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扣扣案律師辯護詞（1）合議庭的各位成員：
張扣扣被控故意殺人罪、故意毀壞財物罪一案，今天迎來了正式開庭。在我開始闡述辯護觀點之前，請先允許我對逝去的三條生命致以最誠摯的哀悼，對被害人家屬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問。今天我的辯護意見，不能在任何角度或任何意義上被解讀為對逝者的不敬或挑釁，也不能在任何角度或者任何意義上被理解為對暴力的推崇或謳歌。
英國早在十四世紀就確立了正當程序原則。其中內容之一便是：任何人在遭受不利對待之前，都有權要求聽取自己的陳述和申辯。正是基於這一古老而樸素的正義理念，今天，我才出庭坐在了辯護席上；也正是基於這一古老而樸素的正義理念，今天，我們大家才得以坐在這裏。
我深信，不管是什麼案件，不管是什麼人，都應當依法保障他本人以及他委托的律師的辯護權利。這種保障，不僅僅是準許他說話，不應該隻是一種形式上的保障。這種保障，應該是一種實質上的保障，即：充分聽取辯護意見，並認真采納其中合理的部分。
法律是一整套國家裝置。它不能隻有形式邏輯的軀殼，它還需要填充更多的血肉和內涵。今天，我們不是為了拆散軀殼；今天，我們隻是為了填補靈魂。我的辯護共分為五個部分：
張扣扣案律師辯護詞（2）|||這是一個血親複仇的故事
那些發生於童年時期的疾病是最嚴重、也是最難治愈的。
——（奧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時間必須回到1996年。這一年，張扣扣年僅13歲。汪秀萍，張扣扣的母親，被王正軍用木棒打死。母親被打後，倒在了張扣扣的懷裏。張扣扣眼睜睜的看著母親在自己的懷裏斷氣、死去。
在會見張扣扣的時候，張扣扣告訴我，有三個場景深深印刻在他的腦海，令他終身難忘、時常浮現：一是王正軍打他媽媽的那一棒；二是媽媽在他懷裏斷氣的時候，鼻子、口裏都是血，鮮血在喉嚨裏麵“咕咕咕咕”地作響；三是媽媽的屍體在馬路上被公開解剖，現場幾百人圍觀。張扣扣親眼看到媽媽的頭皮被人割開，頭骨被人鋸開。這樣慘絕人寰的血腥場麵，對於一個年僅十三歲的兒童來說，簡直是毀滅性的，也是常人無法想象的。童年時期經受過這樣巨大創傷的人，長大後是幾乎不可能成為一個健全的正常人的。
弗洛伊德說過：“人的創傷經曆，特別是童年的創傷經曆會對人的一生產生重要的影響。悲慘的童年經曆，長大後再怎麼成功、美滿，心裏都會有個洞，充斥著懷疑、不滿足、沒有安全感……不論治療身體還是心理上的疾病，都應考慮患者童年發生的事。那些發生於童年時期的疾病是最嚴重、也是最難治愈的。”
心理學上有一種嚴重的心理疾病，叫創傷後應激障礙。它的典型定義是：“個體經曆、目睹或遭遇到一個或多個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實際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脅，或嚴重的受傷，或軀體完整性受到威脅後，所導致的個體延遲出現和持續存在的精神障礙。”創傷後應激障礙有許多症狀，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症狀是“記憶侵擾”，即受創時刻的傷痛記憶縈繞不去。主要表現為患者的思維、記憶或夢中反複、不自主地湧現與創傷有關的情境或內容，可出現嚴重的觸景生情反應，甚至感覺創傷性事件好像再次發生一樣。張扣扣本人曾供述“眼睛一閉，當年的場景就浮現了上來……經常夢見母親去世的樣子”。我們高度懷疑張扣扣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
張扣扣案律師辯護詞（3）|||這樣的心理創傷和精神痛苦所激發的仇恨能量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張扣扣在口供中詳細描述了他的心理經過：“王三娃用木棒將我母親一棒打死，我也在現場，當時我年齡還小，隻有13歲，我就想拿著刀將王三娃弄死，最後被我爸爸拉住了，當時我看到我媽鼻子口裏都是血，心裏非常痛苦，我就發誓一定要給我媽報仇，我還大聲說：‘我不報仇，我就是狗日的。’從那之後一直到現在，我心裏一直憋著這股仇恨。”
張扣扣被仇恨的欲望所裹挾，被複仇的情緒所支配。而這仇恨的種子，卻是別人播下的。張扣扣本人也是受害者，也是犧牲品。庭前會議上，我們曾申請對張扣扣進行精神鑒定，遺憾沒有獲得法庭許可。精神正常不正常，靠一些鄰居同學的口供是無法證明的。我個人高度確信，張扣扣的心理創傷對其後續行為有著決定性影響。在意誌自由這個層麵，張扣扣是不同於正常人的，是受到限製的。現在以一種正常人的標準、用一種局外人的理性去要求張扣扣，去審判張扣扣，是在當年悲劇的基礎上對張扣扣的又一次不公。
02
張扣扣沒有更好的仇恨排遣通道
如果這些年王自新一家願意給我們賠禮道歉，我也不會發生今天殺人的悲劇。——張扣扣
心理學的研究表明，激烈的侵犯會導致複仇的欲望，而複仇的欲望隻有得到排解，才能放棄複仇的行動。國內學者黃永鋒總結了排遣複仇欲望的可能途徑，包括：（1）借助訴諸神秘力量的報應思想；（2）通過得到所在群體的支持；（3）訴諸暴力反擊；（4）尋求公權力救濟；（5）通過懺悔和寬恕；（6）容忍並由時間撫慰。因此，為了實現社會控製，國家應當盡可能地向行為人提供代價更小的仇恨排遣途徑。
對於23年前的那場審判和判決，雖然陝西高院已經駁回了張扣扣父親張福如的申訴，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張扣扣一家三口都認為這個判決太輕了。法院壟斷了法律裁判權，但法院壟斷不了正義評價的標準。正義有張普羅透斯的麵孔，每個人心裏都有一杆秤。美國偉大法學家羅爾斯終其一生研究正義問題，最後給出的答案竟然是正義離不開直覺。23年前的那場審判，無法給予張扣扣足夠的正義感受。張扣扣自己供述說：“王三娃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表麵上是受到製裁判決了，但實際上是輕判了。”實際上，王正軍雖然被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但僅僅服刑四年就被釋放。
張扣扣案律師辯護詞（5）|||複仇有著深刻的人性和社會基礎
義應複仇，故擅殺之罪輕。
——（清）沈之奇
古今中外，在人類的各個曆史時期、各個社會類型，複仇都是永恒的話題。從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到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再到中國的《趙氏孤兒》，以複仇為題材的文學作品，至今仍是人類跨文化、跨地域的共同精神食糧。文學是人性和社會的反映，複仇在文學作品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人性和社會基礎的最好證明。
中國傳統司法實踐對複仇案例大多給予了從輕發落。孔子有“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的著名論述，儒家經典《禮記·曲禮》甚至有“父之仇，弗與共戴天”的說法。宋朝是中國文化最鼎盛的時期之一，對複仇案件格外重視。《宋刑統》規定，地方官員遇到複仇案件，需要奏請皇帝敕裁，以期實現人倫天理和王朝法製在個案中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