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我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梳理關係國計民生的若幹基本生活消費品的價格、居民收入、城市消費水平，依據基本生活消費品的價格與其他商品之間的比價關係、城市居民收入與城市消費水平，無疑對考察北宋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與增長規模，具有一定的尺度作用與基礎理論意義。
北宋涉及國計民生的若幹基本生活消費品的價格糧食、絹布、食鹽、茶葉、酒（曲）等物資是關係國計民生的最基本的消費品，它們作為特殊的商品，對消費者而言，代表了必須的支出；對於生產者而言，其用來交換的部分則代表了必然的收入；對政府而言，還意味著重要的稅收來源。盡管一定時期的糧食、絹布、食鹽、茶葉、酒（曲）等生活必備品的價格，勢必受到多種因素的製約，但總有一定的變化幅度或變化空間。
1.1糧價。糧食是民眾最基本的生活必備品，一定時期的糧價可以反映當時的基本生活消費水平。糧價主要受5個因素製約：①全社會糧食的收獲數量。在國家人口數大致穩定時，通常豐年糧價低，荒年糧價就要變高。然而，糧價變低，不一定代表社會富有以及全民購買力增加，所謂穀賤傷農；糧價變高，也不一定說明遇到災年，全民購買力增加也可能導致受“等價交換”因素製約的糧食價格變高。交換糧食，可以反映人與人之間交換勞動成果以及各種勞動成果的豐足程度。②社會可供流通的金屬貨幣數量與民眾持有的貨幣數量。不同時期的糧價高低不一樣，不一定準確反映了糧食的稀缺程度，民眾手頭金屬貨幣擁有量增加，糧價可能變高。世上流通的貨幣數量不足，可導致糧價變低。如蘇轍詩雲：“錢荒粟帛賤如土，榷峻茶鹽不成市。”（《欒城集卷九》）③同一年份不同地區的糧食收獲量不同，豐收地區的糧食能夠流入歉收地區而平抑糧價。④國家動用糧食儲備，對糧價施加影響。⑤糧食與其他商品之間實現等價交換的程度。
分析《宋史?食貨誌》（表1）可以看出，北宋米價隨農業收成的變化，每鬥米的價格變化幅度大致在40～100錢之間，開國初曾出現過鬥米10餘錢，爾後也曾“鬥米有至四百”錢，但這都是比較特殊的時期出現的現象，不具代表性。（注：宋製1石等於10鬥，1石等於120斤，1斤等於16兩，每斤相當如今的633克）
杭州地處江南魚米之鄉，糧食價格變化能一定程度反映國家的民生狀況。元祐時期（1086～1093），蘇軾任杭州地方長官，考察他此時的一係列奏折，可以看出當時米價變化與農業收成的關係。那時“杭州城內，生齒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裏外九縣主客戶口，共三十餘萬。”（《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每戶若以4人計算，杭州城與裏外九縣人口大致在190萬人左右。在蘇軾看來，鬥米低於30錢以下，那麼米價就顯得太低了。蘇軾在《與程正輔四十七首（之二十九）》說：“……今惠州秋田大熟，米賤傷農，而秋米六萬餘碩，九分二厘以下納人戶賣米，眾人皆雲今年米實無價，若官中價錢緊急，人戶更不敢惜米，得錢便賣，下稍不過三十文足。”如果鬥米高達90錢以上，米價就顯得太高了。元祐四年（1089）11月，蘇軾在《乞賑濟浙西七州狀》中反映：“勘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幹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鬥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饑者。”翌年2月，他在《乞賑濟浙西七州狀》中指出：“……杭州自來土產米穀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州般運斛鬥接濟，若數州不熟，即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免為饑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鬥九十足錢。近歲浙中難得見錢，每鬥九十，便比熙寧以前百四五十，因糶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爭糴，方免餓殍。”元祐六年（1091）7月，蘇軾在奏折在反映：“杭州日糶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糶，人情洶洶，朝不謀夕，但官場一旦米盡，則市價倍踴，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複以常理度矣。”（《乞將上供封樁斛鬥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子》）
為了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宋初就建立了“常平義倉”製度，由戶部右曹掌管，“以常平之法平豐凶、時斂散……以義倉振濟之法救饑饉、恤艱扼”。（《宋史?職官》）“乾德（961～967）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鬥。……淳化三年（992），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饑即下其直予民。”（《宋史?食貨?屯田常平義倉》）盡管如此，國家有時仍不能保證糧食安全，如熙寧時期，浙江發生最嚴重的災情，“餓死五十餘萬人”。蘇軾奏折中披露：“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橫屍道上者，不可勝計。”（《奏浙西災傷第一狀》）“（臣）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由於受自然災害的影響，糧食生產嚴重歉收，國庫存糧告罄，盡管拿出“百萬緡”金錢賑災，有錢也買不到糧食，“曳羅紈，帶金玉”、“被服珠金”，“橫屍道上者，不可勝計”，甚至連中產之家也難以幸免。“羅紈金玉珍珠”雖然是財富的象征，但當發生糧食危機時，卻無法救命。
