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多的知青生活，終於在漫長而又曲折的苦熬中結束了。如今，我似乎已經沒有了當年剛插隊不久時爬火車的膽怯和笨拙，沒有了往日舌戰廖村農民哥兒時孤身應對的無畏和洋相，沒有了曾經在縣民勞科工作時險山惡水間的勇氣和莽撞，沒有了原先下基層搞調查時死亡地帶中的執著和冒然，沒有了一度當民辦教員時束手無策的奇思和怪想……
兩千五百多個的日出與日落哦，送走了我的青春和夢想。失去了人生中最寶貴的時光、最充沛的精力和最美好的理想，我幾乎也同時地失去了即興耍筆杆子的自信，還失去了上工農兵大學的癡癡幻想，更失去了雨中情、燈裏聚、月下戀和為了她夜闖鬼林行三十多裏路買人參的膽量以及那為了心上人而奮不顧身的愛戀執狂。
而今，雖說我要走了，但我的歸宿並不理想。傳說中的隔壁縣國營茶場，是個“四不像”的樣板，不但沒有脫離“農”字號，而且管理模式也相對地滯後呆板——那根本不是我的向往。不過，我的這個招工名額卻來之不易：它飽含著縣知青辦幹部們的一番心血和辛勞，它體現著縣武裝部祝副政委的一身凜然正氣，它傾注著公社魏主任的一份關切。在這諸多的努力麵前，在那冷若冰霜的公社女權威的陰影下，在招工又要開始凍結的傳聞中，我又該如何地去選擇？除了無奈外，還是無奈。或許，這便是我命中的注定；或許，這便是自己先前種下的苦果；或許，這便是抗爭帶來的厄運……
現在，我終於變成了一隻折斷翅膀的醜小鴨，孤零零地彳亍在白茫茫的雪地上。頭戴一頂閩北特有的小竹笠，手拄一根幹樹枝的拐杖，深一腳淺一腳地跋涉在寒冷的暮色中，艱難而落寞地走出了深山老林。
我把原先來的路，我把曾經的一切榮耀和激情，我把過去的一切苦難和陰影，都一一地拋在了身後。而身後，留下的隻是一片銀白色的即將過去的隆冬和一長串深深淺淺的腳印……
那腳印既像一排問號，又像一排感歎號，更像一排省略號。那扭曲變形的符號從這個山腳延綿到那個山腳，慢慢地消逝在熟悉而彎曲的山道上，消逝在茫茫的雪地中……
我希翼著：雪地的盡頭有一隻暖融融的竹火籠，用它那掩埋的火種輕輕地消融著自己漸已凍僵的心靈。我憧憬著：雪地的盡頭有一汪湛藍湛藍的天鵝湖，用它那蕩漾的清波慢慢地洗滌著蒙罩在自己心頭上的憂傷。
然而，沒想到的是曆史跟我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盡管隨著時間的不停流逝和風雲的不斷變幻，但曾經的親曆卻在我的記憶幽穀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忘不了啊，永遠忘不了那七年間所承受的風風雨雨——曾經的激情和歡樂，曾經的辛酸和無奈，曾經的奮鬥和抗爭，以及那淒美的愛情和沉思……
也許，這便是山那邊的深情呼喚，也是心靈深處的無聲呼喚，更是日漸失落的記憶呼喚。這呼喚好似那“地火在運行，岩漿在奔突”；就是“任冰山嗬，任冰山也無法將它冷透”……
1966年5月，一場以學生運動為主體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不久，由破舊立新、批“牛鬼蛇神”和揪“黨內走資派”的口誅筆伐，迅速地演變成了工農參與的大規模派別對立、文攻武衛和打砸搶的暴力衝突。或許，這是一種曆史現象。然而，也正是這種不可思議的曆史現象，導致了不可一世的紅衛兵小將在完成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使命後，一夜之間由曆史的寵兒——革命的闖將貶為了時代的棄兒。隨之，成千上萬大都市的老三屆學生也成了同色體，從而不得不披上“知識青年”的外衣，一道被遣往山高水遠的窮鄉僻壤插隊落戶，天各一方地接受著愚昧、壓力和苦力以及病痛的挑戰與折磨。
