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思本艦隊是晚清政府的第一支艦隊，亦稱中英混合艦隊，共計中級兵輪三艘，小級兵輪四艘，造艦武器總經費計八十萬兩，是中國清朝同治年間，由清政府委任英國人成立的一支海軍。
艦隊有七艘在英國購置的軍艦，由英國海軍上校舍納德·阿思本（Sherard Osborne）為司令，船上六百名軍官及水手俱在英國招募。艦隊在1863年開到天津，但由於艦隊的司令和清政府對指揮權、用人及花費等各方麵皆出現嚴重分歧，最終雙方解除合約，艦隊解散，各軍艦由阿思本帶回倫敦拍賣。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和英國、法國及俄國分別簽訂北京條約。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英國開始傾向加強與清室合作，希望協助維持清室統治，同時加強英國對中國之影響。
1861年，代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向恭親王奕䜣建議清政府講買英國船艦，用以進攻太平天國，“克複沿海失守各處”。
同年冬天，太平軍攻陷紹興、寧波及杭州，威脅上海。同時又傳出太平軍亦可能購買外國輪船出海。於是清政府在1862年1月，決定和赫德商議購買英國戰船及各種火器，募集外國水手軍官。所費用則按赫德之議，在各地海關稅款中撥用。
經過兩廣總督勞崇光的談判，決定以白銀六十五萬兩購買七艦，並委托時在英國之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Lay Horatio Nelson）在英國購買及招募人員。李泰國在英國得到政府的批準為中國成立艦隊，並以曾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到華參戰之阿思本上校為艦隊司令。
為避免引致英國國內的壓力，向外稱艦隊是為清政府緝捕海盜，更稱之為中英混合艦隊。
艦隊最終在1863年成立，並在同年9月12日到中國上海，18日抵天津。不過艦隊在剛成立之前，雙方便已出現矛盾。
原來所定之六十五萬兩在成軍前已兩次增加，先加至八十萬，後再追加至九十二萬。但更嚴重的問題是雙方對海軍的指揮、用人理解完全不同。
清政府原意是由中國人為艦隊統帥，英國人任副手，同時得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然而李泰國早於英國代表清政府與阿思本私自簽訂合同，內訂明海軍由阿思本任司令，阿思本隻接受由李泰國傳遞，直接來自中國皇帝的命令；艦上所有人員的任用賞罰，由阿思本全權決定；船上隻用洋人；要求中國海關撥一千萬兩作海軍四年之經費，交由李泰國調用。
當朝廷得悉各條文後，一時嘩然。加上阿思本提出艦隊直接攻入天京，觸動了湘軍的利益。曾國藩、李鴻章、曾國荃等對李、阿二人亦甚為不滿，曾國藩曾提出阿思本“意氣淩厲，視輪船奇貨可居，視漢總統如堂下廝役，倚門之賤客”，“水陸將士皆將引以為恥”，曾國荃亦提出：“長江水師帆檣如林，無須輪船會剿金陵（天京）。”
9月底，李泰國及阿思本抵達北京，與總理衙門爭辯二十餘日。最終二人在10月18日向總理衙門發出最後通牒，提出在四十八小時內接受其原來條件，否則“那就必需將這支部隊解散”。清政府以“中國費數百萬之帑金，竟不得一毫之權柄”，“中國兵權不可假於外人”為由，拒絕其要求，並照會英國：艦隊取消。
英國駐華公使及美國公使蒲安臣曾嚐試調停亦不果。曾國藩說：“以中國之大，區區一百七十萬之船價，每年九十萬之用款，視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亦足使李泰國失其所恃而折其驕氣。”
最後艦隊解散，按負責調停的美國公使安排，各船返回倫敦拍賣；清政府付各軍官水手遣散費，在事件中金錢損約為七十萬兩。
阿思本艦隊為軍艦七艘, 另供應船兩艘。整個艦隊共裝備火炮40餘門，兵員400餘人（清廷原預定各艦人員編製為中級兵輪洋員30人，華人100人；小級兵輪洋員10人，華人30至40人）。李泰國購買各艦時已按其意願命名，後來按要求全被改名:
鎮吳（原名江蘇）：艦隊旗艦，中級兵輪，排水量1269噸，木殼船殼明輪炮艦，68磅炮二門,18磅炮四門，9節，1863年完工，1217馬力，編製138人
金台（原名北京）：中級兵輪，排水量670噸，木殼船身，原英國炮艦，110磅炮一門，68磅炮一門,20磅炮兩門，150馬力
一統（原名中國）：中級兵輪，排水量669噸，木殼船身，原英國炮艦，40磅炮一門,32磅炮六門,20磅炮四門，200馬力
廣壽（原名廈門）：小級兵輪，排水量301噸，木殼船身，原英國炮艦，110磅炮一門，40磅炮一門,80馬力
百粵（原名廣東）：小級兵輪，排水量552噸，鐵殼船身，明輪推進，150馬力
三衛（原名天津）：小級兵輪，排水量445噸，鐵殼船身，80馬力
得勝（原名奉天，亦名穆克得恩）：小級兵輪，供應船
Ballarat：躉船
Thule
此外阿思本與李泰國在英國時，曾自行設計艦隊旗幟。旗幟為綠底、黃線對角交叉，中央有黃龍，並請英國外交部在政府公報上公布。
同治元年，亦即1862年總理衙門大臣文祥向總稅務司李泰國尋求幫助。通過李泰國的斡旋，清政府從英國購得7艘兵船，組成一支小型的“中英艦隊”。
總理衙門委任英國海軍上校阿思本為艦隊統領。然而，英國人和中國人因為指揮權問題相持不下，結果雙方都很失望。計劃以失敗告終。“阿思本艦隊”事件，終以清政府損失38.2萬兩白銀的高昂代價而結束。
這一事件進一步暴露了西方列強企圖控製中國的野心，同時充分說明，依賴外國軍艦來鞏固自己的海防是根本行不通的。
康乾盛世後，由於承平日久，清朝的海防逐漸被人冷落。曆史進入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清王朝國勢日趨衰微。伴隨政治腐朽和經濟落後而來的則是軍事力量的空虛、海防的廢弛。
