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徐樹錚也不是楊度那樣一味揣摩攀附袁世凱心理以圖幸進的人，譬如帝製擾攘期間，他竟堅決反對。段祺瑞對袁世凱稱帝的態度，事到臨頭稱病回避，也多半出於徐樹錚的策劃。
他主導的另一大事，即是一手慫恿張勳複辟，然後轉手又助段祺瑞討伐張勳，從而獲得“三造共和”的美名。其間的狠辣的手腳與精密的招式，不是張勳那樣的莽夫所能解會其萬一的。
馮國璋對其甚為戒懼，曾密告袁世凱，要他防備段祺瑞的智囊徐樹錚。但袁世凱為了平衡弄權，又將此事出賣給段祺瑞，所以馮、段之間也是勢同水火。
1924年秋天，徐樹錚因政爭難以立足而出國，次年年底甫回國，即在廊坊被刺身死。這是陸建章之子陸承武和馮玉祥策劃，叫鹿鍾麟和張之江執行的。一代北洋怪傑，就這樣死在虎狼兵的亂槍之下。他那霹靂般的手段、狐狸般的嗅覺，卻因疏忽大意而歸結為零。
他死了，南通狀元張謇曾挽之以聯雲：語讖無端，聽大江東去歌殘，忽然感流不盡英雄血；邊才正亟，歎蒲海西顧事大，從何處更得此龍虎人。
康有為更稱道說“其雄略足以橫一世，其霸氣足以隘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識通於新舊……”，恭維推崇備至，捧場達於極點。
他的遇害，除了私仇積澱的原因在內，變幻多端的情形徐樹錚自己似也未料及。當時馮玉祥已經禁錮曹錕，瓦解直係。馮氏又將其所屬部隊改編為國民軍，而自任西北邊防督辦，和奉軍的分界就在廊坊，當時他即將和張作霖發生軍事衝突。雖然各路軍閥名義上還想擁戴段祺瑞，但段氏已經息影津門，無兵無權。馮氏又操縱著北京的治安大權，所以段祺瑞落得個左右為難。另外徐樹錚出使海外，對馮玉祥與俄國人的密切交際極為反感，那些人甘言蜜語想在他身上動腦筋，他曾予以斷然拒絕。這就涉及意識形態，當然更種下喪身的惡因。
薛觀瀾先生記述徐樹錚與段祺瑞密室談話，充滿火藥味，徐樹錚鄭重警告段氏說，他在莫斯科時節，“備悉馮煥章與某某勾結情事，此獠不去，則吾國軍隊，遲早要受他默化潛移，彼若得行其誌，則中國全部赤化，洪水一至，不可收拾矣！我們與馮勢不兩立，乃必然之事，南方孫馨遠（孫傳芳）與北方楊鄰葛（楊宇霆）必為我們後盾，而南通張季直亦因煥章親共，義憤填膺，請公以非常人，做非常之事，明令討赤，以安人心，今日之事我為政，煥章現如強弩之末，其勢不能穿魯縞”。（薛觀瀾《我印象中的徐樹錚》）當時是1925年的深冬，在北京吉兆胡同執政府段祺瑞的辦公室內，談話者僅段、徐、薛（觀瀾）三人。
恰恰是一種絕望的表現，是“急瘋了的兔子咬不著人”的真實寫照。
對幕僚而言，欺詐、詐術、心機，固然可能愈用愈巧，但陷阱或失算，往往也就在運用自如的得意忘形的疏忽之中。
袁世凱可說是死在籌安會之手，段祺瑞敗在安福係諸人之前。民初人親見之。
象有齒以焚其身，有才無德者，更百般吸附梟雄當做靠山，以求一逞。如徐樹錚者，他的遭際像韓信，而他的智略則較張良有所不如。所以，他也就“象有齒以焚其身了”。
第一謀臣勉為其難
袁世凱在小站練兵，重用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三人而以徐世昌為幕僚長。王、馮、段號稱北洋三傑，都是文人底子，並非老粗，三人都在武備學堂畢業，名列前茅。徐世昌，早年是袁世凱的盟兄弟，獲授翰林院編修。袁世凱小站練兵時，他是袁氏的主要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