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不開的曆史疑雲
如果說《詩經》是一位荊釵布裙、不掩國色的鄉野少女，那麼《古詩十九首》就是一位不施脂粉、清麗明媚的沒落貴族婦人。
漢末如同一幅放得舊了的霜綃，有著令人憂傷的暗黃色調，那是一個動蕩不安、烽煙乍起、政治昏聵的末世，抑或說就是亂世。按照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東漢初期，指的是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到漢質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東漢後期，指的是漢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到漢獻帝興平二年（公元195年），之後，雖然還是漢獻帝時期，但是，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間的文學，被劃入了魏晉文學的範疇。
《古詩十九首》產生於東漢末年，非一人一時之作。
但是《文心雕龍·明詩篇》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這句話是說十九首裏的《冉冉孤生竹》乃傅毅之作，他是東漢明帝、章帝時候的人。而徐陵編的《玉台新詠》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詩，其中有八首在《古詩十九首》之內。無怪劉勰說是“兩漢之作”，因為枚乘就是西漢景帝時的人。
可是，劉勰和徐陵雖然同為南北朝時期的人，劉勰寫的《文心雕龍》在前，徐陵的《玉台新詠》在後，劉勰都說“或稱枚叔”，他也是揣測的，後來的徐陵怎麼反而確認就是枚叔呢？可見，不太靠譜。
還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昭明文選》比較謹慎，他從傳世的無名氏的《古詩》中選取十九篇編入《昭明文選》，稱為《古詩十九首》。給《昭明文選》作注解的李善說得也比較謹慎。他說：“並雲古詩，蓋不知作者，或雲枚乘，疑不能明也。詩雲，‘驅車上東門’，又雲‘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也就是說李善也認為說那些詩是枚乘所作並不明確，是有疑問的。
而鍾嶸的《詩品》又提出了另外一種看法，說“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也即，鍾嶸認為，《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可能是建安時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尤其是，鍾嶸說“陳思為建安之傑……五言之冠冕”，後人便疑曹植為十九首的主要作者。《涉江采芙蓉》便是“思甄之作”，與此類似的《庭中有奇樹》也是，進而十九首中的女性題材，都疑似與曹植有關。奇怪的是，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對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詩都有所評論，卻從來沒有提到過他們之中有哪一個人寫過如此清麗的十九首詩。
於是，十九首便有了許多可能的作者，枚乘、傅毅、曹植和王粲。每一個可能的作者又都是疑雲重重。曆史就是這樣，雲煙渺茫，任你猜疑，它卻拈花微笑，不露一絲玄機。
或許是讀詩的我們太過執著，一定要揪出文字背後的隱秘，可是，揪不出也有揪不出的好——詩是一扇通向心靈世界的門，引領我們去看門內的風景。至於開門的那個人是誰，又何必非要知道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