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馮至寫出了27首十四行詩，1942年結集為《十四行集》出版。馮至的這些十四行詩，深受他所心儀的德語詩人歌德、裏爾克影響。德語詩歌在這裏成了馮至新詩創作的重要憑藉，而這樣的創作經驗，也自然會不知不覺地使得馮至對那些影響了他的德語詩歌有更精細深切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馮至的這些詩歌又直接地和有力地影響了當時西南聯大的一些熱衷於新詩創作的學生。當時的外文係學生袁可嘉後來回憶說:“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聯大新校舍壘泥為牆、鐵皮護頂的教室裏讀到《十四行集》，心情振奮，仿佛目睹了一顆彗星的突現。”袁可嘉:《“給我狹窄的心/一個大的宇宙”--〈馮至詩文選〉序》，《昨日之歌》，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版。馮至以教師的身份寫出的《十四行集》，對袁可嘉、穆旦、鄭敏這些學生當然有很大的啟示意義，它啟示著這些學生如何更好地將外國文學化為自身的血肉。在讓外國文學直接成為新文學創作資源方麵，卞之琳也是有說服力的例子。20世紀30年代初，卞之琳在北京大學外文係學習時，就在西方現代詩歌影響下創作新詩，課堂上外國文學的教學則對他的新詩創作有明顯影響。後來，卞之琳深情地追憶老師葉公超:“是葉師第一個使我重開了新眼界，開始初識英國三十年代左傾詩人奧頓之流以及已屬現代主義範疇的葉慈晚期詩。”葉公超還將卞之琳所譯的《魏爾倫與象征主義》、《惡之華拾零》發表於《新月》雜誌。“後來他特囑我為《學文》創刊號專譯托斯?艾略特著名論文《傳統與個人的才能》，親自為我校訂，為我譯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這不僅多少影響了我自己在三十年代的詩風，而且大致對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較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新詩篇的產生起過一定的作用。”《地圖在動》，珠海出版1997年4月版，第287-287頁。在課堂上聽老師講外國文學，在課後翻譯外國文學，同時又從事著新文學的創作，這真是一種十分美好的狀態。穆旦與西南聯大外國文學教學的關係，也是大家熟知的。古今和中外的這樣一種交融，不應看成僅僅是一種客觀的效果，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主觀的追求。朱自清辭世後，楊振聲在回憶與朱自清共商清華大學中文學係建設規劃時，說道:“除了國文係的教員全體一新外，我們還決定了一個國文係的新方向，那便是(一)新舊文學的接流與(二)中外文學的交流。國文係添設比較文學與新文學習作，清華那時是第一個。國文係的學生必修幾種外文係的基本課程，外文係的學生也必修幾種國文係的基本課程。中外文學的交互修習，清華在那時也是第一個。這都是佩弦(朱自清)先生的倡導。其影響必會給將來一般的國文係創造一個新前途，這也就是新文學的唯一的前途。”薑建、吳為公編:《朱自清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80頁。可見，至少在清華大學，一開始便把“新舊文學的接流”與“中外文學的交流”當作一種目標來追求的。盡管楊振聲認為，“新舊文學的接流”與“中外文學的交流”既是為大學的國文係創造一個“新前途”，也是新文學“唯一的前途”，但1949年後，大學不再是原來的大學，文學也不再是原來的文學，大學與文學都發生了巨大的變異，二者之間那種良性互動、相互哺育的關係，也不再存在。對1949年以前大學與文學關係的研究，可讓我們明白，重建二者之間那種良性互動、相互哺育的關係，是很必要的，同時又不是那麼簡單的。僅是請一些俗名很大的作家到大學當院長、當教授、當博導，並不能真正實現這種重建。
2008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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