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死證》的散淡印象
宋輝(湖北省著名評論家)
讀這部長篇，最初的感受是作者在選材上的機智。“宮本失蹤事件”是日本侵華戰爭時代一次堪作導火線性質的事件，在今天，我們所能掌握的有限史料僅僅透露了一些表層現象:日本駐華官員宮本的突然失蹤——當時南京政府所遭到的來自日本的巨大壓力——宮本突然又毛發無損地出現在公眾麵前,此後便銷聲匿跡。事件有了結果,但是,無人知道這次所謂“失蹤事件”的內幕。
實際上，“宮本失蹤事件”成為一個懸念，高高掛在歲月遙遠的彼端，讓人們隔了彌天的戰火和紛紜眾說去盡情猜想。
於是，這個充滿神秘色彩的懸念作為本篇作者營造故事的契機，文字一層一層地將整個事件剝離開，將事件參與者的命運隨事件本身的終結而繼續伸延——其實，文本鋪展的真相的確定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作者給予好奇的讀者一個“真相”，這個“真相”提供了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傳奇和情調,它在很大程度上補償了眾多讀者在現實中難以親曆的奇趣之憾。這樣，便達到了通俗作品預期的娛樂效應。
選材的機智使這部通俗小說有了“說頭”，迷離跌宕的情節與純粹簡約的史料相比，讀者是更樂於接受前者的。
和一般純文本創作相比，通俗作品更講究以情節取勝，情節的傳奇是作品成功的關鍵，從這一點上看，《死證》有著成功的情節處理。
全部情節緊扣住“宮本失蹤事件”這場政治陰謀，宮本與川子兄妹、張四夫婦、陳栩一家以及許許多多人，有意或無意地在猝不及防裏就被卷了進去，想逃都逃不掉。
所有的一切就像夢魘,可對於宮本,這是一場眼睜睜看著它存在的夢魘:單純可愛的妹妹被劫、被賣、被侮辱，溫情的戀人阿惠從日本本土被騙到中國、被上司木村利用和占有，最後成為戰爭的殉葬品，張四和四嫂這對平凡、與世無爭的柴米夫妻因受宮本的牽累而先後慘死，甚至宮本自己也被逼得走投無路。這場夢魘就是個無法抹殺的事實，就是人的命運。
作家在情節的處理上是跌宕性的:開篇就是軍部的特使、間諜頭子木村野夫悄無聲息地降臨南京，有點像生物學中生物圈的設計一樣，生物圈緩緩啟開，對象一個接一個地陷落進去，然後生物圈的門就緊閉——木村野夫帶來的暗殺令正是這樣一個充滿殺機的生物圈，宮本陷落進去，川子也陷落進去，然而就在木村行將關閉生物圈時卻出了岔子:川子出乎意料地逃出日本領事館並在宮本即將自殺的瞬間出現於陰謀實施現場，於是天下大亂。情節在動蕩中一步步伸延，宮本一次又一次地躲過日中雙方的追殺和搜捕;川子也在瀕臨絕境的“東洋美人館”被哥哥救出;就連木村、阪莊等策動的“宮本失蹤事件”也在最後一刻被宮本的出現所擊碎……人物的生死悲歡隨著情節的起伏變得撲朔迷離，在一波初平又一波突起的情節中，讀者一次次地為人物的命運而提心吊膽。
這，或許就是文學理論上常說的情節處理與接受情趣的協調。
《死證》在第一章寫過這樣一句話:“多事之秋產生的故事是快節奏的故事。”其實，這“快節奏的故事”正是本篇的敘述風格。
首先，作品的“快節奏”得益於前麵所說的跌宕起伏的情節處理。故事的主人公宮本幾乎在每一次生死攸關的刹那或因求生的本能或因意外的緣故而跳出漸漸收緊的圈套。這樣，主人公的絕境逢生便使作品的每個小細節一環接一環利落地扣在一起。例如在第八章“宮本失蹤事件”的尾聲處理上，張四揭開蓋屍布露出四嫂的屍體，全場大驚的瞬間，扮作抬屍漢的宮本撕開偽裝以真麵目出現在外交部禮堂，“刹那間，地球仿佛停止了轉動。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也都停止了呼吸!”這段靜場敘述之後，作者緊接引摘一段史料。接著筆鋒陡轉，“當日下午”木村收到了軍部發來的特級密令，川子也在同時不見蹤影……這一切對閱讀者而言，從這種環環相扣的緊湊中既領略了故事的動魄驚心，也從風雲初靜的片刻中隱隱感覺出正在逼近的更大殺機。
其次。從敘述時段看，全篇從1936年初夏一直到1945年仲夏，跨越了整個日本侵華戰爭時期。作者將這場戰爭中的一些史實,如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中國勞工的悲慘遭遇和海外暴動都牽入故事裏以加強作品紀實性。不僅如此，作者的機智之處還在於將故事中的人物宮本、張四、川子、陳栩等人一一嵌進這些史實，於是，人物的命運串連起戰爭的背景，原先看起來疏鬆的事件被組合成密切的文本結構。漫長的時間仿佛經這種處理而不斷加速,在閱讀時,緊密的結構布局無疑增強了故事的“快節奏”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