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時代先聲和百姓心聲的文學
“紀實文學”這種文體在中國可謂由來已久，曆史悠久。早在兩千多年前，西漢司馬遷便寫出了紀傳體文學史學巨著《史記》，通常被認為是中國早期紀實文學的雛形。現代意義上的紀實文學出現於1920年代，以瞿秋白《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為代表，1936年夏衍《包身工》、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作品的湧現，標誌著中國現代紀實文學已經步入第一個成熟期。1949年以後，紀實文學在文學領域中始終占據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在1950年代“幹預生活”創作潮中，紀實文學都有突出的表現。1960年代初則以一批頗具特色的通訊特寫引起社會一次次的熱烈關注。1977年以後，以徐遲《哥德巴赫猜想》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引起社會轟動的短篇紀實文學，引領了文學變革和時代變革的先聲，也為紀實文學這一文體的自足與自立奠定了難以撼搖的堅實基礎。到了1980年代，紀實文學茁壯成長“蔚為大國”，迎來了一次猛烈的“井噴”，大批優秀作品接連湧現，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
19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確立和逐步發展，社會生活(包括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劇變。特別是，自2000年以來(往上上溯至1990年代末)，隨著數字化時代、信息時代的全麵到來，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整體地位和文學自身的格局、麵貌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紀實文學這種特別重視時效性、新聞性和信息性的文體，遇到了空前嚴峻的挑戰，並在陣痛中發生著如蟬蛻翼般的嬗變與新變。但是，其作為時代忠實記錄者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卻從未改變，其對於現實生活的書寫、對於時代新聲的引領和對於百姓心聲的抒發，從未鬆懈，更未停住腳步。
一、文學生態環境對紀實文學創作的影響
1990年代末以來，文學生態環境劇烈變動，對紀實文學產生了嚴重衝擊。從此，紀實文學失去了經常性的轟動效應，喪失了以往的作品容易暢銷的模式，好景不再。隨著以網絡、數字技術為代表的高新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麵的全麵推進，現代傳媒迅速延伸，物質精神消費模式日趨多樣化、多元化和分層化，包括紀實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開始從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走向常態位置，--作為文化藝術的重要基礎，成為人們精神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少人驚呼文學邊緣化，甚至高喊“文學死了”、紀實文學已死。這些看法和論斷均失之偏頗，不能客觀正確地判斷文學地位的變遷。
遵循市場經濟的全新法則，伴隨著讀者閱讀期待的轉移和改變，紀實文學的讀者開始不斷分流。這種文體真正遭遇了一個“讀者選擇”與“選擇讀者”的新課題。如果說，在此之前，紀實文學是不愁沒有讀者或讀者太少的話，那麼，2000年以後，它已不能不考慮尋找讀者、定位自己的閱讀對象，不能不關注讀者的閱讀興趣、閱讀期待，亦即高度重視讀者選擇。讀者的閱讀選擇對紀實文學創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催使其在題材內容選擇和表達方式等方麵進行較大調整，要求作品的內容主題新鮮有趣，具備史傳性、思想性及社會效應。讀者更傾向於選擇那些描寫社會熱點焦點話題的深度報告，那些幹預現實的社會問題報告，那些關注現實生活中大事件、重要人物的重大題材報告，那些重在解密曆史檔案、披露史實內幕的曆史紀實，那些有較大影響人物的傳記，等等。讀者的閱讀熱點同時也演變成了紀實文學作家創作的熱點。從這個角度來說，閱讀推動著創作，讀者改變著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