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香港的前一晚，照例去7-11買早餐。櫃台後麵的大男孩，很心細地用普通話對我說:“買兩瓶是14塊，買一瓶8。9塊，還是買兩瓶劃算喲。”
我笑著謝他:“不了，明天就要離開了。”走出明亮亮的店門時，心裏很溫暖。
早晨的機場大巴繞了遠路，原本充裕的登機時間頓時變得十分緊張。扛著40L的背包，拖了行李箱，一路狂奔至機場大廳。行色匆匆的旅人，讓我擔心誤機的心，更是狠狠地緊抓了一把，後背出了一身又一身大汗。
找到中華航空公司的櫃台，前麵已經排了很長的隊。一位麵相柔和的先生徑直走過來，對我說:“能看看您的航班信息嗎?”他說的，是台式普通話，溫溫軟軟的。
趕緊把電子機票遞過去。
“您的飛機就要起飛了，請到這邊優先為您辦理。”
人還在香港，一進華航的受理區，心情就莫名地驟變。香港人，無論是服務人員，還是街頭的小販，臉上總像是做了蛋清麵膜似的，很緊繃，笑也笑得很嚴肅，而華航受理櫃台的後麵坐著的一排年輕台灣姑娘，個個臉上都帶著甜美的笑意，還未張口，這春風般的友善就已經從櫃台後吹了出來。
“您好，有什麼可以幫您?”不緊不慢的話語，讓我因晚到而緊張的心突然放鬆下來。
在候機廳，離登機還有一些時間，給台灣的朋友買了兩盒巧克力，費列羅的，台灣人管它叫金莎巧克力。透過玻璃，看見了華航的飛機，機尾上，開了朵粉色的蓮花，飽滿的花瓣，很美麗的那種。心，卻莫名地緊張起來。越到要登機時，就越不敢相信，真的要到台灣了。
大陸人，第一次去台灣的心情，對我而言，比任何一次遠行都更緊張，也更迫切。從香港到台灣，隻需飛行一個多小時，但為了這一個多小時，卻等了那麼久，久到對岸的一切都變成了傳說。在學校的時候，也有台灣來的同學，常聽他們說起那邊發生的新聞，網絡電視裏，那麵的娛樂節目，也早已爛熟於心。但心裏的台灣，總是和這些沒什麼關係，心裏的那個，還是楊德昌、侯孝賢電影裏演的那個:天空裏總有些霧氣，油綠的稻田，灰白的城市，清新的人，飄散著一絲淡淡的鄉愁。
臨行前，朋友贈我一本電紙書，免得我在路上無聊。小小的電子晶片裏，好朋友幫我儲了一堆讀物，其中一本，便是廖信忠的《我們台灣這些年》。我一麵看，一麵忍不住透過機艙看窗外，心中，偶爾又泛起在北京看過的話劇《寶島一村》，它所講的，也是過去這幾十年台灣發生的故事。我慢慢地想象，試圖在腦海裏勾勒出它的輪廓，然而越是想，越是讓它的輪廓模糊，直到淚水充滿了眼眶。
低頭，猛然發現機翼下的風景已從港島的摩天大廈變成了魚池與田野，台灣，已經緩緩登場了。台北的天空，剛下過小雨，跑道邊有些許積水，天空中彌漫著一層薄薄的詩意。飛機一落地，我的耳邊便傳來空姐清脆的笑聲。沒有意外，沒有文化上的衝擊，沒有任何特別的異樣;有的，隻是一種從未離開的熟悉，這種感受一直在心裏，如此溫暖，又如此自然。
“到了嗎?”電話那頭，是郭伯伯的聲音。
台北原本讓我有點無依無靠，唯一熟悉的女友宴慈，在我到達前已經回了高雄老家。又是母親托了同事毛伯伯，找到了他的朋友郭先生。我叫他郭伯伯。
郭伯伯，台灣人，卻把大部分職業經理人生涯留在了大陸。他任職的公司，亦是在上海和北京都有辦公室，他常年在上海，時不時也去北京出差。
第一次同他講電話，他正在北京出差:“中午有時間到我的辦公室裏見一麵吧。”
在世貿天階一座嶄新的寫字樓裏，我見到的他，和想象中的不大一樣:濃黑的頭發，戴一副黑邊眼鏡，燈芯絨西裝，棕櫚色的，看上去不到四十歲，完全不像已近六十的人。笑容，很謙和。似乎台灣人都很會笑，一擠眼，一張嘴，笑容就像發射式地彈出來，磁場很強大，叫對麵的人完全沒了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