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們總說，鼠年不吉利。我自詡基本上是個唯物主義者，但是對於老祖宗留下的所謂“超自然力量”的說法，還是持著“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的態度。細數曆史上的鼠年，至少庚子年，確實不怎麼吉祥。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之後還留下了巨額的“庚子賠款”；1960年，自然災害達到峰值，全國人口減少了一千多萬；加上雖然讓“共住地球村”的“我和你”見證了中國奧運輝煌，但卻因為汶川大地震造成巨大損失的2008年，一個個鼠年的天災人禍確實讓人心有餘悸。
又是一個庚子年，似乎在除夕之前，先知的人們就有預感，這一年注定不太平。大年三十，武漢的新冠疫情徹底爆發，沒有幾天，整個城市便停擺了，馬路空空蕩蕩，剩下一片死寂，間歇傳來無助的哭聲。曾經，那個紅色的數字觸目驚心的飆升，很多家庭經曆了失去親人的痛苦。
地球已經成了一個村，更何況同在一個國度，作為首都的北京，被這種情緒深深感染，但也時刻做好了戰疫的準備。春節假期剛過，北京的機關單位便接到了“下沉社區”的命令。在這個城市的每一個社區，佩戴醫用口罩和紅袖章的公務員，手持體溫計，逐個排查出入證，成了一道風景。就這樣，我來到了光明裏十號院，認識了這裏的人們。
大年初七早上，和以往“不到正月十五，年味兒不褪”的喜慶氣氛相比，街道上無比的蕭條，沒有張燈結彩，沒有花團錦簇，甚至沒有幾個行人幾輛車。我到十號院的的時候，還不到八點鍾，隻見大門緊閉，一個身材消瘦的大爺正在把院裏的垃圾桶逐一拉到門口，等待環衛清潔車來收走垃圾。
“來了，下沉幹部吧？”大爺看到我，趕忙放下手裏的活兒，走上前，熱情的問。
我點點頭：“大爺好。”
“天兒冷，到背風的地方呆著會好點兒。”說著，大爺拉起最後一個垃圾桶，我趕緊跑過去幫忙一起推。
此後，我開始了下沉生活，每天周而複始的站崗，量體溫，查出入證。天氣一天天的暖和起來，隨著身上的衣服一層層的減少，我和十號院裏的男女老少也逐漸熟絡起來。
到這裏幾天後，我才知道，那位既管把守大門，又管收拾垃圾的大爺姓韓，院裏的年輕人都叫他“韓叔兒”。起初我以為他是職業守門人，其實，他做的一切都是自發的，也是義務的，已經堅持了好多年了。
韓叔兒有一兒一女，那個看起來憨憨的，好像比韓叔兒年輕不了幾歲的便是大女兒招弟，每天斜挎著一個包，四處遊蕩，時不常撿幾個空飲料瓶，交給韓叔兒，一起賣給廢品收購站，掙點兒家用。自從我們開始下沉以來，坐在院門口和我們聊天兒似乎成了沒有手機可以消遣的招弟的最大樂趣。那個騎著大號摩托的是韓叔兒的小兒子——韓天。從她姐姐的名字和韓叔兒夫婦的言語中，不難看出，老夫婦對兒子的偏愛。當然，這也時常帶來招弟的不滿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