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龍文是浙江義烏人，與胡宗南當小學教員相仿，他畢業於廣東高師，曆任杭州省立一中教員，後任浙江警官學校校長。抗戰初期，任浙江省自衛團第一支隊司令，在浙西抗擊日寇，很打了幾個勝仗。他是鬱達夫摯友，後調西北工作，為胡宗南所賞識。
他和胡宗南的淵源很深。1928年6月17日，在杭州西湖大佛寺，走廊上麵，藤椅上坐著三個青年，正熱心地討論著中國革命問題。那覺得很有興趣的青年，豁地站起來，朝一個比較年輕的發問。旁邊一個長臉而雙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卻笑著要吃飯。
原來那眉目疏朗的就是胡宗南，長臉的是戴雨農，年輕的就是趙龍文。胡宗南喜歡山水，喜歡談問題，更喜歡找水木清華之地，找二三朋友談問題。那時他從前方請假回來小憩，寓大佛寺，就約戴笠、趙龍文共作長夜之談。
趙龍文說，胡氏的性格，有類於禪宗的高僧。智慧極高，苦行彌篤。為度人苦厄，不惜從刀山劍樹中救人。但若不是靈犀相通，則決不作無謂的周旋。他實在稱得上性情中人，對於戰士、那種愛護珍惜，都是至情至性的流露。
胡宗南對參謀幕僚求賢若渴，趙龍文談道：
胡宗南升任了第一師師長（前身是北伐時代的第一軍），請宿將林蔚文將軍物色一位參謀長，林將軍推薦了當時號稱儒將的於憑遠，憑遠先生性情恬淡，好讀書，能詩，胡宗南一聽，就很喜歡，親自到憑遠家中去勸駕。那時部隊在龍潭，師長穿了棉軍衣，去接參謀長上任，出和平門，安排了一架鐵路上的搖車。霜華滿地，朔風凜冽。師長請參謀長坐在當中，他和一位衛士坐在兩旁。這時從軍政部出來的於將軍，穿了黃呢製服，黃呢披風。師長和衛士卻一般穿著灰布棉軍服。搖車前道風很大，師長和衛士輪流搖著。前麵發現火車來了，師長和衛士連忙抬搖車下鐵軌。參謀長想參加搖和抬，師長都不答應。這一幅圖畫，恐在曆史上也罕見的。我想宗南先生此時的心境，一定有渭水訪賢，為太公禦的誠意在。
1940年趙龍文初到西北，胡宗南同他談華北局勢。胡宗南說：“天下事無論何事何物，未有無中心而能形成者，亦未有中心不定而能成功者。”
胡宗南的話頭都比較空洞，若說是大而無當或顯過分，但是都頗顯架空，則不冤他。在他駐軍的營地，即翠華山的高峻懸崖上，寫著巨大的標語：“生於憂患，長於戰鬥。成於艱苦，終於道義！”
他喜歡在生活小事上生發出大義凜然的感覺。
他堅持睡硬床板，洗冷水浴，浮雲富貴，敝屣公卿，雅愛梅花，嚐謂梅花雅潔絕俗，無與倫比……
他的做派倒是足夠，疏朗剛毅的麵龐，軍大衣一披，站在西北呼嘯的寒風中，好似雕塑般孤獨的戰神，陝西藍田地方耆宿贈他的對聯：大將威如山鎮重，先生道與日光明。他是何等的受用。
然而，這些和美軍參謀所看到的，和蔣緯國所看到的，即實際情形和口號的裝扮，完全是兩回事。
胡宗南以前是抽煙的，抗戰後果斷戒除了，他論述戒煙的意義：“要做遠大高尚的事業，一定要先從最切近，最平易，最細微的事情做起。”這也過於玄乎了吧！
倒是趙龍文本人，所思所想，貼切於一個高級幕僚的本色。他用比喻來說明問題：關於把握中心，創造力量的主張，譬如把白糖溶化在一杯水裏，俟到達飽和點後，隻要再放米粒大一點的冰糖下去，所有已經溶化了的糖，就會以冰糖為中心，逐漸集中起來，黏在冰糖四周，成為一個大大的糖球。這種自然界的現象，說明了同性質的事物，一有了中心，便易於凝固。
趙龍文說：三十六年，穀先生辭去了糧食部長。我也離開了糧食部。這年底，中央派我去西安綏靖公署當秘書長。從這時，到三十八年5月西安撤退，一年半當中，經過了一連串的戰役，統帥部的燈火通宵，各方麵的賓客雲集。有一天劉大軍兄很擔憂地向我提起先生的健康問題。他說，“像這樣連日連夜底工作，就是鐵打的身子也是受不了的！前幾天燉隻雞送上去，今天先生要菜賬看，看了以後卻批著，雞貴不可吃也！”後來我從容談及此事，請先生以國家為重，善自珍攝，他卻哈哈笑了起來，說，“宗南自有攝生之道，何必吃雞？豈不聞飯疏食，飲白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乎？”（趙龍文《懷胡宗南先生》）
1949年6月，趙龍文在漢中偶然吐了一口血，胡宗南要他到成都治療，並怪他吐血不是時候。因為蘭州被圍，隴南空虛。於是趙龍文說：兵貴神速，豈可為了一點小毛病，貽誤時機。一切都丟了，留了這條身子有何用？現在時間緊急，稍事準備，立刻出發，隻當廢物利用。請先生勿以賤體為念！此後借得一部《杜詩鏡銓》，陪他千山萬水而入武都。等到奉命由武都經白水江撤退時，已經是大軍轉向成都平原、四麵被圍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