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幕僚應有使命感，才能產生優秀的作業，如果隻是較為狹隘地理解任務執行，就不免出現疏忽。緯國說，上級交下的任務，到了自己單位之後，要變成本單位的使命，然後根據使命，再交給所轄的各單位，使命就又變成任務。這是一個非常科學的觀念，不可以破壞，一旦破壞，軍中就無紀律可言了。
高級幕僚對於戰略層麵的任務，卻沒有思想上的反應，樣樣事情都等著逐級授權，就會陷入可怕的被動。想出一個點子之後，須再以邏輯思維，來判斷點子的好壞。緯國從參謀角度考慮，認為：“權不是要等到授後才有，而是要跟著責任一起來，並且要變成一個製度。責任製度包含了隨責任一起來的權利，職責必須進入遊戲規則，凡是負何種責任的人，就有該種權利。責任製度是促進行政效率的重要觀念，但是一般的長官都是愛權利不愛責任，這是人性的弱點，影響事情進行甚大。”
關於無形戰力與有形戰力的辯證關係，緯國說，無形戰力有三種成分，一是學術，二是意誌，三是紀律。他覺得民主和專製的差別就在於長官有沒有理智，某人的思維理哲如果是科學的，這個長官就是好長官，沒有什麼危險性，就算是錯了也一定有其不得已之處。有形戰力則為偵搜力、打擊力、機動力、後支力、指通力。有與無，兩者結合到最佳點才能放出異彩。
對於專業幕僚，應強調其逆序式的思維與順序式的執行，而這些都需要以學術為基礎，有了學術之後，先了解狀況，再以學術分析狀況，其決心才是客觀的，才是有基礎的、不會動搖的，否則就會把自己的私心放進去，這種計劃一定是最笨的。
蔣介石在與緯國談話時，常常對於黃埔係的人“忠勇有餘，而智能不足”耿耿於懷，所以蔣介石不斷地舉辦訓練班，派遣素質良好的幹部出國留學，尤其是到德、日兩國，因為這兩個國家對於軍事幹部的培植非常嚴格，而且這兩個國家的民風就是踏實。當年日本邀請德國軍事顧問到日本訓練軍隊，德國考慮再三，預備派遣有名的大將到日本，最後有一位邁克爾少校向參謀本部建議：“什麼人都不必去，也不必帶一本書，隻要我一個人去就可以了。”參謀本部問他有何能耐，他說出一套理論來：“我們人派得愈精愈多，人家隻學得點點滴滴，我一個人去，向他們說明軍事學的道理何在即可，道理弄懂了，就一通百通。其他的是要日本人自己建立軍隊，而不是德國人去幫日本人建立軍隊。”
正確的格式應該是先作遠程計劃，這是目標研究，須先認清目標，所以先要有一個目標分析；中程計劃是為了要達到目標而設計的預算計劃；近程計劃則是切近現實應變。但是沒有戰略頭腦的人將計劃程序改為先作近程計劃，再作中程計劃，最後作遠程計劃，有所謂的三年計劃、五年計劃或是八年計劃，完全不合乎思維理哲（參見《蔣緯國口述回憶》第十一章《軍製學》）。
對此，緯國舉出德軍名將的戰略觀。古德裏安元帥有一句口號，隆美爾也非常讚同，這個口號是“要把綠燈開到戰場的盡頭”。其做法是把最後的目標告訴部下，中間需要暫緩時，再開個黃燈，要部下停止時，才開紅燈。緯國感慨，中國的將官或高級幕僚，學養、眼光欠缺，無法作一個全程的策劃，也不願意把全程的計劃告訴部下，部下走了一步之後，才告以下一步，所以一路都是紅燈，等到長官研究之後，才接到下一個命令，但是長官又不能以最快的速度作決定，所以研判狀況之後的整體性決心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