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周禮》許多祭名都見諸卜辭，可見其非虛妄。［新#筆#下#文#學ｗｗＷ．ｂＸｗx.ｃｃ］這話隻說對一部分，《周禮》確實借用了不少前代祭名，但是它們都被重新做了安排，不再是原有的意義。如《大宗伯》之禋祀、實柴、槱燎三個祭名，都是指燎祭，鄭注雲“三祀皆積柴實牲體”，至確。但是，《周禮》之燎與甲骨卜辭中的燎名稱雖然相同，內容卻不盡相同。《周禮》之燎，是祀天專用祭名，卜辭之燎則否，既可用於山川河嶽等自然神，亦可用以祭先王，還可以“燎於東、西、南、“燎於北”等各種方位，以及“燎於東母”、“燎於方帝”等等，所祭對象極泛。至周代，《詩經》、《尚書》猶雲“禋於文、武”、“來方禋祀”,這是周代先王及四方神用燎祭之證。《周禮》之燎又區別為禋祀、實柴、槱燎三名，賈公彥說，“此祀天神之三禮，以尊卑先後為次”，甚是。三祀之別，在加於柴上之物不同。《春官·肆師》雲，“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據此，則大祀用玉帛牲牷，實柴用牲幣而無玉，槱燎則僅有牲。這種分別不見於甲骨卜辭，也不見於《詩經》、《尚書》等周代典籍。又如《大宗伯》雲“以埋沈祭山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驗之卜辭，雖有埋沈之祭，但並無嚴格的規定，卜辭祭祀川澤之祭名有燎,有帝，有年等，而祀河(黃河)才多用沈之法，但也不盡然，如：
於土三小，卯一牛：沈十牛.
帝於東埋犬，燎三，卯黃牛.
可見祀方社也有用埋沈之祭者。《周禮》將這些本極寬泛的祭名，固定為祭義狹窄的專名，不過是要把自然神祇納入森嚴的禮數體係，顯示其尊卑之別。
孫詒讓說，“此經天神、地、人鬼三祭，每祭之中，皆先言大祀，次及中小祀，禮亦由隆而殺”，可謂深得其旨。《周禮》很多官員都是為嚴辨禮數等差而設立，並據以行事的，如為嚴犧牲之奉，而有肆師展犧牲、頒於職人，射人讚射性，封人歌舞牲，大祝辨牲號等等；為嚴粢盛之奉，而有甸師掌耕王藉供粢盛，小宗伯辨六之名物，肆師表粢盛，大祝辨粢號，廩人供接盛，舂人第三章掌米物供粢盛，人掌凡祭祀供盛，等等。此外豆籩之陳，尊彝之設，圭幣之奉，無不如此。繁文縟儀，皆為禮數而設。其良苦用心，不難想象。
《大宗伯》所列祭單，疑問很多，如以祠、禴、嚐、烝配四時享先王就靠不住。此四祭皆不見於《月令》。
《禮記·郊特牲》雲“春禘而秋嚐”，《祭義》與之同。《祭統》春礿夏禘，《王製》與之同。《效卣》雲“隹四月初吉甲午、王雚於嚐”，嚐在四月，明非秋祭。《召伯虎簋》,用乍剌祖召公嚐簋”，可見嚐為通泛之祭名，非秋之專祭。《大盂鼎》“有柴烝祀無敢擾”，則烝亦為通泛之祭名，非冬之專祭。彝銘無紀四時之例，甚至無四時之名，《秦公簋》、《秦公鍾》有夏字，但用為華夏或夏殷之夏，非時節之夏。冬字彝銘多見，但均用為終字，這些問題，郭沫若早已指出過。《周禮》作者不過是用當時人的眼光，把民間和王室用過的各種祭名重新組織，並不可信。編造這樣一個神祇係統，不過是要給王權蒙上一種神的色彩，使萬民敬畏。《大司徒》十二教有“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即其意。
《周禮》在禮的問題上，基本采用荀子之說而加以發揮，同時也，加進了自己的思想，編織成鬼神之禮的係統。由此可見，其年代必在《荀子》之後。
(第三節慎刑罰
《周禮》秋官掌刑，大司寇掌三典五刑，刑邦國，糾萬民。其刑罰種類很多，陳連慶先生曾作過歸納，分為死刑、肉刑、自由刑、財產刑和名譽刑五大類。，其中死罪之刑有斬、殺、焚、辜、車’、屋誅(，肉刑有墨、劓、宮、刖)等。因而不少學者認為，《周禮》是一部殘酷的奴隸製法典。
但是，《周禮》中並沒有一個奴隸主階級，也沒有一套奴隸製度。雖然有罪隸以及可以買賣的奴隸，但他們都不是生產奴隸，《周禮》中的農業生產者被稱為“民”或“甿”，都是自由民或國家佃農。罪隸和家內奴隸，直到《紅樓夢》尚存在，它數量再多，也不決定社會形態。
《周禮》中所見的死刑、肉刑，在整個封建社會都存在，有些朝代的酷刑甚至比《周禮》之刑還有過之，如清代的“寸磔”即其例。因此，不能因為《周禮》中有各種刑罰，就認定它是“奴隸製法典”，要做具體分析。
至於說《周禮》的法律優待王族和有爵者，就更不成其為證據了。試問，整個中國古代史上，哪朝哪代的法律不優待王族和有爵者呢？我們能說它們都是“奴隸製法典”嗎？
我們認為，《周禮》不僅不是奴隸製法典，相反，倒是一部色彩較溫和的儒家化的法典，就其思想實質而言，與荀子禮法並用的思想最為相似。
荀子是性惡論者，認為人的本性皆惡，先天的“好利而惡害”，隻有在後天施以教化，方能驅之向善。對於不願接受教化，甚至破壞統治秩序者，必須繩之以法。他說,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因此，法的作用是,施之已然之後”。
荀子十分重視法，認為若不懲罰不肖之徒，“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若賞罰不行，“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盡管荀子十分重視法的作用，但是他與主張嚴刑苛法的法家畢竟不同，他所主張的法有自己的特點：
第一，法是作為禮的輔助手段，是為了維護禮教而存在的，他主張用禮義教化人民，用刑罰禁止人們違禮。這一思想在《周禮》中也是貫串始終的，如《大司徒》職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