每當我回憶起那段塵封的插隊往事的時候，記憶的帷幕便會拉開在那個飄著微雪的冬天；翻開泛黃的日記本，扉頁上記載的確切時間是1969年的2月10日——那便是我離開家的日子。
記得那是在一個明朗的冬日午後，沒有風，幹冷幹冷的，看那遠方的山頭上還攢著些微微的新雪。雖然再過七天便是傳統的農曆新年了，但空氣中卻絲毫沒透露出一絲新年的氣象來。路邊的汽車慢悠悠得駛過，揚起一陣灰黃的塵霧，久久不見散去。我和給我送行的唯一的哥哥——亭兄一行經過了一個多小時的顛簸之後，終於趕到了人潮湧動的福州火車站。
還記得那天的車站裏擠滿了人，而離別又傷感的氣氛始終籠罩在人們的身旁，彌漫在空氣中。在那長而寬的站台上，沒有歡送的鑼鼓，沒有光榮的大紅花，更沒有什麼領導人物的致辭和關注。隻有那默然中的無數腦袋在攢動，混亂的人流在相擁；還有些強作歡顏的，卻不慎間讓那眼角滑落的淚珠暴露了真實的自己。
在車站的候車室裏，大我十歲的亭兄默默地卸下了肩頭的行李包，為我前去尋找出發的那趟列車，我們一行人則在落腳的地方暫且歇著。我看著他頎長的背影，正努力地向著擁擠的入口處擠去；他用手用力地撥開身邊洶湧的人潮，側著身一步一步往前挪著；他梳理整齊的頭發在這左推右攘之間也漸漸變得淩亂了起來。他偶爾的一回首，我透過他的近視鏡片，依稀地看到了他正悄悄地流著眼淚。
說起那淚水，我覺得與常人似乎有些不一樣：做為長兄，他無法如願以償地擔負起“長兄為父”的重任，無法保護好隻有一個的弟弟，心裏是多麼的難過啊！但是，又有什麼法子呢？在這個年頭，他一個背著家庭出身十字架的小學教員，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都難保呀！為此，他隻得處處提心吊膽，話不敢說錯一句，事不敢做錯一件。也正因為如此，他才隻吃了一張的大字報。麵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艱難處境，他唯一的選擇便是“無言獨上西樓”，默默地鎖住了寂寞的“清秋”。望著他的背影，一陣莫名的傷感湧上了我的心頭。
大約過了一頓飯的時間，我再看到亭兄的時候，他已經回到了我的身旁。他臉色凝重地看著我，憂慮地說：“我打聽清楚了，你們這批知青乘坐的就是這列悶罐車。”
說起悶罐車，現在的孩子們或許都已不再熟識；但老一輩的知青卻記憶猶新。那悶罐車也叫豬仔車，是鐵路上專門用來裝運牲口的交通工具。那一節節串掛起來的獨立空曠的長方體車廂，裏頭沒有座位，隻供人“席地而坐”。為了應付人的生理需要，角落邊還有一隻臭乎乎的尿桶。我想，在這男女混合的車廂裏，女生要方便的話還非得叫上一些姐妹形成一道人牆遮羞不可。車廂是密閉的，隻在大鐵門左右方的上下各開一個小窗口，這樣算來，每節車廂共有八個窗口，估計是用來通風透氣的。車廂的門很大，靠著下麵裝有滾輪才能拉得動，以便於馬匹駱駝一般的大型牲口進出上下；車廂上的窗戶卻都很小，勉強隻能同時伸得進兩個成年人的腦袋。據說等到了夏天，毒辣辣的陽光炙烤著這包著鐵皮的車廂的時候，車廂內的饅頭都可以被悶熟。或許，這便是悶罐車名字的來由——但幸好現在是冬天。