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寬恕是不會給那些罪大惡極者的，他們的占有應當全麵結束。在鄭博仕城造成饑荒的頭目，危害璧宿縣城的公眾的身體健康的首領，黃金水銀之地食言而肥的主事，一個也逃不掉。至於這之外的有罪孽但不深重的走卒，應當放過他們，繼續為公眾而不是陶黨或鄭博仕人服務。”鄭遲赤在思索清算的範圍時，為自己點明了這至關重要的兩點。它不依托任何法典或任何軍規，僅僅憑著一直以來縱橫西部的習慣來判斷與處刑。——這有貿然與暴戾之處，但並非不可接受，更算不上錯誤，在完善律法之前，在鄭博仕人的真正的精神滌蕩方圓大地之前，這都是博施濟眾與改行遷善的合適之舉。在鄭博仕城捉了一百五十五人，在璧宿縣城挑了一百二十七人，在黃金水銀之地拿了一百一十三人，加上其它小城，總數近五百人，全部槍決，沒有回旋的任何餘地。高鼻梁的鄭博仕人直言不諱，說處決的偏多，其中多數本可以終身監禁的；粗眉毛的鄭博仕人則將自身的觀點隱藏在一封艱深晦澀的匿名賀信中，認為處決的偏少，起不到以儆效尤的功效。鄭遲赤有自己的服眾的考量，它很淺顯但不容辯駁，殘留了許多能讓兩撥人立即看懂的典型作風。“一八六零年的寒冷冬季與一八六一年的溫暖春季可以作為新舊往事的界限，往前一步，它就是萬象更新及其新苗，往後一步，它就是烏煙瘴氣及其餘燼。”——鄭遲赤沒說它非有不可的其餘理由，隻是讓人看穿他藏在牽強附會的影子裏的要在兩個方向上得到好處的貪心。鄭博仕人自己的領袖一心二用，這不常見。
來自於帝國的被俘的謙遜眾人和鄭遲赤之間的友誼的由來說來奇怪，但並非偶然。冰天雪地，茫茫多的殘兵敗將，卻能受到基本的照料，不至於凍餓而死，實在是了不起的成就。未見刁難，未見屠戮，個個有自尊，人人有禮節，帝國人不僅要主動見見令全體鄭博仕人改頭換麵的魁首，更要求見見這位魁首的定然千載難逢的外表與內在，結識的理由不止一百種。而回到西部後，鄭遲赤並不將東部來的一律視為敵人。“這些拿著刀槍的在西部為非作歹的男人，不過是受到了帝國的愚弄而已，他們本該有進步的思想，他們是本該活在進步之中的。所以，東部的大部分人明明是鄭博仕人的同袍，沒有持久敵對的理由。除了罪大惡極的，人人都是鄭博仕人，沒有厚此薄彼的借口。”——鄭遲赤確實這樣想，但對應的舉措卻遲遲未來。在某天午睡時，他在閃爍的迷夢中看見了火中的男女，他們既不掙紮，也不呼喊，像兩尊焦黑的石像。這般沒有由來的閃光令他急匆匆地走進東部的人群之中，因為過於急迫以至於是赤著腳為眾人答疑解惑的。什麼是鄭博仕人？他們的獨有為什麼是一種過失？眾人為什麼應當成為鄭博仕人？這為什麼是填平世間溝壑的唯一正途？——謙遜的東部人麵對睿智的衣衫破舊的領袖，很多問題迎刃而解，更在各自的光輝或晦暗的一生中造成值得永久留藏的不凡片段。
“鄭先生是位高大的年輕人，似乎剛剛成年，隻是有些愁苦，這是一件怪事，好像殘酷無情的時間不能在他的身上留下任何痕跡一樣。西部諸城絕大部分的年長者並不知曉原由，隻有那些提著老式油燈的最年邁的鄭博仕城人才能說出一二，但同油燈的稀奇樣式一樣，隸屬於奇異邊疆的一角，沒有令人信服的真憑實據。鄭先生有他的帶血色的肉身便足夠了，不需要奇談怪論的增光添彩。”東部人在談到鄭先生時總是在片刻的不懷好意的議論後重回一心一意地景仰。它們源於千真萬確的見識，更源於鄭先生的言傳身教，不敢告勞，孜孜不倦，廢寢忘食，看不到卑辭重幣的表麵與兩麵三刀的心機。
