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五年（1926年）3月中旬，奉軍艦隊由泊地青島開往天津助戰。為阻止奉軍登陸，占據天津大沽口的國民軍第一軍發布通令，禁止一切商船出入天津港口，並在大沽口敷設水雷，封鎖了水道。
天津港外的戰雲壓黑了北京的東交民巷，當年與清政府簽訂《辛醜條約》的八個國家的駐華公使們便於3月10日共同向中國政府及交戰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議”。因按該條約，不得阻礙北京通往入海口的通道。不得已，國民軍於次日拆除了水雷，留出了航道。
3月12日下午，兩艘日本軍艦按與國民軍的預先約定進入水道，但卻與守軍發生了武裝衝突——守軍報告是日艦未按既定時間進入，且由一艘變為兩艘，故令其禁入，日艦卻突然向守軍開火，打傷十數人。但日本人卻堅稱是守軍率先向本艦開火，並致傷四人，為自衛計，日艦不得不反擊，並主動退出戰場。
東交民巷的公使們相信日本人的說法，並根據各國駐天津海軍武官們提供的信息，3月16日向中國政府提出要中國軍隊限期於“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對大沽口水道的封鎖的最後通牒。
列強的“哀的美敦書”（英語ultimatum音譯，意為最後通牒）顯然極大地挫傷了北方知識階層的民族自尊心，也極大地激發了在北方的革命黨領袖們的鬥誌，他們緊緊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支持國民軍、反對“親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勢。
實際上，執政府並沒接受列強們的抗議，相反的，段執政還指令內閣成員們於外交部接到八國通牒的當晚——3月16日，在其宅內緊急磋商。
磋商的結果由執政府午夜派員至東交民巷複文外交使團，措詞可謂不卑不亢：
（前略）查辛醜和約所載“由京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一節，素為本國政府所尊重。不幸近因地方發生爭執，大沽附近，有軍事行動，以致外船通航，受有限製。本國政府迭準駐京各國公使來照，正在竭力設法，消弭此項障礙，恢複由京（通）海之自由交通，諒為駐京各國公使所深悉。
乃各國公使不待該問題之從容解決，竟令駐津海軍司令官提出限期答複之通牒。閱該通牒內容，各國駐津海軍司令官所采取之態度，本國政府視為超越辛醜和約之範圍，不能認為適當。……
簡言之，因為入海通道並未斷絕，隻不過沒那麼方便罷了，所以，你的通牒超越了《辛醜條約》規定的範圍。
如不帶偏見，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會讀出，“不能認為適當”，即：執政府已經明確拒絕了八國通牒。
但是國共兩黨在北方的領袖們卻拒絕體諒本國政府的苦心，他們反倒加快了倒段的步伐。在他們的領導下，群眾運動一浪高過一浪，一波烈似一波，終於誘發了“三一八”慘案的發生，讓段祺瑞一下子陷入不仁不義的泥潭中，百口莫辯。後來，國民軍又發起了針對他本人的未遂政變。他飽受責難，心力交瘁，隻得最後一次黯然辭職，返回天津。
成也天津，敗也天津！從前清時在天津參與創建新式陸軍起家，到最終因天津口的一場戰事而引發血案，二十五年之前，“北洋之虎”功成名就；四分之一世紀後，臨時執政身敗名裂。
慘案發生後的第三十三天，晚間，段祺瑞在已經總辭職的內閣總長們與親隨的陪伴下，乘專車回到天津，回到了我看過的日租界裏的洋樓。
這位六十二歲的北洋老人，永遠作別了中國政治舞台。
我想，他抵達這座大紅門的時刻，天一定剛好下起了雨，讓這位末路英雄站在兩扇厚重的門板前，任憑雨淋，喟歎自己的一言難盡的爭鬥生涯。
段祺瑞少年出外當兵，一步步成為軍中驍將。在推翻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君主專製王朝的關鍵時刻，他以北洋軍主力部隊軍長之地位，毅然“犯上作亂”，領銜高級將領通電清廷，逼其退位，否則將“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這咬牙切齒的威逼終於促使了大清江山迅速崩解。雖說人們說此舉乃得了袁世凱的授意，但這份孤膽不是每個北洋領軍人士所能有的。此即段氏“一電定共和”或曰“一造共和”的美譽之由來。
在平息了國民黨人發起的“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竟要稱帝！段祺瑞不顧半生被提攜兼賜婚之恩，以緘默和稱病抗議之。國務總理不上班，政府便陷於半癱瘓狀態。這種大義滅親之舉，也並非每個北洋政府高官所能做的。連最親近的人也反對恢複帝製，眾叛親離的老袁隻得厚著老臉宣布：取消帝製，恢複共和。沒多久，袁氏便一命嗚呼。抵製袁氏稱帝，成為段氏“二造共和”的光榮履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