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雪瑤，出生在上海一個書香門第家庭，父母都是大學老師。我有一個大我五歲的哥哥，他當時已經應征入伍當兵了。”
1969年某日，一封加急電報送到我手中，我顫抖著，不敢置信地看著電報。“你父母作為資產階級代言人，已經被打成右派，被送往東北某地監管。”
這是怎麼啦，我爸媽隻是埋頭教書的一個教書匠啊，和資產階級搭不上啊。
我找學校領導查詢父母所在，但沒有結果。想找哥哥也聯係不上。
緊接著，就是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我隨著一大批同學來到中部某省的農村。
隨即我們這批人被分配到各個生產小隊。當時，各公社都接到通知，一般在生產大隊建一棟知青屋，供給下鄉知青集體居住的。條件好的，小隊也可以安排居住點。
短暫的安頓一天後，我們就要正式上工了。
一大早，時間剛到七點，村口樹上掛著的一截破鐵軌被小隊長敲響。隊友們陸陸續續朝田裏走去。
這是我們第一天上工，大家勁頭很足。在那剛剛被牛犁過的田裏，我們要把犁翻過來土塊用鋤頭斬碎，然後做成田壟。這些事情看似沒有技術含量，實際上體力消耗還是很大的。我們這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城裏人，平常哪裏做過這些苦力活。一天下來，個個都累得像狗一樣。
我們滿懷著縮小工農差別，縮小城鄉差別的信念而來。如今看到農村如此場景，更覺得此項工作是任重而道遠啊。
田裏幹活累倒是小事，主要是晚上睡覺那才是受罪呢。
宿舍裏的床是用泥土壘起來的。上麵厚厚地鋪了一層稻草，然後再鋪上我們帶來的被子。
床上散發一股稻草和泥土的氣味，我們這些城裏來的人都聞不了。那些稻草有怪味就不說了，那睡在床上還發出響聲。就這樣個個都被折磨的痛苦不堪。
最起碼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適應後，大家也才習慣了。
時間轉眼過去一年，知青點裏有人當兵去了，有人上調去城裏上班去了，還有被推薦上大學去了。但每一種都要由大隊書記推薦才行。
大家了解了一下，得知這些能走的人，不是送禮，就是送錢、送酒。還有像我這樣的女知青隻能上大隊書記的床了。
於是大家心思都活絡起來了。紛紛回家求援。
我家目前情況是父母和哥哥都聯係不上，求援是不可能的了。
那隻有一條路，那就是上大隊書記的床了。那個大隊書記已經五十多了，長得倒還算不錯，身材高大。一張國字臉倒也不顯猥瑣。主要的是他好色如命。每次看到我的時候都是色眯眯的。
那時招生是春季，招生工作一般在春節之前。沒辦法，我隻好送貨上門了。
大隊書記見到我主動找上門，他激動的不得了，立即承諾若能滿足他，上大學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我心裏充滿痛苦和無奈，隻能咬著牙、閉著眼跟她上床。不過，雖然被他侵害，但大學的入學通知書還是如願拿到了。那是省內一所師範大學。
春節，我回滬海家裏。父母當時走的肯定很匆忙。家裏已經東西亂放，塵土多厚了，就像土匪進了屋。
我收拾了半天，總算整理了一小塊，夠我住的了。
家裏沒人，父母還是聯係不上。不過哥哥倒是聯係上了，他說轉業手續已經辦好了。估計不久就會分配到滬海工作。
我在大隊的委屈自然不敢跟哥哥說了。哥哥要知道，肯定要去和那個書記拚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