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們不斷地嘮叨“現實主義回歸”、“現實主義複蘇”、“現實主義舒展”、“現實主義反思”，等等，但“現實主義”這一真正含義是否考慮過呢？恩格斯雖然給“現實主義”下了定義，但隻是傳達了恩格斯對於“現實主義”的理解，或者說是表達了他的“現實主義”觀念的重要構成部分，起碼是不能認為：因為有了恩格斯1888年的《致瑪·哈克奈斯》，“什麼是現實主義”的問題就實現了完美永恒的解釋——這顯然不合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當然，也曾經讀到過不少闡釋“現實主義”的論述，但說來說去，大都是邏輯演繹或抽象的“概念係統”。其實，如果把“現實主義”作為文學史的範疇來理解，問題就要具體清晰一些；但我們講“現實主義”，恰恰是作為一個自成體係的文學範疇而運用於各種文學場合的。這就極大地增加了這一概念的複雜性——以致使它失去嚴格的界定而飄搖於文學創作或文學理論批評的風雨之中。
實際上，無論是“學術”的還是實用的小說理論領域，“現實主義”這一概念的規範從來就沒有統一過：不是遊移無定就是模模糊糊、含糊不清，而且在它出現的時候就是如此。我們經常把司湯達的《紅與黑》、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傳》、果戈理的《欽差大臣》等著名作品稱為“現實主義小說”，但那時（即19世紀30年代）的文學界並沒有這樣的說法，直到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版（即19世紀50年代），才有人說這是“現實主義”在法國的勝利。可那時的法國還沒有把“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作出適當的區別：“現實主義，有時也叫做自然主義，主張藝術以模仿自然為目的”（夏萊伊《藝術與美》），而自然主義小說家左拉則說：“自然主義因巴爾紮克而勝利”，但恩格斯又說，巴爾紮克是“比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現實主義大師”。我最近讀到的一篇文章披露：盡管俄國的“現實主義”旗幟比較鮮明，但“現實主義”批評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並不運用“現實主義”這一術語來表達自己的文學主張，而且當時的作家也是如此。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失去了界定“現實主義”的信心。事實上，理論批評家與作家們都極力試圖闡釋清楚這一“主義”的含義，如高爾基說：“對於人和人的生活環境作真實的、不加粉飾的描寫，謂之現實主義。”又說：“現實主義到底是什麼呢？簡略地說，是客觀地描寫現實，這種描寫從紛亂的生活事件，人們的互相關係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義、最常複演的東西，組織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點和事實，並且以之創造成生活畫景和人物典型。”可當他具體地判斷或分析作家創作的時候，又覺得“很難完全正確地說出，他們到底是浪漫主義者，還是現實主義者”。（分別見《談談我怎樣學習寫作》、《俄國文學史》）後來產生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的概念，而20世紀60年代又有了“無邊現實主義”、70年代則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開放體係”——毫無疑問，由於“現代主義”的衝擊或引進，“現實主義”的界定就更加模糊不清了。
就中國本世紀以來的“現實主義”而言，給當代文學界以深刻印象的，也不是或主要不是理論，而是兩類產生於不同曆史時代的小說：一是以鬱達夫、巴金、茅盾、老舍、沈從文等為代表的批判黑暗社會的作品，二是以丁玲、周立波、趙樹理、柳青、趙準、杜鵬程等為代表的以抒寫革命曆程與謳歌革命精神為宗旨的、一般被稱為“革命現實主義”的作品，這樣就造成了“現實主義”印象的複雜性。但無論那一類小說給人們留下的印象中，“現實主義”最基本的特點就是寫實性①、批判性②、典型性格與典型環境以及那種雖然難以測定但可以在閱讀的體驗中獲得相應印證的“真實性”。然而在後一類小說的創作過程中，由於教條主義、公式主義及形形色色的極左思潮的幹擾，“現實主義”曾嚴重地被戲弄或誤解過，而這種不應該產生的戲弄或誤解往往在真正的現實主義理解中沉積為一種排斥現實主義的“下意識”，以致使現實主義的品格與精神的張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製。這是一種“怪圈”，即由於倡導目的扭曲或非文學化，欲得“現實主義”而終於不得“現實主義”。所以說，80年代以來的中國小說創作，自覺不自覺地潛藏著一種抵觸情緒，一種對這一“主義”的失望傾向。現實主義於創作心態方麵的被冷落，自然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之所以“合理”，因為我們的“現實主義”確實辜負了自己的神聖使命。但“現實主義”以其強大的生命力所造就的文學承襲性，又不能不成為80年代的小說作家繼續操持的方式——即使是暗暗地懷著反抗“現實主義”的念頭，其反抗也絕不可能徹底！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全部小說曆史，完全可以證實這一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