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斜跨著背包，有些疲憊，穿行在一片貧民窟中。前幾日，我花光了所有的儲蓄，無力支付郊外的房租，第二天清早卻發現背包已在門外，門已上鎖。我賣了一些隨身多年的書籍，維係度日，在這片貧民窟中，我租了一間二樓的房，陳設簡陋，但落得清靜。這片貧民窟靠近商業街，穿過一條巷弄，一頭是衣裳華麗的貴婦們，另一頭卻是衣衫襤褸的拾荒者。不少貧民窟裏的人，都在商業街行乞，這種自踐尊嚴的乞討，永遠博不到純真的同情。其實對於更多的人來說，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幫助。很多年輕的小夥子，由於生活拮據而過早的棄學，在外人看來他們是得不到尊重的，理應求學的年紀卻遊蕩街頭，在社會的眼中，他們過早的被宣判了死刑。
他們之中有的自甘墮落，舉著社會不公的旗號，開始偷搶拐騙，這很容易讓那些不思進取的青年感到熱血，他們覺得自己是對不公製度宣戰，其實隻是跳梁小醜；有的逆來順受，在外拿著微薄的收入，做著非人的苦活，他們覺得生活是上天的安排，自己沒有辦法去改變，別人覺得他們勞累，而他們自己卻早已習慣，並樂在其中；有的奮發圖強，受盡白眼嘲諷，終於略有成就，他們將戶口更改，把親人朋友從貧民窟中搬出來，媒體將此作為勵誌故事講述，公眾開始對他們刮目相看。人們熱衷於曇花一現的刹那，卻永遠忽視永恒的悲哀，貧民窟還是那個貧民窟。
我放下了背包，張望這個破敗的房間，老舊的玻璃窗上貼著年代已久的報紙，窗簾掛鉤上早已生滿了鐵鏽，有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張椅子。在這個閉塞的空間裏，唯有安靜讓我覺得心馳神往。
房東敲開了我房門，他四十來歲，曾是一個落魄的知識青年，架在高聳鼻梁上的那副老式眼鏡，還有他文質彬彬的言行，都暗示了這一點。他說：“記得晚上早點回來，這裏的大門晚十點就關。”我道了聲謝謝，目送他離去，看他恍惚的背影，走路竟是顫顫巍巍，我想他腿上一定是落下了殘疾。
我躺在床上，心想著明天的生活該怎麼維持，隨手拿起一本早前被退稿的小說，讀了起來，我找不到繼續改造的靈感。時不時一些短小的文章被報刊相中，以此來維係我潦倒的生活。那些文章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講述一些別人早都明白的道理，隻不過用了一個虛偽的故事裝扮。文章可以複印，現在文學也都可以複印。
即使我的生活再潦倒，我都會把頭發梳的油光可鑒，穿上一件襯衣，在一家舊式咖啡館裏坐著。別人不知道我的潦倒，我也不想讓別人知道。
這間咖啡館叫流金歲月，在商業街一側的二樓，我靠著複古窗子坐著，張望整條街。當我回頭時，我的對麵已經坐著一位小姐，她拿著一杯長島冰茶，怔怔地看著我。我報以善意的笑容，卻無言以對。
她笑了笑：“很少有人梳這樣的頭發了。”聲音有些沙啞，很明顯她對煙草太過依賴。我說：“也很少有女人點長島冰茶了。”
她側過頭一笑，“醉起來更容易，這樣，醒來之後就可以忘記以前的事。”她好像有段傷心的往事，也許趁著醉意會告訴我，但我沒有心思想聽下去，我拿起手機假裝接電話，走出了咖啡館。人潮中，我有些後悔沒聽她的往事，我錯過了給靈感的故事。但這不是一個遺憾事，因為創作從來都是一念之間，說不定下一秒又會有新故事。
晚八點，雨淅瀝瀝地下，我正在房間裏寫一篇雨後巷弄的散文，並不是想要表達什麼，隻是堆砌華麗的辭藻，讓編輯們可以一眼相中這篇。一般像這種專業糊口性質的文章，我都會用一個筆名，不會像郭敬明，方文山那樣署上真實姓名。很快我就寫好了，由於在商業街有家報社，我便簡單收拾下，前去投稿，此時雨已停了。這樣的文章被刊中的幾率很高，但我隻有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才開始浪費時間寫，它不是好的作品，但它可以賺錢。
剛出小院，一旁的垃圾堆散發著惡心的臭氣，但還是有幾位婆婆在撿拾廢品，她們靠自己的雙手生活，比起那些在製度下苟活的暴發戶要安心得多。昏黃的路燈下，有幾名流浪漢橫七豎八的躺著，他們骨瘦如柴，指不定哪一天會餓死，醒目的是路燈杆上還帖著減肥傳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