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漢民、廖仲愷、汪兆銘、蔣介石……之屬，當中山先生去世後，他們誰也不服誰，各有所長，智慧無法像孫先生般予以超越，德量更無法像孫先生那樣涵容服人。幾個便打殺開來，而蔣介石以權謀手腕領先，其餘便各各分化。至汪投敵，意氣成分很多，唐德剛先生《書緣與人緣》對汪兆銘有一大處把握的總評：“汪精衛這個大漢奸，他在中國曆史上的罪惡是道德大於政治的。其實他的偽政權並未做太多的壞事，他抗拒日寇在中國大陸征兵前往南洋作戰，且不無可記者。汪氏之劣跡，是他破壞了民族道德——他不該以國民黨副總裁之尊，於抗戰最艱苦階段，謬聽老婆之言，反身投敵……他們一旦投敵，乃把我們這個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當時拋頭顱灑熱血的愛國誌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適；而人類渣滓的漢奸，則個個手舞足蹈，理直氣壯起來。汪氏在曆史上的罪惡，莫有大於此者。”（廣西師大版《書緣與人緣》，118頁）
作為幕僚助手胡漢民等人固為一代精英，但他們畢竟在孫先生身邊工作，較之孫先生的超常睿智，他們的事功就大為遜色。孫先生的謀略，是從大處著眼，以總的關節來帶動諸般細節，而不是在個人意氣上運用工夫，斯於大局無補。
因為營救汪精衛一事，孫先生就批評了胡漢民等人。
那時汪精衛因刺殺案被捕。同誌悲哽，於是胡漢民、陳璧君、黎仲實等派人進北京，或以金錢疏通，或謀劫獄，想將汪精衛從牢獄中予以搭救。
孫先生就在檳榔嶼秘密會議前，批評了他們。先生說：“餘對於革命職責，斷不容憂傷憔悴以死……我意再起革命軍，即所以救精衛也。夫謀殺太上皇可以免死，在中國曆史亦無前例，況於滿洲？其置精衛於不殺，蓋已為革命黨之氣所懾也。”（《孫中山集外集》，149頁）
事實上正如孫先生的判斷，一年後清廷不支，不僅釋放汪精衛，還要賠禮道歉呢。而胡漢民等人欲以傳統方式營救汪精衛，小處著眼，費力費事，反而於事無補。
至於廖仲愷和胡漢民兩人之間，中山先生對之如何呢？他對他們是辯證地運用。雖然對廖特別推重，但他在前方督師的時候，後方留守的要職，委胡而不委廖。他北上的時候，代帥的交椅，授胡而不授廖。不知者以為廖不如胡，其實先生自己自有定奪。他說：“我如果把大權交給胡，廖可以服從；如果把大權交給了廖，則胡一定不服，廣州從此多事矣。因這兩句話，就可以使我們知道廖、胡之為人了。但中山死了以後，廣州的大權，落入鮑羅廷手中，既不屬於胡，亦不屬於廖，不過在事實上，廖比較尚握有重權，胡則僅一空洞之外交部長及中央黨部之工人部長而已。他既非外交人才，更不善於做工人運動，這不過鮑羅廷和他開開玩笑而已。廖則以黨代表及財政部長之尊嚴，儼然為廣州新政府之中心矣。本來在官位上是廖不如胡，至此反胡不如廖矣。胡漢民非肯屈居人下者，此中山在日，早已洞若觀火，中山既死，漢民失勢，豈肯罷休？故廣州從此多事矣。中山遠見，誠可佩也！”（楊新華《廖仲愷與胡漢民》，《現代史料》第二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4年版）
戴季陶：報人生涯也是幕僚作業的一種
戴季陶主編《民權報》期間，因公開反對袁世凱而短暫入獄，報紙被迫改為《民權素》。
入獄更知專製之苦。
他的筆名天仇，因該報而大肆傳播。故當返川之際，他受到英雄般的歡迎，這和雷鐵厓到北京時一樣。民眾對輿論英雄的崇仰一直可下推到索爾仁尼琴回蘇聯之際，因文字的力量受到民眾的歡迎是一樣的。
戴季陶少壯幕僚激烈心曲，一直保持到終生。《民權報》初期以反袁為職誌，兼以抨擊唐紹儀、熊希齡、章太炎等。戴季陶被捕後，他的妻子鈕有恒安慰他：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我為君賀！
這些爭民權、爭言論自由的先驅，是何等的胸懷與襟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