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了這麼多，大家也該對如何做一名流氓心裏有數了。最後，王老板用一句比較玩味的話來作為結語：在一個政治流氓化的社會，就必須將流氓政治化。這句話很多人不明白，但是有個叫北島的詩人明白了，於是寫了一首詩，他說：在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隻想做一個流氓。
當公知成為一種笑料
現如今，公知這個稱謂在國內基本上已經淪為地溝油的層次，盡管媒體還在樂此不疲地評選影響中國的公知50人或者100人，但群眾們顯然已經有點不吃這一套了。他們在網上興高采烈地嘲弄各類公知，每當看到他們出醜之後，更是嘰嘰喳喳地發出種種快活的聲音。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從大的方麵來說，是進入21世紀以來，整個國家徹底向GDP投降了，文化和知識被讓位給了權力和資本。從官方到民間，大家都在悶頭發財：土地讓各級政府賺得盆滿缽溢，白領們攀比著年終獎的額度，中產階級被房貸和下一代搞得精疲力盡，大學教授們則滿腦門算計著職稱和升遷。80年代的理想主義灰飛煙滅，60年代的反智主義卷土重來。在這種情況下，對物質的渴望壓倒一切，當然也壓倒了那種泛泛的坐而論道的文化氛圍。
從小的方麵來說，利益的驅使讓公知這個群體也在加速分化。他們中有的參與權力尋租，將知識迅速變現，成為資本的中介和代理，公眾形象江河日下。比如一些經濟學家，用萬能的市場邏輯解釋“中國特色”，完成對原始積累的理論美化，把廣大人民排除在分贓體係之外。
還有的公知從書齋跳到了互聯網的舞台，當他們發現低效的讀者來信變成了快速的轉發評論，自己的聲音可以在微博之類的新媒介得以加倍放大，便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表演欲望和導師衝動。要麼充當良心代言，一個勁地向群眾拋媚眼，迎合某種底層民粹的趣味；要麼充當反體製先鋒，為了達到效果抹黑造謠，極盡醜陋之能事；要麼幹脆抱成一團，運營各種圈子文化，全然背離了薩義德曾經對他們的期許：“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孤寂和聯盟之間。”
更有的公知缺乏起碼的判斷和分析能力，隻會向觀眾秀一下自己的立場和態度，而這種立場甚至還是搖擺不定的，就像約翰？勒卡雷筆下的間諜利瑪斯，騎在柏林牆上，在兩種世界的中間猶豫不決，不知道該跳向哪一邊。而投機的念頭一旦萌芽，他們的呼籲也就不再具備任何令人信服的道德感召。
就這樣，整個國家的價值走向和公知群體的良莠不齊導致了公知這個概念被淪為一種笑料，但這恰恰是一種更為危險的信號。在一個由權力主導的社會，多數公共知識分子並不屬於被體製所吸納的範圍。幾年前，《光明日報》發文表示要警惕“公共知識分子”思潮，由此可見一斑。對於統治階級而言，公知的地位不像師爺，更像通房丫頭。
在當下的中國，熱氣騰騰的消費欲望衝淡了大眾對社會的責任感，犬儒化成為一種普遍傾向。最終，想要引導或者喚醒整個社會群體對國家命運的集體思索，還是要由知識階層來發起。我們不能忘記那些被帶上口罩發言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的存在就是一種砝碼，意味著博弈過程中的一方力量，尤其是在一個權力近乎壟斷的國家。
然而，當公知被烙上羞慚的印記，當沒人願意承擔公知的身份，當“你才是公知你們全家都是公知”之類的氣急敗壞成為一種現象，社會將更快地倒向全麵的虛無主義。人們將恥於介入公共話題，將無法大膽表達觀點，將不願進行嚴肅對話，就如同九十年代市場大潮來臨前對崇高的解構一樣。而離開了那些更為重要的爭鳴和討論，對金錢的追逐會一步步摧毀了我們全部的精神生活。
作為個體意義上的公知當然是可以被批判的，甚至是可以被嘲弄的被惡搞的，但對於符號意義上的公知，我們應該保留一絲尊重。隻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或許才能重塑那些早已被稀釋得千瘡百孔的主題：我們的人文、思想、科學，我們對美的熱愛和對自由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