“我是一個表裏如一的人嗎？”從光腳走出營帳到送別東部眾人，鄭遲赤都在問自己這麼一個問題。——“是，一直都是，現在尤其是。我的心是我的手，我的手是我的心，它們像一唱一和的夫婦，鮮有衝突。作為鄭博仕人的刀鋒時是這樣，作為東部眾人的啟蒙老師時依然是這樣，沒有變化。我的威力不是來自於改弦更張，不是來自於踩在十色地毯上的如簧之舌的驚奇技藝，它一直都倚著我的真實姓名給明火執仗者以致命一擊。連鄭博仕人都做不到總是堂皇，我卻一直需要一個始終堂皇的敵人。”
鄭遲赤仿佛從來都是一個堅定不移的變革者，不僅在初到未有高樓的鄭博仕城時是，甚至在五百年前的土丘或斷壁殘垣前都是。“眾人要高樓有何用處？他們追尋那些浮誇的表麵意欲何為？”他像那些未曾謀麵的鄭姓至親那樣思考，言簡意賅又入木三分，絕不是因為仿效而無病呻吟。不知不覺中，鄭遲赤的整個兒的身心都從過往的偏執與執拗中解脫了出來，用東部眾人的話說，是“世界的人”，而非“鄭博仕的人”，是“人中的人”，而非“人上的人”，不管是自詡著有最寬廣的胸懷或是最遠大的誌向的陸上食肉者，隻要與之對視就要露出言不符實的馬腳。——東部人的美譽幾乎都是不由自主和癡狂的，他們的勤學好問更是一步步地將這種推崇抬到了不容詆毀甚至是不容置疑的高度，就像諸多日漸式微的宗教中的聖言一樣。“你們不應該崇拜任何具體的人。”鄭遲赤批評了這種風氣，製止了兩場相關的械鬥，及時將東部眾人從另一種蒙昧中解救了出來。“你們回到東部，不要說沒有的事，要說未發生但將要發生的事。你們成為鄭博仕人，他們也將成為鄭博仕人，像鄭博仕人一樣生，像鄭博仕人一樣死。”傳道授業的最後一道難關的金玉良言如此這般。
不久之前，鄭遲赤在很多事情上還寸步難行，而現在，很多難點好像不複存在，明朗與輕易成為了艱難時世的的概括與別名。越來越多的東部人與南部人翻過兩地邊界的森嚴壁壘，詢問鄭博仕人的精神究竟是什麼樣的，又該如何在它的指引下到達那個少悲少痛的地上天國。不知是因為畏懼而不敢言，或者是因推崇的聲浪排山倒海，敵對的言論愈來愈少，差不多快要從向來尖嘴薄舌的帝國報紙中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不吝讚美之詞的敬重，幾乎是敬若神明。而斬斷了自縛手腳的繩索後，鄭遲赤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更明白自己與方圓大地的眾人要走哪條路及如何走下去，超脫於低級的陰謀與算計，將悔改後的私心完全奉獻給公眾的似錦前途。似乎因為這個，鄭遲赤覺得自己整個人都變得陰沉憂鬱起來，它是表麵上的如意順風所不能幹涉的，他常常聽別人的竊竊私語說自己好像換了一個人，可他卻找不到其中確切的原因。“對我而言，大概隻有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隻是它們很罕見，似乎從未出現過。即便出現過，也是瞬時的，讓人覺察不到。”可能時間太久遠，鄭遲赤忘記了很多事，甚至包括那些曾讓他暗自立誓要永久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