元祐時期，浙江用來平抑糧荒的價格大約是每鬥67～70錢。蘇軾在《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中提到：“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杭州所糴粗米，以備出糶，每鬥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錢，猶自收糴不行，恐須至更添錢招買，方稍足用。”由此推測，一般年景，國家用來收購大米的價格應該低於67錢，大約在50～60錢之間浮動，若低於鬥米50錢，那麼穀賤勢必傷農了。
在浙江遇到災情的元祐時期，蘇軾在《乞賜度牒糴斛鬥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中提到了其他地區糧價問題，他說：“……勘會本州見管封樁陝西軍兵請受及禁軍闕額粳米三千七百餘石，估定每鬥八十文，小麥三萬三千餘石，估定每鬥六十文，綠豆二千一百餘石，估定每鬥五十五文，粟米三百餘石，估定每鬥九十文，豌豆五千一百餘石，估定每鬥六十文。淮條，許估定價例出糶。除勘會本州軍糧粳米年計不足，今將轉運司錢兌糴上件封樁粳米充軍糧外，其餘小麥、綠豆、粟米、豌豆可以奏請擘畫錢物，盡數兌糴，準備賑濟流民。”粳米每鬥80錢，小麥每鬥60錢，綠豆每鬥55錢，粟米每鬥90錢，豌豆每鬥60錢，這是國家遇到荒年時較高的糧價，無疑在一般年景，這些糧食都要低於上述價格。
北宋東京消費的糧食，主要靠調撥各地的糧食來解決。《元豐九域誌》記載了元豐時期開封府的城市人口規模：“戶。主一十八萬三千七百七十，客五萬一千八百二十九。”主、客戶共計234799戶。每戶平均人口按照5人計算，東京大約有117.4萬人。若根據漕運糧食的數量，東京人口最多時期，實際要超過200萬人。《宋史?食貨?布帛和糴漕運》雲：“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嚐不及其數。至道（995～997）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1008～1016）初，至七百萬石。”又雲：“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若以人均每年消費3石糧食計算，大中祥符時期京師人口（包括駐軍、流動人口）可達233萬人。表1《宋史?食貨誌》中記載的某些基本生活消費品的物價變化情況
品名與價格出處
米（鬥）40～100文（400文）
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複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鬥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鬥米，此極非計。”(《宋史?食貨?布帛和糴漕運》)
(熙寧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去歲河朔豐稔，米鬥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斂，俟貴而糶，不唯合古製，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贏。（《宋史?食貨?屯田常平義倉》）
侍禦史毛注言：“當時（元豐舊製）商旅皆悅，爭運糧草，入於邊郡。商賈既通，物價亦平；官司上下，無有二價，鬥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廩，所在盈滿。自崇寧來鈔法屢更……致使官價幾倍於民間，鬥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
絹（匹）1000～1500文
太平興國二年，江西轉運使言：“本路蠶桑數少，而金價頗低。……絹上等舊估匹一千，今請估一千三百，餘以次增損。”從之。(《宋史?食貨?方田賦稅》)神宗即位……令次年輸絹，匹為錢千，隨夏稅初限督之。(《宋史?食貨?布帛和糴漕運》)
熙寧三年，禦史程顥言：“京東轉運司和買綢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一匹，其後和買並稅絹，匹皆輸錢千五百。”（同上）布（匹）
150～300文（1360文）
皇祐中，詔：“廣西賦布，匹為錢二百。如聞有司擅損其價，重困遠人，宜令複故。”(《宋史?食貨?方田賦稅》)
自天聖間，官以三百錢市布一匹，民甚便之。（同上）
鹹平初，廣南西路轉運使陳堯叟言：“準詔課植桑棗，嶺外唯產苧麻，許令折數，仍聽織布赴官場博市，匹為錢百五十至二百。”至是，三司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為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宋史?食貨?布帛和糴漕運》)
登、萊端布為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同上)
鹽（斤）
20～160文
“初，鹽課聽以五分折銀、綢、絹，鹽一斤計錢二十至三十……。”（《宋史?食貨?鹽下茶上》）
太平興國三年，石拾遺郭泌上言：“劍南諸州官糶鹽，斤為錢七十。鹽井浚深，鬻鹽極苦，樵薪益貴，輦之甚艱，加之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豪民黠吏，相與為奸，賤市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官虧歲額，民食貴鹽。望稍增舊價為百五十文，則豪猾無以規利，民有以給食。”從之。（《宋史?食貨?鹽下茶上》）
淳熙三年……漕臣趙公浣增鹽直斤百錢為百六十。（同上）
