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複旦兮！”這首《卿雲歌》是上古時代的詩歌。相傳功成身退的舜帝禪位給治水有功的大禹時，有才德的人、百官和舜帝同唱《卿雲歌》。詩歌描繪了一幅政通人和的清明圖像，表達了上古先民對美德的崇尚和聖人治國的政治理想。《卿雲歌》在民國初年與北洋時期被定為中華民國國歌。
正如這首詩散發出來的氣息一樣，位於渤海、黃海，朝鮮半島附近的北洋地域，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上了如“北洋水師”、“北洋艦隊”、“北洋軍閥”、“北洋政府”、“北洋通商大臣”等舉足輕重的名字。《北洋大時代》創作者陳欽用還原塵封曆史的學術態度以及全新、全息的紀錄視角，向世人呈現了一個朝氣蓬勃的北洋大時代—一個講真話的時代。
我曾積極關注當今國民對於“北洋”的態度變化，卻發現長久未變的隻有人們對北洋弊端的“黏稠化”，功績的“稀薄化”。而真實的北洋時代，堪比林花匆匆，雖說自北洋後，曇花一現的民國憲政每況愈下，短短30載便攀折夭亡，但中國近代的文學史、哲學史、思想史、憲政史、藝術史乃至學運史、革命史統統能剜去某些時代，獨獨不能缺了北洋時期的席，否則便是“前不見古人”更是“後不見來者”了。可見“北洋時代”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篇章有多麼筆勢恢宏。
籠統地概括北洋時期，是指從1895年袁世凱小站練兵，中經武昌起義、清帝遜位、民國創立、軍閥混戰，直至1928年奉係易幟，民國在形式上實現一統，這樣一個前後共計33年的時段。如果算上晚清洋務運動中北洋係官員的作用，那麼整個北洋集團影響中國長達半個多世紀。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等走上政治舞台，各具千秋。
2012年8月，我與陳欽先生作為發起人，與北京希望公益基金會共同建立了中國抗戰文化基金，以弘揚抗戰精神、傳播抗戰文化為宗旨。在這本書裏，回望那段曆史，我們會發現，中華民族的抗戰曆史其實應該追溯到袁世凱時期。日本逼迫中國簽署二十一條，首次引發大規模抗日風潮。袁世凱一度曾以抗日為使命，他臨終時說，我死了，為日本去一大敵。袁世凱之後的北洋執政者幾乎都具有強烈的抗日情結。1931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曾是親日派的段祺瑞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做到了大節不虧，嚴拒日本人的威逼利誘，始終“威武不能屈”，表現出了可貴的民族氣節。以賄選手段當上總統的曹錕在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之後，與日本亡華勢力勢不兩立，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吳佩孚堅決拒絕日軍拉攏當傀儡而死於日寇之手，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一級上將。“北洋政府”最後一個掌權者張作霖，由於不肯滿足日本對於中國東北的無理要求，最終也為日軍所害。
因此可以說，中國的大抗日戰爭其實在北洋政府時期就拉開了序幕。
百年前的北洋時代，很多人都知道湧現了近百位人文思想大師，但極少有人知道：這一時期，誕生了第一架中國自己製造的飛機；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艘萬噸級的輪船；這一時期，頒布實施第一部民主憲法；第一次在亞洲實現真正的民主選舉。這一時期即使混戰不斷，仍然成為當時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被經濟學家稱為“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時期”。
我以為，因為己之私利或好惡而回避、舍棄或抹黑一個時代，其實是對曆史和文化的一種背叛，而給予人們以嶄新的、正確的曆史真相，實在是當務之急。
“以影像修複曆史、以道德修身自我”是本書作者及同名紀錄片總製作人陳欽的座右銘，他在影視創作及文字撰稿寫作過程中曾對我說：“當我們以審慎的態度回望那段曆史，站在曆史的高處回顧百年前那些軍閥們的所作所為，北洋時期的那些備受後人詬病的軍閥們其實很多都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個人修養，很多都是維護國家利益、祖國統一、高瞻遠矚、厲行新政的改革家，他們是研究中國近現代進程時無法回避的最重要人物，他們對中國的曆史貢獻是絕對無法抹殺的。”完全可以說，徹底終結幾千年帝製、探索追求近半世紀共和的北洋大時代，是一個真正多元的、自由的時代，是一個崇尚新文化和新文明的時代，是一個思想解放、百家爭鳴的時代，是一個中華即將獲得振興的時代。
穿過曆史的迷霧，寫真曆史的本來，這是我們的願望。不論是北洋時代，還是抗日戰爭。是為序。
賈元良（中國抗戰文化基金副主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