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人調解失敗之後，北京政府不得不最終接受張作霖的要求，下令調孟恩遠為“惠威將軍”，免去他的吉林督軍職務。對於繼任者，北京政府稍稍作了一些調整，任命黑龍江省督軍鮑貴卿到吉林任職，而讓孫烈臣繼任黑龍江省督軍。
北京政府這樣做，主要考慮到鮑貴卿為人寬厚，且手中無兵，可以此安撫吉林諸將，減少阻力，同時也考慮到，無論是鮑貴卿，還是孫烈臣，都是張作霖的人，張作霖都不會反對。但是這仍遭到吉林方麵的強烈反對。孟恩遠本人態度強硬，拒絕服從命令自不必說，他部下的那些師長、旅長更是異常激憤。尤其是孟恩遠的女婿、此時已改任師長的高士儐和擔任旅長的高俊峰，決心拚死進行反抗。他們聯絡了吉林軍隊的其他將領公開發表“獨立宣言”，強烈要求北京政府收回成命，限二十四小時內答複，否則便進行武力對抗。他們同時將吉軍主力調到吉林、長春一線，準備作戰。
張作霖早就料到吉林方麵不會任他拿捏，最後的武力攤牌必不可免，他立即著手準備武力討伐。張作霖首先宣布成立吉林討伐軍，以新任黑龍江省督軍孫烈臣為總司令，然後將奉軍主力分為東、西、南、北四路，從不同的方向逐次向吉林推進。為了使軍事行動合法化，張作霖同時致電北京政府，請求發布對吉林的正式討伐令。張作霖還采取了慣用的分化瓦解政策，一方麵宣布吉林此次對抗中央的罪魁禍首是高士儐，包括孟恩遠在內的其他人都是受高士儐脅迫，將打擊麵縮小，同時暗中對吉林的部分將領進行收買，減少對立麵。
正當兩軍對峙，如箭在弦一觸即發的關鍵時刻，發生了“寬城子事件”，形勢突變，張作霖竟輕鬆地摘下了吉林這個熟桃子。
寬城子，即長春的舊名。所謂的“寬城子事件”，實際上是日本一手挑動起來的。當時，吉林方麵為了對抗奉軍，將大批軍隊調到長春附近，其中高俊峰率領的第三旅就駐紮在長春北郊二道溝火車站站內一片空地上。該部為禁止非本部人員進入駐地，在營帳周圍劃了一條警戒線。幾天後的一個下午，南滿鐵道日籍職員船津藤太郎，欲經過吉軍營地，吉軍哨兵以警戒線內不允外人進入為由，加以勸阻，船津不聽，與吉軍士兵發生爭吵乃至鬥毆。結果，船津的頭部被打傷。他不甘心，便跑到附近日軍鐵道守備隊報告，日軍守備隊大隊隊副住田中尉等人聽後，立即率領三十多個全副武裝的日軍，趕到吉林軍隊營地，要求吉軍將打人的士兵交出來。吉軍不允、雙方遂發生槍戰。槍戰時，日軍又陸續增至百名。戰鬥持續了一個多小時之後，日軍才退回駐地，吉軍也東退二十裏。此次交戰，日方死19人，傷17人，中國官兵死12人，傷14人。此即“寬城子事件”的大致經過。
事件發生後，盡管實際上的肇事者是日方，日方卻反咬一口，把責任完全推到中國方麵，並以此為借口，向中國方麵進行所謂的交涉，提出種種無理要求。日本一麵派人與吉軍高士儐交涉，除要求發給日本人“慰藉金”和賠償金外，還要求中日雙方議定《暫時維持治安辦法》，其中規定：吉軍除少數部隊外，一律退離長春附屬地三十裏以外，以後中國軍隊進入長春附屬地三十華裏以內時，須經駐長春日本領事館同意等條件；另一方麵又通過日本駐華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和抗議。
張作霖得知事件發生後，即嚴令奉軍官兵不準外出，不準介入。
從事件發生的過程來看，寬城子事件基本上是偶發事件，不像是日方為了支持張作霖而故意製造的。根據曆史資料，在吉林孟恩遠和張作霖因督軍問題發生衝突前後，日本方麵並無援張壓孟的表示或跡象。而且孟恩遠與日本人的關係也很不錯，在日本駐東北的軍政官員中，有很多人都表示支持孟恩遠。但突發的“寬城子事件”，卻在客觀上幫了張作霖的大忙。
麵對日本政府的警告，懦弱的北京政府立即發布命令，以高士儐擅自調集軍隊進駐長春，激起重大事故為由，免去他的師長職務，以孟恩遠督軍不力，致使軍紀渙散為由，責其迅速將督軍職務移交給鮑貴卿。在內外交迫之下，吉林軍隊不得不撤離長春附近。防線出現了缺口，奉軍有了可乘之機。
