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未來中國將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有著種種猜測，最早有人認為中國將會以香港為模式進行改革，未來的中國就是一個巨大的香港；後來有人認為中國的楷模應該是新加坡，因為新加坡的社會更加和諧、新加坡的經濟能力也更體現了儒文化的智慧；這之後又有人糾正為中國實際上是在以韓國為榜樣，因為現在來看，韓國的社會是整個儒家文明中最好的，中國有可能回歸儒家社會；最後，很多人發現無論香港、新加坡還是韓國都太小了，根本不能堪稱為中國這樣龐大國家的典範，所以，甚至有人認為日本、美國才是中國另一模式。到底中國未來是一個什麼模式的國家呢？
無論情願與否，日本的確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日本曾向我們學習了2000年，難道我們就不能向昔日的學生請教20年嗎？關鍵是，我們要想構築新的、具有超越性的文明就必須向所有人請教，但不是隻有日本這種模式是我們要研究的，而是應該包括日本、美國、歐洲、甚至非洲國家所有的模式都是我們應當研究的，因為隻有博采眾長才能成功——日本正是向打破他們閉關自守的美國人學習才崛起的。
如前所說，國家實力是由武力、財富和知識這三種要素構成的，並且從古代到現代如果仔細觀察人類社會三者之間關係的變化時就會發現，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演變，三要素的比重就在不久前武力還是占有大比例的，但現在人們已經看到的變化是，在逐漸由武力轉向財富，而現代知識經濟的迅速崛起又使其重心開始逐漸向知識轉變。這也就是托夫勒所說的實力重心轉變。
這實際上是說出了人類社會不斷出現權力轉移的根本原因。古埃及是人類最早的王朝，但它沒有對國家統治和社會變革進行觀察和思考，因而失去了進入封建統治狀態的資格；西歐小國在三大帝國鼎立的格局之中脫穎而出，就是因為他們領先一步掌握了工業技術，而不是繼續謀求封建狀態的穩定；美國改寫了巴黎和會後的國際格局也是因為它從立國之初就奠定了以創新為基礎的新經濟狀態，尤其是科研和迅速的成果工業化生產，加上它的地理優勢和投機性地參與兩次世界大戰，這創造了人類財富的空前轉移。從武力的較量到財富的較量，現在則是到了從財富較量到知識較量的轉變時期，如果說有預言的話，那麼可以說誰掌握了知識誰就擁有了掌握又一次權力轉移的主動權。
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思在《富裕社會》中對工業革命怎樣改變世界格局作了生動敘述：“那些擁有新工廠、原料、鐵路或銀行的人住在豪宅裏，他們的工人則住在肮髒泥濘小道旁簡陋陰暗的小房子裏。工廠裏上了年紀的工人和童工為了每天的一點點口糧而從早到晚地勞動。”這就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國現在的改革要做的不是再次簡單重複這一過程，而是要在超越的水平上來作資本的積累。因為現在對經濟學的掌握已經能夠做到這一點。新經濟是一種以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為核心的一種經濟狀態，這有利於中國人。別忘了前麵說過的，中國人掌握著美國的知識。
冷戰結束後，政治風雲在幹擾世界經濟的行為中迅速減少，這使得世界經濟在短短幾年中就開始發生重大轉變。從現在世界的經濟狀態就可以看出，世界又明顯出現了兩種新的體製——當然這和冷戰中美國和前蘇聯各堅持一種經濟體製不可同日而語。一種是美國，它以信息技術革命為核心，以互聯網為經典性發展途徑，在信息經濟方麵取得非凡的發展；另一種是中國，簡單看起來，中國還是在以世界上最豐富的勞動力為發展的基礎，占領了世界工廠的地位——看起來，美國掌握著世界經濟的最高端，而中國則掌握著世界經濟的最低端，正好處於相對的兩極，但很明顯，中國正在向更高層次步步逼近，如中國聯想集團收購了IBM部分業務、中國開始向世界各地投資等，這都顯示中國肯定不滿足於僅僅充當利潤微薄的工廠角色。
未來中國如何發展，無需太多的誇誇其談，僅僅列舉一下日本昔日和目前正在做的事上就可以得到啟示。
國家間的競爭在根本上表現為思想的競爭，思想的競爭又是表現在社會的三個主要領域的競爭，即知識、財富和武力。我們知道國家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係統網絡，財富與知識的關係可以說是矛盾的一對，具有對立統一性。這種辯證關係並非源於冷戰思維中的意識形態競爭，而是科學的定義。
在數千年的文明中，日本一直被看作是中華文明中的附屬文明，本身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微不足道。但現代日本希望改變這一曆史定勢，當然，以國家實力論，日本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是一直領先於中國，但作為曆史中的文明大國，日本是一個既有中華文明傳統思想的國家，也是一個深刻接受了西方現代法律和政治思想的國家，這是明治維新和麥克阿瑟改革兩次改革的結果。日本希望的是像引領歐洲近現代革命的英國一樣，成為未來曆史中引領東亞的國家，並最終實現類似大英帝國那樣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