元祐元年……四川數州賣邛州蒲江井官鹽，斤為錢百二十，近歲堿泉減耗，多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間販小井白鹽，價止七八十。（同上）
茶（斤）
15～917文
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買臘茶斤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臘茶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宋史?食貨?鹽下茶上》）
天聖元年，……首考茶法利害，……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複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同上）
酒曲（斤）1
50～250文
自春至秋，醞成即鬻，謂之“小酒”，其價自五錢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蒸鬻，候夏而出，謂之“大酒”，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凡醞用粳、糯、粟、黍、麥等及曲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諸州官釀所費穀麥，準常糴以給，不得用倉儲。酒匠、役人當受糧者給錢。凡官曲，麥一鬥為曲六斤四兩。賣曲價：東京、南京斤直錢百五十五，西京減五。（《宋史?食貨?酒坑冶礬香附》）
（元豐）二年，詔：“在京鬻曲，歲以百二十萬斤為額，斤直錢二百五十，俟鬻及舊額，令複舊價。”（同上）
1.2絹價。宋代絹以“匹”來度量。北宋對絹的標準寬度、長度與重量的規定是：“自周顯德中，受公私織造並須幅廣二尺五分，民所輸絹匹重十二兩，疏薄短狹、塗粉入藥者禁之；河北諸州軍重十兩，各長四十二尺。宋因其舊。”（《宋史?食貨?布帛和糴漕運》）北宋時期的每匹絹的價格大約在1000～1500錢之間（表1）。若每鬥米按60錢換算，一匹絹可換大米16.7～25鬥。
宋時“和買”是官府為了保證龐大常備軍的軍需供應，向民間購買絲麻等產品。為此，官府需在絲麻產區置場“和買”各種產品。“和買”實質是一種帶強製性的收購製度，也就是用較低的價格來收購，具有變相賦稅性質。《宋史?食貨?布帛和糴漕運》記載：熙寧三年禦史程顥的奏折曾反映“京東轉運司和買綢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一匹，其後和買並稅絹，匹皆輸錢千五百。”大觀（1107～1110）初，“江西十郡和買數多，法一匹給鹽二十斤，比錢九百，歲預於十二月前給之。”可見，“和買”每匹絹的最高價曾達到1500錢，而最低價曾達到900錢。正如“穀賤傷農”一樣，每匹絹給值900錢，同樣也是“絹賤傷民”。
絹的具體價格還與質量等級密切相關。《宋史?食貨?方田賦稅》說：“太平興國二年，江西轉運使言：‘本路蠶桑數少，而金價頗低。今折徵，絹估少而傷民……絹上等舊估匹一千，今請估一千三百，餘以次增損。’從之。”(《宋史?食貨?方田賦稅》)也就是說，在太平興國時期，上等的絹每匹“舊估”為1000錢，時價可增加至1300錢。如果絹的品質達不到“上等”，價格自然要打折扣。
除絹以外，北宋還產苧麻布、登（州）布、萊（州）布、端（州）布、沂（州）布等織物，這些織物的價格差別較大，通常布的價格在150～300錢之間，即苧麻布每匹150～200錢；天聖期間，廣義的“布”每匹300錢，百姓則樂意接受。登布、萊布、端布每匹1360錢，沂布每匹1100錢，這個價格當時就認為偏高了。（表1）1.3鹽價。宋代食鹽實行的是官榷專賣製度。食鹽以“席”來度量，通常每席為116斤。至道二年，“池鹽”曾按“席一百一十六斤半”計算。還有所謂的“大席”，每席為鹽二百二十斤，這是“猾商貪吏”相互勾結，用法定的“席值”買鹽，從而獲得220斤食鹽的貪汙現象。
食鹽按生產方式分為池鹽（顆鹽）、海鹽（末鹽）、井鹽（末鹽）等種類，由於食鹽的品質差異很大，甚至等級可以細分到21個級別。《宋史?食貨?會子鹽上》說：“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盬鹽也；鬻海、鬻井、鬻堿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顆、末鹽皆以五斤為鬥，顆鹽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生產食鹽的成本很低，生產方法也比較簡單，加之國家實行專賣製度，所以收購價格顯得很低，而賣出的價格很高。《宋史?食貨?鹽下茶上》指出：宋仁宗時，“河東唯晉、絳、慈、隰食池鹽，餘皆食永利鹽。其入官，斤為八錢或六錢，出為錢三十六”。說明池鹽（顆鹽）每斤的實際生產成本要低於8～6錢。若考察北宋各地的鹽價，大致在20～160錢之間（表1），每斤36錢已獲利甚豐，如果高出36錢應該算是暴利了。盡管生產川鹽（井鹽）的成本可能要高於池鹽（顆鹽）許多，如果“豪民黠吏，相與為奸，賤市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官虧歲額，民食貴鹽”，那麼巨額的鹽利，並非官府所得，都被奸商汙吏化公為私了。
鹽價過高時，國家也常采取拿出庫存來平抑鹽價的辦法。《夢溪筆談?官政一》（卷十一）雲：“運鹽之法，凡行百裏，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為率。”“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也。”也就是說，運鹽（販鹽）是可以加價的，每販運100裏，陸運每斤可加價4錢，船運每斤可加價1錢，當京城每斤食鹽市場交易價在35錢以下時，這是百姓可以接受的價格，當食鹽長的40錢以上時，政府就要賣出庫存的食鹽來“壓商利”。官方認可的最高鹽價，上限每斤是40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