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壇經》全一卷，全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又稱《法寶壇經》、《壇經》。由禪宗六祖慧能述，法海集，元代宗寶編。收於《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其敦煌寫本亦收於同冊。為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之說法內容，由其弟子法海集錄而成。中國禪宗，由菩提達摩傳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而至慧能，共六代，所以稱慧能為六祖。佛教曆來的貫例，隻有釋迦牟尼佛祖的言說，方能稱“經”，其他祖師、大德的著述，隻能稱“論”，或者托佛陀所說，是佛印可的言教。隻有《壇經》一書，是唯一非佛陀所說而稱“經”者，可見其在中國佛教乃至整個世界佛教中所占之地位。何以稱之為《壇經》呢？因為劉宋元嘉十二年（435），求那跋陀羅（394—468，漢名功德賢）經海路至廣州，並在法性寺創立戒壇，預言“將來有一位肉身菩薩到此壇受戒”，後來在梁天監元年（502，一說九年），又有智藥三藏自印度來廣州，於法性寺求那跋陀羅所建戒壇（一說係寶林寺）之畔，親植菩提樹一株。他複至曹溪口，掬水而飲，以水質甘美，知溪源必有勝地可建蘭若。遂至上源，見山水宛若印度寶林山，乃勸村人建立一寺，名寶林寺；並謂百七十年後，“有肉身菩薩至此菩提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眾”。
至唐儀鳳元年（676），六祖慧能至法性寺，與僧作風幡之問答，並於菩提樹下剃發受戒。翌年，慧能至寶林寺大弘教化，一如所讖。其後慧能說法雖不限於此壇，他的門人弟子為了重視此壇開始的紀念性，所以將六祖前後開示的言教語錄，統稱為《壇經》。胡適先生以為應作《檀經》，從木不從土；其實以從“土”為妥。關於《壇經》是否六祖慧能大師之著述，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曾掀起學術界之爭論，其起因是由於胡適先生於1930年先後發表《荷澤大師神會傳》、《壇經考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主張《壇經》之作者非六祖慧能，而係其弟子神會，於是掀起一陣激烈爭論的熱潮。為什麼學術界對《壇經》會發生這麼大的興趣呢？因為《壇經》不僅是關係中國思想史一個轉換期的重要關鍵，同時也是佛教對現代思想界一個最具影響力的活水源頭。《壇經》代表了中國佛教一種特殊本質的所在，也表現了中國文化、或者說中國民族性中的一分奇特的生命智慧。這樣的一部重要經典，如說其作者並不是一向所傳說的六祖慧能，那當然會掀起學術界與佛教界的軒然大波了。胡適先生是此一段公案的始作俑者，此說大違傳統之觀點：《壇經》乃六祖慧能所說，法海所記；遂引起錢穆、楊鴻飛等兩派之論戰。佛教界對胡適先生提出的問題，反駁者甚多，但真有力而不涉及宗教感情以學術立場就事論事者，則甚少。
唯一最有力量而最有分量，不以衛教姿態表現者，則唯印順大師的《神會與壇經》，這是一篇最佳的批駁胡適先生對禪宗史的錯誤觀點的文章。胡適先生之主要論據有三點：第一，現存最古老之《壇經》（敦煌古本），強烈暗示神會乃慧能之唯一傳人，如經中曾謂：“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繚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豎立宗旨。”依其考證，慧能滅後二十餘年，正是神會於滑台大雲寺召開無遮大會，批判北禪之際，故有此說。經中又謂：“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度，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六祖言：‘神會小僧卻得善等，毀譽不動，餘者不得。’”古本中不提懷讓、行思，而單論神會，並謂“餘者不得”。第二，韋處厚興福寺《大義禪師碑銘》謂：“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壇經》傳宗，優劣詳矣！”《壇經》既為神會門下“習徒”所作，此書當然必出神會一係。第三，敦煌本《壇經》與神會之《神會語錄》多所雷同。例如：二者皆主張定慧一體；二者對坐禪之解說皆相同。關於當時之禪學論，二者皆批判“看心、看淨”之禪學，胡適以為“看心、看淨”乃神秀弟子普寂與降魔二人之主張，而《壇經》與《神會語錄》則係為批駁此一主張而作；二書皆重《金剛經》；對“無念”皆有相同解說。針對胡適先生之論點，印順大師予以批駁。
對於《壇經》暗示神會乃慧能唯一傳人之反駁，謂敦煌本確為現存最古老版本，並受神會門下之宗重，但於其前，尚有更古老之曹溪古本，為法海等所集錄，乃敦煌本之底本，故《壇經》非為神會所作。印順大師並舉出《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所述，慧忠（？—775。與行思、懷讓、神會、玄覺等四人並稱為六祖門下之五大宗匠，與神會同於北方弘揚六祖之禪風，而批評當時於南方之江西等地闡揚“平常心是道”之馬祖道一，並對南方禪者不重視經典而隨意說法之作風予以駁斥，故於平時特別重視經、律、論與教學之研習）早於公元750年時，已見《壇經》被添糅南方宗旨，此與神會思想全然不同，此尚明顯存於敦煌本《壇經》中，故曹溪古本之存在當無疑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