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一份奏折，西太後默算了一下，這已是她這兩日來第五次看見沈哲這個名字，沈哲使今年廣東的新晉舉人，年僅十五歲，無官無職，當然一個大清多如牛毛的舉人是不能引起這麼高的關注度的，而沈哲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他的功名而是在於身世。
第一次見到“沈哲”兩個字是在前日早上從英國使館送來的消息。對方說英國公使的一個翻譯兼秘書約書亞·愛德華·洛克伍德要回國結婚，已於當日淩晨啟程回國雲雲，這本是英國自己內部的事，之所以要和太後打聲招呼的原因則在於約書亞並不是獨身回國的，還帶了一個叫沈哲的中國人到歐洲遊曆。
事情到這裏還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因為英使館方麵對沈哲身份的交代僅僅隻是同治九年的舉人，在太後看來，她雖然並不喜歡讓國內的官員往外國跑，但隻是一個舉人又是一個漢人就算是死在外麵於大清而言也是一件無關痛癢的事，至少比外國人死在中國好辦得多。
但到了第二天的正午，情況就開始趨於複雜化。先是從福州送來了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的八百裏急奏，本來太後以為是台灣方麵又出了什麼事端，但從內容看來似乎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狀況，說是奏折但看起來更像是懺悔書，總結起來就是說自己平日對子女們都欠管教，所以子女們時至今日都是碌碌終日，女兒找不到好人家，兒子一事無成，看得西太後是莫名其妙，心中盤算著似乎近幾日沒有接到沈葆楨的家眷犯了什麼事的消息，是沈葆楨自己沒事找事想自汙，還是她的情報網出了什麼問題，一向認為自己的內線任務安排得滴水不漏的西太後，此時心中頓時湧起一股失落。
按照大清一直以來的傳統，通常在奏折的後半部分都會強調突出主要目的，這份也不例外，翻過一頁，開篇一句就是“臣子哲，奉舉人之祿，不思精忠報國，而私逐英夷去國，其罪無可加也，行徑如是，非沈氏之徒，臣伏請太後重責之。”
很多年以後，當沈哲看到這份奏折的時候，不禁哂然一笑，中華民族永遠造就最偉大的父親，因為他們永遠可以培養出德智體美勞全麵發展的兒子，如果發展得不全麵，不認這個兒子就可以了，也是夠方便。
“臣子哲。”“逐英夷去國”太後看著這幾個字，麵色未改隻是端著茶杯的手不禁顫了一下子。
事情發展到這裏，她認為情況仍然可以控製，她當然不會按沈葆楨的啟奏去治沈哲的罪，但她也沒有必要為了沈哲的安全問題和西方交涉，英國那邊愛管就管，不愛管就隨他去，反正不管那份奏折是真情還是假意，他沈葆楨自己已經說了不認這個兒子了，那麼朝廷這邊更不用巴巴地貼上去。在這樣一個西方關係相對平和的時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外國的技術要學，外國的武器要買，但是和外國人仍然是好摻和的好。
不過讓太後沒有料到的是，緊跟著沈葆楨的奏折，又有三本急件接踵而至，先是陝甘總督左宗棠上書來為自己的學生說情，再是新任的直隸總督李鴻章引經據典地說明他幹兒子出國這件事，方法的確存在問題，但是精神是崇高的，最後是已報病回鄉的毅勇侯曾國藩表明自己老師林則徐的外孫子不顧自身安危，隻身赴英那是先天下之憂而憂，朝廷應當趕快給他一個相應的頭銜方便其在歐美行事。
這些奏章對應的主角不約而同地指向舉人沈哲。
西太後看著並排擺在她麵前的奏折眉頭緊鎖，自她的丈夫去世之後，她已經不在乎自己的臉上多出幾條皺紋，雖然這一切在他的兒子去世後有所改變，但是此時此刻她的全部心思仍然在於如何保住同治的帝位和大清的基業。正處在叛逆期的同治饒有興致地瞥了一眼自己的母親，冷哼了一聲，傻了吧。
傻了，還不至於，但是方案必須調整，本來以為隻是一個氣血方剛的舉人，如今卻一個不差的扯出了湘楚淮三軍的最高統帥，甚至和已故封疆大吏林則徐也沾親帶故，就是說很快那些翰林們為沈哲說話的奏折也會紛至遝來，沈哲一躍而成了清國最不能出意外的人之一，而此時，恭親王奕?也帶來了最新消息，這個沈哲和英美德的公使都私交甚厚。
大凡政治高手都不約而同地具備一個長處，就是在最壞的環境下仍可以達到最大利益，此時的西太後正當壯年，無疑仍是一個頭腦清晰的政治家。
自道光年間五口通商以來，歐美各國已是屢次要求與清方互通使臣，但清廷的態度也一直明確而堅定，你們的人過來，可以，要我們派人過去，對不起，不行。無論是道光還是他的乖兒子鹹豐，都抱著“通過簽簽合約，給給錢然後按部就班地把日子好好過下去”這一美好而天真的幻想。因此雖然外國的公使們拖家帶口地進駐北京城，但清政府方麵基本上除了幾個采購員就沒怎麼派人出去，再加上中國的官員們思想再怎麼先進也是讀聖賢書出來的，打心眼裏瞧不起西方人，雖然承認人家技術比我們先進，但就是怎麼看怎麼不順眼，談判桌上與西方人客客氣氣，相敬如賓的，轉過身來就把人家罵得豬狗不如，更使朝廷對洋人徒增厭惡。而不得不說的是洋人方麵自己也不注意樹立良好形象，把中國想得和被他們殖民的印度一樣好欺負，怎麼說怎麼是，且不論1856年莫名其妙地就打過來了，還把圓明園都給燒了，就是地方那些傳教士就有夠囂張，可是中國的老百姓一向是聽話的時候很聽話，但叛逆起來也很有一套，這兩個條件加起來，就導致了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各地所謂的教案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