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歲生日那天，安妮·弗蘭克收到的禮物裏最讓她高興的是一本硬皮筆記本。於是，她開始在上麵寫日記。她津津有味地談起自己、朋友、學校的考試、年老的數學教師，還有哈裏，那個讓安妮朦朦朧朧地感到羞怯的16歲小夥子。一切從她嘴裏出來都顯得那麼輕鬆。然而，她的父母是1933年從德國移居此地的德裔猶太人，在1942年6月的阿姆斯特丹，他們必須佩帶黃色的大衛星，不能做電車，不能進電影院，不能騎自行車，8點鍾後不能坐在花園裏。但這一切都不能難倒安妮，生活像閃耀的陽光一樣讓她著迷。不久，厄運降臨，一家人必須選擇要麼躲起來，要麼聽從蓋世太保的招降。按你收拾的第一劍隨身物品就是她的日記——還有她的卷發筒和學校課本。
幾個月來，她父親一直在準配藏身的地方——荷蘭的很多老房子建有密室，這些密室麵朝花園或天井，可以封閉起來，與外麵隔絕。安妮父親辦公地酒樓裏就有兩層密室。此時，公司已經交給兩個荷蘭人打理。這兩個人憑著勇氣和對友誼的忠誠，接納了弗蘭克一家，使他們得以暫時躲過納粹的搜捕。於是，安妮、她16歲的姐姐瑪格特和她們的父母就在這裏避難，深藏在不見天日的密室裏：幾天後另一家人也加入進來，凡·達恩夫婦和她們不滿16歲的兒子彼得；再後來又添了一位名叫杜塞而的牙醫。他們呢從此整天提心吊膽，輕言慎行。對一個生機勃勃的小姑年來說，這樣的日子是要比大白天逼她上床睡覺還難熬的。原本各自生活的兩家人在如此令人緊張和煩躁的情況下被強行扯在一起，日子更加難過。
在不能隨意活動的日子裏她都做了什麽呢？讀書，讀那些荷蘭朋不斷捎來的書，還有就是寫日記，把她想對一個親密朋友講述的一切都寫進去。隨著盟鍕反攻日子的來臨，她想，或許到了秋天，她便可以告別這座充滿死寂和饑餓的囚牢，重返校園。
確實，在秋天來臨之前她真的離開了那裏，但去的是一處集中營。1944年8月4日，蓋世太保的魔抓終於伸到了他們的身上。人們後來在蓋世太保留下的狼籍中發現了安妮那本珍愛的日記，並把它交給了她的荷蘭朋友們。
就在那之前整整四個月的時候，她寫道：“我想活下去，即使在我死後。”如今，那扇曾今藏匿她的們早已關閉，那個小姑娘——因無法遏製歡快的性格上課講話，惹得老教師罰她寫一篇以“話匣子”為題的作文——也已淹沒在無痕的歲月裏，可那深藏於一個孩子天性中的歡快、活潑和生機，卻日久彌新。她深信日益臨近她的是美好，是歡樂，是繼續長大和學習的機會。“我很想幫幫你。”她總是對彼得說。“克你一直在幫我呀，”他告訴她，“用你的快樂。”
安妮日記最初部份記錄的是這個女孩剛開始用自己的朦朧的理性觀察世界的時候。這個天性熱情的孩子，每天一睜眼，看到的是囚牢一樣的四壁。四個大人還要把她當成唯一對象，來宣泄他們神經質一樣的焦躁，安妮當然不會輕易馴服；她憑著孩子氣的驕傲，很容易地就明白了大人麼的企圖：無非是想讓這個熱烈、善良的孩子變得乖巧、討人喜歡一些。
在日記裏，她自然、透明地分析著自己和同伴的本性。在壓抑的環境中她快速成長，用心體會她周圍低沉、緊張的氣氛，甚至琢磨出如果假裝虛偽一點，日記就會好過一些——當然，她沒有這麼做。她學習的是人類課程裏最難的一課——超脫。同時，她靈魂最深處總有個聲音在告誡她，她就要死了，但她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麽，她有她的信仰，她有心中的愛情。還不到15歲，她就寫道：“我感覺我是個女人，一個擁有道德力量和勇氣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