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夏，奴與隸是兩個概念。後世所謂奴隸在此時單是指“奴”，反倒是隸還有一定“事業單位編製”的味道。
從有曆史記載至朱慈烺此時，從未根除過。隻能說從宋朝開始，儒學得到了空前發展，民本民粹地位高漲，由此產生了對奴的保護。
隻是這個過程很快就被信奉奴隸製度的蒙古人打斷。又因為蒙古人打下了世界史上罕見的廣闊疆域，更是將各色奴隸帶到了中國。在元大都的貴人之家，若是沒有黑廝勞役、棒子奔走、朝鮮女奴侍寢、南女歌姬演奏……那這家人家就會被整個權貴階層嘲笑。
國朝承接蒙元，雖然誌在恢複大宋製度，但不可否認蒙元的九十七年就像是白絹上的墨點，隻能靠時間來衝洗，而且未必能洗得徹徹底底。這也就是國初在許多製度上仍舊帶有濃濃的蒙元氣息，比如蓄奴。
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太祖朱元璋廢棄“行省”不用，而改用三司，對於蓄奴的問題也是大加限製。
首先在蓄奴的資格上，庶民不許蓄奴。這是因為奴在許多法律層麵的權力其實與“凡人”一致，所以庶民與奴的分界線不大。
其次，對於有資格蓄奴的勳戚、官宦之家，蓄養奴婢的數量也有規定。公、侯之家不能超過二十人，一品官員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過八人。
在太祖皇帝的高壓鐵腕之下，大量奴仆被解放出來，成為自由民，為國初的休養生息提供了人力基礎。太祖高皇帝對《大明律》的期望是“萬世不易之法”，為了避免蓄奴之風的再次興起，大明律中還有“禁止奴婢典賣”、“禁止逼良為奴”的條款。
謹以黃世仁與楊白勞為例。則黃世仁犯了“庶民蓄奴”、“典質奴婢”、“逼良為奴”三項罪名。若是楊白勞訟至官府，黃世仁可能受到“杖一百”到“流三千裏”之間的刑罰，喜兒還是得放還自家。
朱慈烺知道如今這種局麵，乃是兩百年沉屙所致，是法紀馳廢的結果，絕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而且據他所知。奴婢之中還有農奴和奴工兩種。
尤其是奴工，在江南蔚然成風。那個毀譽參半的徐階徐閣老家中就蓄養了上千女奴，為其紡織，然後拿出去販賣。一刀切地廢奴，非但無法解決被廢奴仆的安置問題，還可能摧毀現有一些新興行業。
雖然沒有人明麵上提出來過，但朱慈烺能夠從江南拿到巨大批量的廉價棉布，這本身已經成為了一種經濟依賴。
“我從南方招兵，但凡有奴籍者一旦入伍便脫奴為良。本意就是怕有奴變之類產生。怎奈竟然還是避免不得。”朱慈烺一向是以自我為中心，堅信自己的舉措都是對的，而在奴變這個問題上竟然有先見之明卻無應對之策，顯然是對他的一記重擊。
陸素瑤上前勸道：“殿下的本意自然是好的，隻是地方上卻實在過分。那些蓄奴的大戶不肯放人，官府竟然也用巡檢司、警察防止奴仆逃走、參軍。雖然殿下開了口子，下麵卻將這口子堵死了，著實可惡！”
也有人認為參軍還不如為奴。不過陸素瑤不會往這方麵去說，否則也太不會聊天了。她隻是秘書。卻不是采風使，應答隻求真實，不求全麵。
朱慈烺也是氣得牙癢。在他意識到自己出現負麵情緒的瞬間，他立刻深呼吸，將情緒牢牢控製住，道：“先讓刑部出一道公函。告全國各警察廳、局、所，所有警力不得為追捕逃奴而用。從接函之日起，凡以任何借口抓捕逃奴移交故主者，一經查實，以逼良為賤罪論；再令。大都督府各總部抽派人手到地方，聯同都指揮使司相關職官，徹查各府縣擅動巡檢司之事！”
巡檢司相當於後世的武警部隊，是留守地方的軍事力量，主要是鎮壓暴亂、剿滅土匪。這支人馬雖然不能跟六大主戰部隊比擬，很多甚至是淘汰下來的輔兵，但擅自被基層官員調動卻是國家體製的大問題。
各巡檢司巡檢恐怕還是存了武不如文的慣性思維，一看到縣府出文不敢不動。而縣尉多半也是沒有深刻意識到自己編製轉入都指揮使司的內涵，仍舊以為自己是知縣的佐貳官，唯知縣之命是從。
這種情況也就隻會發生在東宮勢力照耀不到的南方，北方哪有官兒會做出這等蠢事！
“最後，讓內閣商議一下，起草一份聖諭。大致意思就是，無論良賤，皆我大明子民，聖天子不願看到子民相殘。凡是願脫籍而主家不肯給身契者，可自陳脫籍，視作良民，切莫以暴行施加故主，不然以歐凡人之律論處。”
奴婢歐打主人在大明律中要加歐凡人一等，朱慈烺取了輕罪，也是配合前麵的這個“視作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