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幕中國經濟——美麗和追夢 奔騰年代的規劃精神
《奔騰年代》的經濟啟示：金融業“十二五”發展規劃深層體現了求真務實、有的放矢、敢於亮劍、求同存異、重心明確、內外兼顧、順勢而為、審慎發展的時代精神。
時代的共鳴構成了曆史的回聲，精神的共振推動了發展的進程。
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引致了一個暗礁四伏的動蕩年代，在喧囂浮躁、紛紛擾擾的時代雜音裏，發展的主旋律愈發難以把握。麵對這樣一個充斥著發展陷阱、增長漩渦的動蕩年代，市場難免感到迷茫、不安和煩惱。但有幸的是，我們並不孤獨。因為就在80年前，全球經濟同樣經曆過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蕭條，而大蕭條同樣引致了一個刻骨銘心的動蕩年代。
掌握過去的人掌握未來，曆史是最好的時代導師。麵對動蕩年代的世紀逆襲，市場不禁想問：上一次是怎樣一種力量引領全球經濟走出陰霾、走向新生？有人說是羅斯福新政，有人說是凱恩斯主義。而在筆者看來，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僅僅是這股力量的表象，在80年前的那個動蕩年代，救贖全球經濟的是蘊藏在理論革新和政策實踐中的一種時代精神。而最能直觀體現時代精神的媒介，往往是藝術，是電影。2003年上映的經典影片《奔騰年代》，就用一個真實故事的影像重塑，向世人展示了這種時代精神的精髓。當影片中三個在經濟蕭條中失去自我的男人和一匹被人忽視的矮馬憑借著執著、堅韌和努力實現了自我超越、成就了無上輝煌，我們赫然明了，戰勝大蕭條的，同樣是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中類似的時代精神，敢於擔當、有所作為、持之以恒的時代精神。
將視野從80年前拉回現在，同樣的動蕩年代，或者說同樣的奔騰年代，走出發展困境、開啟穩健複蘇，我們需要的，同樣是能夠體現當下時代精神的引領性政策。對於中國經濟而言，著眼長期的引領性政策是全局性和行業性的“十二五”規劃。在眾多專項規劃裏，最引人矚目的，莫過於2012年9月發布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以下均簡稱為《規劃》）。令人振奮的是，從時代背景看，這個《規劃》結合了曆史經驗和最新演化，深層體現了走出危機陰霾、成就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四種時代精神。
其一，從經濟增長背景看，《規劃》體現出求真務實、有的放矢的時代精神。2011—2015年，全球經濟的核心特征將是“普遍失速、長期低速”，而中國經濟的核心特征將是“減速增長、轉型發展”。根據IMF的最新預測，這五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速將為847%，其中2012年增速恐將“破8”，低於改革開放以來1001%的曆史平均增速，但與此同時，受增長引擎轉換的作用，中國經濟有望在後四年實現增速結構的逐年提升。如此背景之下，《規劃》將“經濟增長是金融發展的基礎、金融深化是經濟轉型的助力”的辯證關係深刻融入到目標設定和政策設計之中，體現出對自我的清醒認識、對世界的動態觀察、對時代的穩健把握。一方麵，《規劃》求真務實，對2007年以來金融危機影響從美國向歐洲再向新興市場分步擴散的演化邏輯予以高度重視，將指導思想的重要一環明確定位於“顯著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水平”，並在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趨勢未變的基礎上提出“保持金融總量平穩較快發展”；另一方麵，《規劃》有的放矢，將兩個主要政策著力點定位於“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為中國經濟新興增長點和內生消費動力的培育提供了金融助力。
其二，從全球博弈背景看，《規劃》體現出敢於亮劍、求同存異的時代精神。2011—2015年，全球經濟在次貸危機和債務危機衝擊後的低速增長使得可供各國分享的整體利益並不充足，而複蘇差異性的普遍存在和持續擴大則進一步加大了利益競爭的個體激勵。如此背景之下，如何理性參與國際競爭、應對博弈變化、防範保護主義、實現和平崛起、促進多方共贏，成為中國金融業迫切需要求解的時代命題。而字裏行間、政策內外，《規劃》表現得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一方麵，《規劃》敢於亮劍，根據IMF的預測，2015年，中國GDP的全球占比有望從2011年的1431%逐步提升至1696%，基於中國經濟實力壯大的底氣，《規劃》提出進一步“深化金融對外開放”，通過引導金融機構穩健提升國際化經營水平、逐步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積極參與金融穩定理事會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等國際組織的金融標準修訂和製定工作，多管齊下，不斷提升中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另一方麵，《規劃》求同存異，提出“深化多邊金融和貨幣合作，引導和推動區域金融合作進程”，著力避免“以鄰為壑”格局的重現，為全球博弈結構改善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