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26日，為躲避蓋世太保的迫害，德國猶太人學者瓦爾特·本雅明在從法國逃亡到西班牙邊境時自殺身亡，時年48歲。他的好友、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得知消息後沉痛地說：“這是希特勒給德國文學界造成的第一個真正損失。”
當時本雅明沒有什麼名氣，有布萊希特這種哀痛感的人寥寥無幾。本雅明生前生活漂泊，事業坎坷。除了大量見諸報刊的評論文章外，隻有兩部著作問世——《德國悲劇的起源》和《單向街》。而這兩部著作也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
桂冠是在多年以後才落到死者頭上。從1955年起，本雅明開始被重新發現，引起西方知識界的矚目。這一年，本雅明生前好友阿多諾夫婦克服了種種困難，出版了德文兩卷本的《本雅明選集》。從此本雅明聲名鵲起。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西方新左派運動更是把“本雅明熱”推至極端。由朔勒姆和阿多諾於1966年編輯的德文兩卷本《本雅明書信集》終於在1978年問世，1972—1989年，由蒂德曼（Rolf Tiedemann）和施韋本豪澤爾（Hermann Schweppenhauser）編輯的德文7卷本《本雅明全集》陸續推出。各種英文選譯本也先後問世。研究本雅明的專著和文章大量湧現，數以千計。現在本雅明已經為西方知識界家喻戶曉，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最偉大的文學評論家，他的著作被視為文化批判的經典。
近年來，本雅明也引起我國知識界的廣泛興趣。1989年，三聯書店出版了本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的中譯本。許多著述中也論及本雅明的思想，主要是美學思想。
但是，關於本雅明在現代學科中的定位，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有人指出：“本雅明被今天各種不同的人分別視為曆史唯物主義、否定神學或文學解構主義的權威學者，但是他本人從來沒有找到一個政治、宗教、或學術的家園。”他的大多數文章偏重於文學評論，但僅僅用“文學評論家”不足以概括本雅明的學術建樹。因為他的主要著作涉及美學、語言學、哲學、曆史等許多領域，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即使是文學評論也帶有哲理性。不過，他很少寫純粹的哲學論文。他的許多思想往往是通過意象表達出來，或者說，他實踐著一種“詩意思維”。不少研究者主張給本雅明冠以“哲學家”的頭銜。他們解釋說：“本雅明旨在創造一種涵蓋經驗整體的哲學。他力求使經驗哲學化，使之成為真理的經驗。由於這種廣闊的抱負，他與當時占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義哲學分道揚鑣，而使自己的研究與文學結盟。正是在體係化的哲學放棄對其傳統整體的權利時，本雅明依然忠實於那種傳統，但卻拒絕其體係形式，而對文化經驗的對象進行‘直接’的哲學化。”由此，可以簡單地說，本雅明是一個獨特的哲學家或思想家。
關於本雅明的基本思想取向的定位，更是見仁見智、眾說紛紜。甚至有人說，在20世紀的學者中，沒有誰能像本雅明（和福柯）的著作那樣被廣泛閱讀並適合於如此眾多的各不相同的思想和政治傳統。以阿多諾為代表的一派，堅持把本雅明的著作放在法蘭克福學派的框架中，視之為該學派的馬克思主義收獲中的一部分，盡管是邊緣的一部分；以朔勒姆為代表的猶太文化研究學者，強調本雅明思想中的猶太神學來源，並認為本雅明的思想主旋律最終回歸到猶太教救世主義；新左派運動則塑造出一個“布萊希特式的本雅明”形象，鼓吹本雅明不屈從於任何學派、任何思想傳統的反叛創新精神。阿倫特和桑塔格反對上述各種觀點，把本雅明說成是一個思想開放、兼收並蓄的舊式“文人”或“最後一個知識分子”。中國學者張旭東認為在本雅明身上“融合了一個馬克思和一個現代詩人的傾向”。等等。
本雅明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之所以如此變幻多端，從他這方麵看，是由於他的思想的複雜性造成的。正如桑塔格所說，本雅明同時保持著幾個可能的立場（位置）間的平衡。本雅明青年時代受到浪漫主義思潮的深刻影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猶太教救世主義和社會主義產生興趣，在魏瑪共和國時期開始部分地轉向馬克思主義，但是不能接受蘇聯官方的馬克思主義。以後，他與布萊希特的“樸素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研究所的“辯證馬克思主義”以及朔勒姆的猶太教救世主義都維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盡管當時這三方中的每一方都指責其他兩方對本雅明的“有害影響”，但與這三方的關係（當然不僅這個原因）也促成了本雅明的複雜性和獨特性。在法西斯主義對他個人生命的威脅日益逼近之時，他滯留法國而最終導致的悲劇，更帶有令人感懷的曖昧性。他之所以滯留法國，一方麵是因為“這裏還有需要保衛的（文化）陣地”，另一方麵也是因為他陷入了“走投無路”的困境：無論巴勒斯坦、蘇聯，還是美國，都不是他的思想和情感可借以安身立命的家園。而他的絕望，既蒙著法西斯主義肆虐的巨大陰影，也是本雅明自己思想的邏輯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