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四益
要力石君是老相識、老朋友。起初，隻覺得他樸訥厚重，為人一如其名--要努力做事，堅定如石。後來，他去做出版工作，見麵就少了。幾年過去，他不僅策劃出版了不少廣受歡迎的好書，還有多種圖書出版策劃的專著問世，並被不少高校的編輯、出版專業選為教學參考書，譽之者稱為“要氏圖書策劃學”，足見其書見重於當世。
他的論述，比較集中於暢銷書的組織與策劃。“暢銷”這個詞兒，圖書出版界一直在用。但“暢銷書”,尤其是“暢銷書策劃”的概念，卻是上個世紀末期才從國外引進。“文革”前的17年，許多政治性書籍，因為借助政權的力量向國民普及，銷行始終暢達;各類教材也因教育規模的擴大年年要下氣力才能保障供應，其他書籍每年出書並不太多，總共不過一萬來種。除去各種閱讀有限的專業書籍，真正可稱暢銷的，主要是供大眾閱讀的文學類書籍。因為品種有限，稍有可觀，便成暢銷。如《紅旗譜》、《青春之歌》、《紅日》、《紅岩》、《創業史》等，都曾風靡一時，《紅旗譜》、《紅岩》、《青春之歌》等作品動輒銷量便是數百萬冊，大家也不以為怪。“文革”中對出版事業的摧殘，造成了“文革”後的書荒。那時，不但新出的小說如《李自成》、重印翻譯小說如《福爾摩斯探案集》暢銷一時，就連本來隻有少數研究人員才買的美學書籍也搶購一空，以致美學理論工作者大為興奮，歡呼“美學熱”已出現。可惜好景不長，隨著出版業的發展，每年出書品種早已超過10萬。賣方市場成了買方市場。
出版社愈來愈多，書籍品種成倍上翻，讀者的選擇愈來愈挑剔，引發了書界危機。出版社開始明白，迎合讀者的需求，或當是經營之道。沒有利潤的出版社無法生存。80年代初還在爭論的“做出版家，還是出版商”的命題已悄悄改成了“既做出版家，又做出版商”。再後來，更變成了“做一個不放棄社會責任感的出版商”。在這樣的形勢下，“暢銷書”的概念，“策劃”的概念，都逐漸引入書界。善於策劃者，遊刃有餘，不善策劃者每有江河日下之憾。
書籍市場也如其他市場，風起潮落，變幻莫測。10年前陝西師大出版社因出版《劉文彩真相》受到查處，10年後此書改名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卻又頗得好評。中央文獻出版社還出版了異曲同工的《半夜雞不叫》，都是想糾正一些捏造的曆史。有些書出版之時了無轟動，不料過了幾年竟變得炙手可熱。最近的例子就是德國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說《朗讀者》。此書2005年譯介到中國時，在德國已引起巨大反響，但中國書界卻滄海無波。及至幾年後改編為電影上映，此書頓時熱銷。書籍命運的難於掌握，令出版者感到惶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