麵臨著始料不及的局麵，孟恩遠，尤其是高士儐仍企圖繼續頑抗，甚至揚言要和張作霖血戰到底，即使身敗名裂也在所不惜。但是，由於他們在政治上已輸了一著，師出無名，加上吉軍一些主要將領已為張作霖暗中收買，未戰已露敗相。最後，孟恩遠終於矮下身來向張作霖求和了。1919年7月28日，孟恩遠請其部下裴其勳作代表，打電話給張作霖，與之商談“和平”條件。張作霖一方麵故作高姿態，說免孟恩遠之職是中央的命令，他也不得不服從；另一方麵卻堅持要盂恩遠棄職離開吉林。他告訴孟恩遠，隻要服從中央命令，他一定保證孟的生命財產安全。孟恩遠深知，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已無可挽回，隻好答應張作霖的要求。1919年8月5日，孟恩遠將吉林省督軍印交給鮑貴卿，然後偕同高士儐、高俊峰兩兄弟淒然離去。張作霖不費一槍一彈完全控製了吉林省，實現了自己渴盼已久的“東北王”夢。
張作霖評定“人才”優劣，忠誠固然是第一標準，但也不是以善於逢迎為標準，而是以誰肯賣命，誰出力大，為衡量人的標準。
正是張作霖大力招攬“人才”，才使奉係軍閥迅速擴大，並增強了戰鬥力，善於理財的王水江又為張作霖聚財，打下了經濟基礎，奉軍才能三度入關，兩度控製北京政府，稱霸中國，成為東北王。
早在日俄戰爭後，東北就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特定的時代環境，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張作霖在奪取東三省的最高統治權後不得不和日本人打交道。
1916年10月日本寺內內閣上台之前，張作霖為尋求日本的支持，一再向日本人卑躬曲膝，但日本內部對是否扶植張作霖，尚未達成一致。相當多的日本人支持宗社黨和內蒙分裂者，搞滿蒙獨立，他們甚至把張作霖看成是日本擴張的障礙，要將張作霖置於死地。但也有一些日本人漸漸發現了張作霖對日本的潛在價值，提議把支持和利用張作霖作為日本進一步擴大其在東北侵略權益的途徑。這兩種矛盾的看法，一直持續到寺內內閣上台後才逐步得到統一。此後，日本基本上確定了在東北支持張作霖的方針。由於當時張作霖實際上尚未統一東北的軍、政大權，日本同時在利用其他地方實力派，如吉林的孟恩遠。在日本看來，隻要是對擴大日本的侵略權益有利的人，都應該拉祝反之，東北的一些實力派在反抗張作霖稱霸東北時，也都程度不同地企圖尋求日本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日本支持張作霖，當時還主要限製在東北這一範圍內。至於在全中國，日本主要是支持和援助控製北京中央政權的皖係軍閥。換言之，就日本的整個對華政策而言，其著重點是力求通過段祺瑞及皖係控製北京中央政府，擴大日本在全中國、也包括在東北的侵略權益。
張作霖深知日本在東北的勢力和影響，自己要稱霸東北，必須與日本人保持“友好”關係，因此，他總是千方百計地取悅日方。在1916年10月日本寺內內閣上台前，他的努力並不成功，日本政府並不重視他，有不少日本人甚至反對他，他也差一點因此而丟掉性命。如果從個人感情出發，在發生了暗殺自己的事件之後，張作霖應當憎恨日本人，反對日本人。但他懂得“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為了實現稱霸東北的“大業”，他對日本的做法忍氣吞聲。張作霖的忍辱終於有了成效。寺內內閣上台後，風向終於變了，變得對張作霖有利了。
此後，在張作霖謀取東三省霸權的過程中，日本果然予以協助。當黑龍江省實力派許蘭洲企圖借日本的力量與張作霖對抗時，日本未加理睬，聽任張作霖吞並了黑龍江剩 本是親日派的孟恩遠也求援於日本，派人會見日本駐吉林領事深澤和日本駐軍頭目齋藤，試圖以聘用日本顧問和中日在吉林合辦更多的實業為條件，換取日本的支持；又派人到北京會見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懇請日本站在吉林一邊。盡管確有一些日本人力主為孟恩遠撐腰，如日本駐吉林總領事森田寬藏，就曾於1919年給日本政府寫信說：“如果目前孟恩遠插足於張作霖和鮑貴卿之間的有利形勢遭到徹底破壞，張作霖就會露出他的真實麵目，那麼我們的滿洲政策將令人極為憂慮。因為張作霖所采取的立場，在每一方麵都有損於我們的利益。”“我個人認為，當像孟恩遠這樣的老夥伴即將被除掉（而他正信心十足地跟著我們），而張作霖即將實現他的野心的時候，我們卻袖手旁觀，我們將為此而後悔。”日本政府卻並未采納森田的意見，而以“不幹涉中國內政”為由，婉拒孟恩遠的請求。尤其是“寬城子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為了樹立日本在華權益不容絲毫受損的範例，采取了強硬態度，客觀上使孟恩遠等人陷入了絕望境地，張作霖則坐收漁人之利。