此時中國的海防千瘡百孔，水師官兵腐化，紀律鬆懈，武備廢弛，缺乏訓練；水師戰船規模小，火炮少，且年久失修，幾乎無戰鬥力可言；各地炮台也是陳舊廢棄，形同虛設；炮彈質量更是差不可言。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崛起與迅速發展，尤其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日益強大。
當時，英軍艦船最大者長33.5丈，寬6丈，分三層，安炮72門，每船可載7000餘人；小船長27丈，安炮30門。英軍大炮的射擊距離可達10裏以外，且可連續施放，準確率高。
中英海上力量的差別可為天壤之別。當時一些講求時務的官員，已經敏銳地意識到海防廢弛將帶來的惡果，紛紛進諫呼籲加強海防建設。
與此同時，為了開拓國外市場，英國的魔爪伸向了自《馬可波羅行紀》問世後一直被西方羨慕、憧憬、向往的東方大國，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鴉片走私貿易。鴉片的輸入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危害，造成了白銀的大量外流。於是禁煙運動提上了議事日程，道光十八年（1838年）12月31日道光皇帝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查禁鴉片並取得了虎門銷煙的巨大勝利。
其實早在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羅爾·阿美士德”號借華使團之名，對中國近海航道進行偵察測量。
他們看到清朝裝備最好的廣東水師，戰艦仍都是舊式木帆船，最大的全長30多米，載炮30門，全是舊式土炮。
考察廣東海防重鎮南澳時，他們看到78艘類似福建商船的戰船，以及南澳總兵旗下似乎隻存在於花名冊中的5000多名水兵，於是宣稱：“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隻組成的整個中國艦隊，都抵禦不了一艘英國戰艦”。
並在1835年致英國外交大臣的信中表示，隻需一艘主力艦、二艘大巡洋艦、六艘三等軍艦、三十四艘武裝輪船和六百名陸戰官兵，就“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沿海中國海軍的全部威信一掃而光，並把數千隻土著商船置於我們的掌握之下”。
對華覬覦已久的英國為了滿足其侵略的欲望，以清政府銷毀鴉片為借口，於1840年6月發動了鴉片戰爭，憑借其堅船利炮從海上敲開了中國國門。
鴉片戰爭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遭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海上的大規模侵略，給閉關自守的中國帶來強烈的震動。戰後，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從戰敗中有所醒悟，朦朧地意識到來自海洋方向的嚴重危機不再是散股的倭寇和海盜，而是日益向外擴展殖民地的西方資本主義強國，並陸續提出了應對之策。
林則徐提出了“建立船炮水軍、固守海疆”的設想，堪稱近代中國向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則大膽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著名方略，成為近代傑出的海防思想啟蒙家。
實際上，就在1839年林則徐任欽差大臣後剛抵到廣州時，便見識了西洋的堅船利炮。他從美國人手中購買了一艘排水量1200噸的“甘米力治”號商船。並將其改為裝有34門炮的兵船。
而且林則徐還並仿造了一批西洋火炮。在發配新疆的途中，林則徐進一步強調：“剿夷而不謀船炮水軍，是自取敗也。”在簽訂《南京條約》前夕，道光皇帝也認為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在於雙方海軍裝備相差懸殊，造成“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追”的被動挨打局麵。他詔令沿海各省趕造或購買大號戰船，並要多安炮。
在這種全國上下議海防的熱浪中，清政府擺出了積極進取的姿態，切責督促沿海各省製造船艦炮械、整頓海防工程，加強海防建設。其實，早在1856年，清政府就已經開始醞釀裝備洋船洋炮了；但是武裝到牙齒的英法侵略者為了“自由貿易”於1856年借口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使得清政府的購艦計劃暫時擱淺。
在這場曆時四年之久的戰爭中，英法侵略者憑借海軍艦隊的巨大優勢，橫行於中國的萬裏海疆，突破中國的海上藩籬，直導京城。結果皇帝被迫撤離，京城被攻占，圓明園橫遭洗劫。
這種嚴酷事實和刻骨銘心的恥辱，迫使中國朝野再次關注海防問題。中國有誌之士莫不義憤填膺，亟思籌海之策，如曾國藩提出“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左宗棠主張“仿造輪船以奪彼族之所恃”。
麵對日益深重的海防危機，清政府采納了他們提出的一些主張，開始了力圖創建強大海軍以禦外侮的海防自強曆程。
1861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清與列強簽訂《北京條約》之後，西方各國紛紛表示願意提供軍事援助。清政府也不得不在26歲的北愛爾蘭人、中國總稅務司臨時代理赫德等的建議下重新考慮購買洋船洋艦一事。1861年7月7日，恭親王奕訢向鹹豐皇帝奏報赫德建議，他在奏折中這樣寫道這樣的話“兵貴神速、不容遲緩”；當天，鹹豐皇帝即頒諭：“如能購買外洋跑船，剿賊必能得利”，同意，“速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