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朝，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又下降了，從給皇帝打工的員工，變成伺候皇帝的仆役了。
明初的士大夫既沒有魏晉時的權勢，也沒有隋唐時的莊園，更沒有兩宋時的尊貴，隻能做一隻聽話的哈巴狗。
一旦官員犯錯誤，挨打受刑是日常享受，充軍做苦工是皇帝開恩，喪身破家是逃脫不了的宿命。
官場如同刑場，沒有大官和小官之分，隻有大刑與小刑的差別。
偶爾有被皇帝看重的特務頭子，一時風光無限，但是在朱元璋心目中，甚至在口頭上，隻把這些人當作是咬人的惡犬。
之所以皇權到了朱元璋這裏變得登峰造極，其背後的原因便是約束皇權的機製失靈了。
隋唐以來的三省製度，中書省掌決策之權，門下省掌封駁之權，尚書省掌執行之權，將國家政權分作三部分。
三省製度使得各部門分而治之，相互鉗製，從而在形式上避免了權臣出現，也防止皇帝濫用權力。
在三省之下執行政務的六部，地位很低。凡是政務推行，名義上由三省的宰相負責。一旦出事，或降職，或免官，或賜死。
如此，皇帝對國事不但不是直接負責人，而且也不負有任何的法律責任。例如，有天災人禍這樣的大事，皇帝頂多下一道罪己詔，不痛不癢的。
究其本質，三省製度的建立正是為了使皇帝遠離朝廷政務，不負行政責任，成為江山社稷的吉祥物，有些像西方的君主立憲製。
到了元朝，三省合為一省。到了明朝，更是直截了當，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殺掉胡惟庸之後，廢除中書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六部。
在這樣的政治製度下，皇帝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將皇權與相權合二為一。再加上軍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及超越法律的聖旨，使得天下大權盡在朱元璋手中。
此外，在明朝之前，守法在理論上是皇帝的美德，不論是成文法典，還是習俗相沿的傳統。
為了維持一個政治集團的共同利益，為了維持皇家超越世俗的社會地位，守法是皇帝治理國家時最好最有利的統治方法。
皇帝的地位雖高，權力雖大，但是不應當以個人喜好作為執政的導向，不應當以個人感情來毀法、壞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須先經過法律的製裁，然後再經過皇帝的特權來補救。皇帝特權不應超然於國法之上。
著名的例子有漢文帝時期的幸臣鄧通，其在朝堂上不守禮節，導致丞相申屠嘉大發脾氣，說是朝廷禮節被破壞了。
下朝之後，申屠嘉下令傳鄧通審問，拒傳就立刻處死。鄧通慌了，向皇帝求救，但是漢文帝尊重朝廷禮節，照樣讓鄧通去麵見丞相。
鄧通隻好負荊請罪，去冠光腳，在申屠嘉麵前下跪請罪。申屠嘉怒斥：“小臣戲殿上，大不敬！”
之後，申屠嘉令長史將鄧通拖出去斬了。鄧通嚇尿了，磕頭求饒，額頭都磕出血來了。
漢文帝見狀，這才派人向申屠嘉說情，給鄧通開罪。申屠嘉這才給了皇帝的麵子，放了鄧通一馬。
鄧通如獲重釋，哭著對漢文帝說，丞相差點就把我給殺了。麵對此情此景，漢文帝也很無奈。
申屠嘉是列侯，是開國功臣，代表重臣集團執行法紀，而重臣集團與皇家休戚相關，利害與共，漢文帝也必須尊重丞相的命令。
但是，到了朱元璋時期，一切都變了。放眼整個朝堂，放眼整個大明，放眼整個世界，一個能打的也沒有。
所以，朱元璋為所欲為，想盡一切辦法剪除所有對朱家王朝有威脅的勢力，管你是功臣還是重臣，管你是文官還是武將，通通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