張作霖自從來到北京當上北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之後，雖說圓了一嘲總統夢”，但他卻沒過上一天安靜的日子。內外交困，早已把這位張大帥搞得焦頭爛額。如今麵對國民黨軍隊急風暴雨般的攻勢，張作霖又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逼和張學良、楊宇霆等人的苦苦相勸下，張作霖隻好痛下決心：撤兵出關以保存實力，等待時機妄圖東山再起。
5月30日，張作霖召集張作相、孫傳芳、楊宇霆、張學良等奉軍高級將領舉行會議，決定即日下總退卻令。6月1日下午，張作霖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駐京各國公使、北京紳商及各法團代表時，宣布他即將離開北京，特此話別。在“致詞”中，張作霖以極為悲痛的語氣，仍念念不忘向各國公使表白他“討赤”的反動立場和親“帝”感情。他說：“餘為中國計世界計，始終矢誌討赤，至保護外僑生命財產，即餘在滿洲時……亦未嚐一日忘懷，今後仍然請各位放心。”同時宣布自他離京後，政務交由國務院代行，北京秩序由王士珍組織維持會負責，並派鮑毓麟率一旅士兵協助維持北京治安。
6月2日，張作霖正式發表“出關通電”。在通電中，他雖承認連年戰亂給民眾帶來了災難，卻仍不忘把自己這個禍國殃民的軍閥，打扮成一個為國為民的“愛國”誌士，詭稱：“自軍興以來，商賈輟業，物力凋殘，百姓流離，餓殍載道，實已慘不忍言，若再不興兵，尤大背息爭本旨。且去歲添膺艱巨，本出救國之誠，今素誌未酬，又何忍窮兵黷武，爰整所部退出京師。其中央政務暫交國務院攝理，軍事歸各軍團長負責。此後，政治問題仍聽國民裁決。總之，共和國家主權在民，神器之尊，惟德能守，作霖戎馬半生，飽經事變，但冀於民有濟，無事不可犧牲。惟望中華國祚不自我而斬，共產惡化不自我而興，此則可告無罪於也。”
東北是日本人扼製俄國進攻中國，同時聯合蒙古進入中國關內的咽喉之地，張作霖一回來，日本人的利益將會受到致命的威脅。
當日本得知這一消息後，朝野一片驚慌。首相田中義一緊急授意關東軍稽查處采勸果斷決策”，並命令他們“如果戰亂波及到滿洲，為了維持治安，有必要采取適當的措施。”
日本軍部決定秘密幹掉張作霖，掃清侵略中國的第一道屏障。
一時間，承擔“刺張秘密任務”的日本關東軍緊急行動，企圖在張作霖由北京返回東北的路上實施其罪惡。
這一罪惡計劃的關鍵是弄清張作霖返回東北的行動路線、時間進程、沿途停靠客站等，然後選中秘密地點實施爆炸。
從哪裏弄到這些重要情報？誰去搞這些重要情報？
日本人選中了川島芳子。
一則因為川島芳子曾經作為張學良偏房的候選人，與張少帥畢竟有那麼一絲緣份；再則由於川島芳子是肅親王第十四公主，與帥府的接觸不易引起懷疑。
主意已定，日本關東軍特務便派川島浪速的弟子關東軍少佐堀田正勝返回日本，勸說川島浪速，讓其促成此事。
再說川島浪速，雖然兩次“滿蒙獨立運動”皆告失敗，但賊心不死，作為一個頑固的軍國主義者，他斷不會放過任何一次為天皇立功效忠的機會。他答應川島芳子擔此重任，唯一的交換條件是：撥一筆數額較大的款子給肅親王在旅順的遺屬用度。日本陸軍軍部願以此條件進行交換。
川島芳子本人經曆了一次失敗的婚姻，正感人生無聊，才華無處施展。所以，當川島浪速將此消息告訴她後，她便滿口承應，絕無推辭。
日本諜報部門針對川島芳子本人的條件以及實施這次“秘密任務”的具體要求，製定了詳細而周密的計劃。
首先要使川島芳子恢複肅親王公主舊貌，迷惑視聽，掩人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