，汪精衛的心情也不太好。
1939年1月4日，日本近衛內閣辭職，繼任的首相平沼騏一郎對“和平運動”不感興趣。
汪精衛感覺自己似乎被拋棄了，就像一名小醜，觀眾都走完了，自己還在蹦來跳去。
他每天躲在房間裏，從不外出散步。
而這個時候，汪精衛與蔣介石的關係已經決裂，無法回頭了。
其實，蔣介石原來對汪精衛還抱有希望，為此還特意派原改組派成員穀正鼎赴河內，遊說汪精衛。
但汪精衛顯然對蔣介石已完全死心。
他知道自己走到這一步，已經不可能再回重慶了。
穀正鼎隻能悻悻地返回重慶複命。
穀正鼎一走，汪精衛明白針對自己的暗殺活動正式開始了。
3月19日，蔣介石終於下達了製裁令。
戴笠立即從重慶給河內的陳恭澍發去急電：“立即對汪精衛予以嚴厲製裁。”陳恭澍接電後，立刻投入到緊張的策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