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撰寫意圖
《〈道德經〉意釋致用》是本人對老子《道德經》的闡釋和發揮。本書主要為企業家而撰。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思想的指導下，我國經濟實力迅速增長。企業在其中發揮了主力軍作用，特別突出的是民營企業。今日的民營企業與20多年前相比層次有了很大提高。如果說20多年前的民營企業是民兵遊擊隊，那麼今天已經開始向正規軍轉化了。
由民兵遊擊隊上升為正規軍絕不是件簡單的事情除硬件設施升級（如廠房擴大、設備更新、人員增加資金增加）外，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孫中山組建黃埔軍校、毛澤東撰古田會議決議，就是意識到，要思想建軍、文化建軍、主義建軍。一支強大的軍隊必須有先進的精神文化作為靈魂。建軍如此，做企業也是如此。一個企業的經營方向、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向心力等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理念基礎上的。而文化理念的形成又需要學習大量的包括哲學知識在內的人文知識。如今，民營企業家們為振興中華勃發出了衝天的幹勁，他們是社會構成中的精英。為了盡快使自己成為合格的正規軍的統帥，大量企業家湧入了高等學校，聽課、讀書，如饑似渴地學習各種知識。
但是，他們是從事實際工作的人，不可能像學者那樣整天埋首於書堆，咬文嚼字。他們的讀書特點是：第一，更多地接觸被智慧化的知識，而不是單純的認知性知識，求的是漁，而不滿足於魚；第二，要使書本知識盡量與他們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智慧相感應，即在讀書的同時，更加深刻地讀懂自己。基於這些情況，本書在撰寫方式上追求適合從事實際工作的企業家們讀書的特點：（1）解讀義理。文字概念的詮釋考證不是重點，甚至領悟智慧之後可以忘掉文字概念。務求使讀者迅速領悟老子的智慧。（2）把讀者的頭腦當做智慧的火種加以點燃，而不是當做填充知識的容器。盡可能打開讀者的心靈天窗，激活他們的智慧，使之向高層次升華。
二理解《道德經》的方法
本人理解《道德經》的方法來自於明代大哲學家王陽明。
第一，我心為本。
陽明先生於貴州龍場受難，“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王陽明全集》卷33，《年譜》一，1228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本人也把《道德經》視為我心固有之理，以我心之是非為是非。誠如陽明先生所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王陽明全集》卷2，《語錄二·答羅整庵少宰書》，76頁。）德國的存在主義者雅斯貝爾斯也強調，研究哲學史隻是一種手段，目的是喚起當下的自我蘇醒。雅斯貝爾斯非常強調要以自己的嚐試，去跟哲學家們一同體驗真正的哲學。他說：對傳統的權威我們不能簡單地去服從它。“我們的使命是，以自己的經驗通過傳統發現自我並在傳統的根源中找到自我的根源。”“因此，一旦曆史喚醒了我，它就變成了自我的一麵鏡子：在映象中，我可以觀察自己，我自己在思考什麼？”（李雪濤：《論雅斯貝爾斯的世界哲學及世界哲學史的觀念》（代譯序），14頁，見雅斯貝爾斯：《大哲學家》，李雪濤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總之，研究前人是為了發現自我，深刻地領悟自我的現狀。一旦脫離我的是非，我的生活，對前人的認識就毫無意義。《道德經》內容玄奧艱深，語言晦澀模糊，令後人難以讀通。老子絕非成心如此，這可能是由於其處境艱難、思維方式超前、古今語言差別以及圖書資料散失資料保留不完整所致。所以，想窮盡《道德經》之文義，恐遙遙無期。再有，《道德經》的注本有幾千種，想找到一個統一的定本幾無可能。為了盡快讓《道德經中的智慧為企業發展發揮作用，姑先認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就是老子，老子與我“同此心”、“同此理”。以我心之是非為是非來理解《道德經》，也就是像雅斯貝爾斯那樣，在老子身上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合理經營的根。李雪濤先生引用了南宋大慧宗杲普覺禪師的一句話“無著雲：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雲：卻是莊子注郭象。”（同上書，15頁。）我們的企業家也應該用我注老子的方法來領會老子。第二，“知行合一”。陽明先生認為，知離不開行。“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王陽明全集》卷2，《語錄二·答顧東橋書》，45頁。）陽明先生所雲“良知”類似佛教禪宗於日用間體認佛性。禪宗認為，“搬柴運水無非佛事”、“在在處上皆是道場”，以至有驢鳴狗叫拉屎撒尿皆有“西來大意”之說。陽明也賦詩：“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王陽明全集》卷20，《外集二·別諸生》，791頁。）。“饑來吃飯倦來眠，隻此修行玄更玄”（《王陽明全集》卷20，《外集二·答人問道》，791頁。）。有一屬官，心慕陽明心學，說：“此學甚好，隻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陽明答：“我何嚐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王陽明全集》卷3，《語錄三》，94～95頁。）“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王陽明全集》卷5，《文錄二·答路賓陽》，192頁。）。“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王陽明全集》卷4，《文錄一·答徐成之》，145頁。）。同理，老子所說的“道”也須能在生活中整體地領悟。本人以為，必須用生活介入的方法領會《道德經》脫離社會生活，整日埋首於書齋，《道德經》永遠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而對於從事實際經營的企業家來說，若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介入研讀，則《道德經》很快會成為展示其內心“良知”的“為我之物”。梁漱溟先生1928年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時，向聽眾鄭重聲明“我始終不是學問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許久我是什麼人？我大概是問題中人！”（《看學人自傳，窺世紀風雨》，載南方報業網，20050207。）梁先生豈能不是學問中人！但梁先生是為解決社會問題而談論學術的人他的學術著作頗受做實際工作的人的歡迎。本人豈敢仰視梁漱溟先生！然而在這裏也鬥膽模仿梁先生帶著關心社會問題的心態解讀《道德經》，以為這樣才有助於企業家讀懂《道德經》。三關於老子的“道”老子思想的核心就是“道”。“道”究竟是什麼？幾千年了，誰也說不清楚。老子本人也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既然不能單獨說清，筆者隻好通過能夠接觸到的要素來照射它，爭取投射出它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